苏青散文:女性立场与都市书写李艳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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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49408

[ 李艳文选 ] 　　

苏青散文:女性立场与都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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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散文:女性立场与都市书写

◇ 李艳

　　摘要:苏青的写作,以个体的经验和遭遇,表达了都市女性的人生态度及生活方式。她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和自觉的女性立场,表现出她身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思索和追问。她散文的日常化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拉近了文学与生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因此,其文学创作是都市人生的一部分。
　　关键词:苏青散文女性立场都市书写
　　
　　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化首先形成的城市。都市女性首先在上海出现,是区域社会变迁由乡土文明转向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产物。王安忆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城市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事实上,历史上的女性作品寥若晨星,与女性生活天地狭隘密切相关,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写作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随着城市进一步的都市化,扩大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城市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和便捷的物质条件,日益发展的现代报刊业对散文随笔的需求,使女性有了以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独立地生活和思想的可能。正如上海女作家素素所说,“三十年代以后,上海女性彻底的都市化现代化,只要给她们一片都市的天空,她们自然地就提供一种属于都市的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1]可以说,上海近代的都市化,成为了上海女作家独立意识进一步觉醒与强化的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驱动力。
　　苏青的写作,以个体的经验和遭遇,表达了都市女性的人生态度及生活方式。苏青散文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她自始至终以女性的视点进行写作,描写都市女性生存的悲欢际遇。因此,笔者把她的创作归结了女性生活立场的一种表达。苏青的表达,概括起来,主要是她的女性意识和对都市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描绘。
　　
　　一、苏青的都市女性意识
　　
　　看苏青的散文,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苏青纯粹的女性视角和自觉的女性立场。她几乎把都市女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写到、写绝了。她《谈女人》、《论女子交友》,谈目前《我国的女子教育》,也谈《女性的将来》;她从《母亲的希望》谈到《现代母性》,她探讨《生男与育女》、《科学育儿经验谈》,又关注《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组织里弄托儿所》……苏青很清楚,大多数都市女性都缠身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脱不了柴米油盐和儿女情长。苏青就通过眼前的事、身边的人,来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她的作品集中表现了诸如爱情婚姻、职业女性、现代母性、科学育儿等等女性题材,表明了苏青对都市女性问题的深切关注,表达了她身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思索和追问。
　　伍尔夫在《有自己的一个房间》阐明了女性写作的基本条件:钱和房间。她认为,如果她们不属于任何别人,不是男人和家庭的一种财产,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话,女性是能够成为写作天才的。正是上海都市的兴起和发展,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逐渐走出了一些事业成功的职业女性,苏青的散文创作的自由与可能,这之中除了她个人的天分之外,和时代所提供的机缘、条件不无关系。王安忆说,“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2]。
　　苏青原先是以家庭主妇的身份进行写作的,和丈夫离婚后,她成了以写作谋生的职业作家,对现代都市职业女性的生存体验有更痛切的感受。苏青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她对现存社会中女性不合理的生存环境认识得最为透彻,批判得最为深入。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角度与切入点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女作家亦有所不同。20年代的女性作家,作品大多从婚恋视角切入现实人生,试图挣脱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实现女性的人生价值;30年代的女性作家,缺少创造“女性文学”的自觉,作品虽也有女性意识的萌生、觉醒,但整体特征是女性意识的淡化甚至雄化、无性化走向。40年代的苏青,失败的婚姻强化了她的“生存意识”,因此,她着重的是生存——“为生存而生存”。职业化的写作使她不仅体悟了职业女性这一新兴阶层的苦辣酸甜,还使她特别关注她们的境遇出路,她写出了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中,独身女子闯荡社会的艰难:既要在男性社会群体中周旋,又要被家庭俗事缠绕,更加上女性天然的生理心理负荷,这一切使她感受到职业妇女“太辛苦了”,在《海上的月亮》中,她写道:“写文章,编杂志,天天奔波,写信,到处向人拉稿,向人献殷勤。人家到了吃晚饭时光了,我空着肚子跑排字房;及至拿了校样稿赶回家中,饭已冰冷,菜也差不多给佣人吃光了,但是饥不择食,一面狼吞虎咽,一面校清样,在廿五烛光的电灯下,我一直校到午夜。”于是在《第十一等人》中她感叹,女性解放了,男女平等了,女性负有社会责任了,但所负的家庭责任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于是乎女人苦矣!女人难矣!女人虽从第十一等人一跃而与男子平等,但其生活却更苦更难了”。苏青就是这样,以自身经历为例,来表达对女性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愤慨。
　　但作为都市女性中的一员,苏青认为职业女性虽则辛苦,可它不仅是生活的保障,更是捍卫自尊和主体地位的坚强后盾,女性唯有从家庭生活中解脱出来,才能争取到女人的自尊、自信和自足。所以苏青在申述职业妇女生存之苦的同时,也表达了独立自主坚守职业的愿望。在《现代母性》、《我们在忙什么》、《做媳妇的经验》、《小天使》等文章中,苏青批评了不少女性结婚以后成天周旋于丈夫、小姑、公婆和孩子等家庭成员之间,终口忙碌而不知“在忙什么”,在琐屑无聊中消耗青春和生命,女性的自身价值失落殆尽。因此苏青提出,要解放妇女必须将女性从传统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将家庭劳动社会化、公益化,恋爱、婚姻、养孩子职业化,“我们要解决这问题,除了国家切实保护外(如多设公共食堂、洗衣作、托儿所等),先得从改造思想入手”[3]。她呼吁建立托儿所,开办公共食堂,宣传女子节育等等,以减轻职业女性的生活压力,使女性能够脱离家庭负担,服务于社会,获得经济的解放,从而谋求更高意义上的妇女解放。[4]苏青的呼吁,是从“菲勒斯中心”话语中解脱出来女性话语,它使探讨妇女解放的话题带有更直观深刻的文化反思意味,尽管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和难以实现,但历史的发展却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苏青在女性问题上的独到、深刻与睿智。
　　“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5]毋宁置疑,苏青的创作是个体的、功利的,自身特定的生存遭遇,女性生存残酷的性别劣势,不断触发苏青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的自审及对于男性社会的质疑,从而形成了苏青女性散文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探讨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声音。这声音,她用坦率直白的语言喊出,这种直白的“牢骚式”的语言,让人看到苏青的真诚率真,而这正是苏青作品最动人之处——散文的自由随意被发挥到了极至。胡兰成是这么赞美苏青的《浣锦集》的:“五四以来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那么理性的,而又那么真实的。”[6]正是因为苏青散文话语的独特性,使她的写作成为现代女性散文一道颇具异趣的景观。
　　
　　二、苏青的都市化写作
　　
　　随着上海的都市化,市民阶层开始确立自己的地位,上海都市文学也随之发展,并在20世纪的40年代形成了又一次的高峰,出现了张爱玲、苏青和予且这样表现现代都市的市民世俗性、日常生活状态的作家。同是市民文学的范畴,苏青们的创作路子既不同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市民小说,也不同于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前者以普通市民的趣味为自身写作的取向,后者则从知识精英这个角度与普通市民分割开来,体现了现代人都市中少数新文化人的口味。40年代张爱玲、苏青们身为女人又置身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境遇格外敏感和专注,她们的创作,自觉坚持日常生活的立场,把日常生活作为文学叙事和审美的主要对象,描述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表现出现代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意识,在写作范式上具有了新的审美趣味和精神气质。[7]
　　程乃珊曾说:“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女人”,事实上正是这样,上海都市化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女作家的审美态度,都市文化讲求对生活细节的精致享受也影响着她们写作方式。正如苏青说到自己的《结婚十年》时说的:“家庭生活是琐碎的,这本书也显得有些琐碎起来了。”她纪录了一个都市普通女性很平凡的生活愿望:有个由夫妻相爱所撑起的温暖的家,伴着听话的儿女,做一个有所依恋与依靠的女人,“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但现实中做家居主妇不得,便转而希冀书能卖得好,过年能热闹一些。她注重表达一切从实利出发的人生哲学和利己道德观,饶有兴致地谈吃穿、谈交友、谈婚姻家庭、谈自己的文章……她从不奢求轰轰烈烈,只想抓住现在,踏实地作文,踏实地做人,踏实地面对生活,活得平凡而饶有趣味。她的散文,不离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以主妇或市民的见解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在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中导引出对“意义”的探寻。她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把生活当成一种享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她的笔下显得无比真实,自然真切,曾有人将之与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相比,苏青散文虽缺少了那种纵横古今、融汇东西的大家风度和雅文化的品味,却集中表现出她在红尘生活的细微处寻找情趣的市民文化品格。
　　苏青散文不仅是价值取向,甚至题材的选取都是趋同于市民社会,苏青有一本散文集《饮食男女》,书名四个字很准确地表达了她的文学观念。《生男与育女》、《科学育儿经验谈》、《烫发》、《论夫妻吵架》、《送礼》、《牌桌旁的感想》、《吃与睡》、《做媳妇的经验》、《宁波人的吃》、《蛋妙饭》、《夫妻打官司》、《拣奶妈》《教子》《救救孩子》……我们仅看这些文章的题目就知道,每一篇都联接着真实的市民人生,苏青从“饮食男女”这个最普通的生存基础出发,通过日常生活来展现其女性话语的特点,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身处其间的乐趣。如张爱玲所说代表着“物质生活”和人生“常识”。苏青主张“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生活之甘苦,名利之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之不厌”。[8]其作品中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念,正代表着典型的商业都会的市民意识,契合了广大市民读者在特殊环境中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阅读期待。以至于张爱玲要说“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读者“从她那里,感染了现实生活的活力,觉得人生是可以安排的”。[9]
　　如果我们从中国都市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苏青的写作,是与“市场化”紧密相关的,文人通过写作获取稿酬,借此养家糊口。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苏青曾一再声称,她“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而她却“不是为了自己写文章有趣,而是为了生活,在替人家写有趣的文章”,“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钱”,[10]是实实在在的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文学创作对苏青来说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写作是为了赚钱糊口,苏青的这种文学观及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必然使得她的文学活动带有很强的商业性,她通过对市民趣味的认同来实现自己商业写作的目的,通过日常化写作赋予文学一种平民姿态和形象,因此,苏青的著作每一本都取得了极可观的销售成绩。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浣锦集》1944年4月问世,当年就印了六版。她的散文写作,表达了现代市民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
　　纵观苏青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出,苏青写作的经验化与私人化,使她的写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成为“女性写作”的某种范例;但苏青的写作,不仅是女性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又是都市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散文的价值取向,甚至题材的选取都是趋同于市民社会,它较多的表达出市民的物质理想、情感理想和人格理想。苏青不仅首开小说的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先河,又最早触及现代都市的市民世俗性、日常生活状态写作,她传达出只有女性才能感受到,不能为男性所取代的独特思想意识,因此,苏青散文,既是女性立场的表达,也是都市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书写,其创作无疑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注释:
　　[1]素素:《公寓生活》,见《前世今生》,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2]王安忆:《寻找苏青》,见《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3]苏青:《海上的月亮》、《第十一等人》、《挑断脚筋之类》、《自己的文章》,见《苏青文集》(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第145页、第356页、第431页。
　　[4]苏青:《组织里弄托儿所》、《女性的将来》,见《苏青经典作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第38页。
　　[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6]胡兰成:《谈谈苏青》,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7]刘轶:《对近年来市场化写作的一种溯源》,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第42页。
　　[8]苏青:《〈天地〉发刊词》,原载1943年10月10日《天地》创刊号。
　　[9]张爱玲:《我看苏青》,原载1945年4月《天地》月刊第19期。
　　[10][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李艳南宁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 53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