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展现出与古代、近代文学似乎完全不同的风貌。短短数十年,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占据文坛的主流文体皆按照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和文体标准而创作,即所谓新诗、小说、散文和戏剧。每一类文体皆有众多经典之作,可谓名篇倍出,大师云集,影响深远。
　　然而,若因此就以为现代文学真正是另起炉灶,与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毫无瓜葛,甚至完全对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华民族千百年发展演变、延续丰富的传统文化虽不是十分完美,同时也存在着许多腐朽陈旧落后、令人唾弃的糟粕观念,但其主流却是中华各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而成,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基本关系的认识和看法,代表古老东方智慧结晶,它使我们的民族在过去的日子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其有关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理念也并不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变化而黯然失色。其价值会因为现代社会各种弊病而愈益彰显,为现代人们精神世界不可缺失。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的矫枉过正激烈转换过程结束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对传统文化予以重新审视和认识,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地继承接受。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截然分割。
　　
　　一、爱国爱民的传统和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创作态度
　　
　　五四运动最直接的起因是反对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因此爱国主义精神成为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昂奋的主旋律。诗人闻一多在第一时间以鲜血书写岳飞之《满江红》,鼓动学子们满腔激愤聚集到天安门。担任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既是思想深刻的学者,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为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曾著《文学革新申义》提倡白话文,但其早在十一岁即已通读《十三经》,深受爱国传统的熏陶。少年天才郭沫若以崭新的诗歌形式赞美地球母亲,高唱凤凰涅槃的同时,与那位“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圣杜甫是何其相似。事实上,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虽九死而犹未悔”,经过杜甫、范仲淹、苏轼、陆游、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丘逢甲等,爱国忧民的精神代代不已,一脉相传,始终是中华文化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诗言志”“思无邪”的传统和中国儒家诗教所强调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些并没有随着现代文学语言、文体等形式的变化而削弱。列强的虎视眈眈,尤其是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给以现代文学以直接启迪作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没有哪一位作家、大师能够否认这种爱国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无数名篇由此而诞生。
　　此外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学功能,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在现代文学中被充分诠释,使文学的社会功用得以最大程度发挥。古典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起源、生活与创作之关系的论述,有着积极意义而长盛不衰。古人倡导知行合一,追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强调关注社会,关注生活。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的观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原则,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的精神,这些都给现代文坛以积极影响,也得到很好的运用。
　　
　　二、民主意识、社会和谐与个性自由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最时髦的标签,深入人心,也深深地影响着文学界。知识界精英和许多文学作品都大力宣传“争民主,反封建”的进步主题,产生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许多人将民主理解成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将传统文化与封建专制画上等号,以至于将文学名篇描写手法所写内容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事实,得出传统文化“吃人”的结论,导致对传统文化的误读。
　　传统文化中确实有非常专制的封建观念,如所谓“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之类,这是其发展过程中没落腐朽时期之极端,为传统文化之局部而非整体,并且在古代就已经有着反叛的声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有着十分夺目的人性的光辉,其中也包含平等和民主的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中心,但强调亲人之间的挚爱是伦理的基石。孝文化成为中华之美德。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以仁治国”、“以人道治国”。他的政治主张是君民和谐共存,其中包含有人性之爱。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体现出一种博爱精神。《中庸》的核心是“和”为贵,“和”是一种“分寸、尺度”,也是一种最佳的和谐状态,是一种追求完美、尽善的科学状态。在和谐的社会,民主自由是每一位公民都能享受的权利,而其渊源是在我国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周礼》。至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贵君轻,将普通老百姓放在社稷和君王的前面,这种政治理想所体现的民主意识,也是十分可贵的。孟子曰:“人皆可以成为尧舜。”现代学者指出,孟子这里要表达思想是“天赋人性人人具有,天赋人性人人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张扬个性、追求自由、思想解放、尊重生命的脉络也没有中止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到躬耕田园的陶渊明,从不肯低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李白,到一肚皮不合时宜、旷达不羁而追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都凸现出自我主体,也表现出对个体自由的尊重。
　　五四时期很多作品主题是关于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男女主人公为了追求平等、真挚的爱情,与阻碍势力斗争。似乎这也完全只有西方才存在。殊不知当西方舞台还在充斥着中世纪压制爱情的宗教献身观念时,东方的王实甫已经喊出“让天下有情人皆成了眷属”的青年男女的心声。实际上差异远不仅如此,古代确实有对女性才智的压抑,但对于女性的歧视并不只是中国特有,在西方,女性的诞生来源是男性的一根肋骨,生来便附属于男性。男女不平等现象存在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而对于女性的重视,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便已经开始萌芽。我国神话传说中造人的祖先是女性女娲,女性与男性的诞生是相同的。在史书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还有“党母族”之类的记载。历代对美好爱情的礼赞不绝如缕。《诗经》中既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宣言,也有女性对“氓之痴痴”负心汉的谴责,还有女性对爱情主动的追求和思春情怀的倾述,都表现出婚恋自由平等的可贵意识。在汉族文人作品中,从“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长恨歌,到李商隐深情绵渺的《无题》诗,从柳永的《雨霖铃》到秦观的《鹊桥仙》,延续发展到元杂剧《墙头马上》中勇敢捍卫“天赐姻缘”的李千金,汤显祖《牡丹亭》中爱情至上的杜丽娘,曹雪芹笔下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宝黛恋,对真挚情感的自由追求从未停止,延绵不断。而在历代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中对婚恋的表达更是大胆直白。从汉乐府《上邪》,到南北朝民歌,再到敦煌曲子词;藏族的《仓央嘉措情歌》,彝族的《阿诗玛》和《阿惹妞》,壮族的《刘三姐》等,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宝库中,缠绵悱恻感人至深的爱情经典不胜枚举,广为传唱。一代代追求理想和自由的青年以鼓舞和期盼,精神遗产弥足珍贵。
　　
　　三、真善美相辅相成与形意之统一
　　
　　闻一多称杜甫为“四千年中国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三个定语我们可以按顺序理解成至善、至真、至美,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这也成为中国文学的高标,影响深远。首先是至善,无论君亲大臣、黎元戍卒,还是天下朋友、各族兄弟,甚至山川万物,杜甫无一例外,皆以宽广无边的仁慈之心予以关爱,“天下朋友皆胶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胞物与,推己及人,代表着人类和善的天性,代表社会的良知,是为至善;其次是美,杜甫执着追求人间至美,追求内在与外在美的统一。这也是屈原精神的传承,“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包括美好的理想、道德品质和情操修养等精神内涵。外在之美则十分广泛,对世间美好事物之喜爱和追求,作为诗人,更体现在对诗歌艺术的不懈努力。“语不惊人死不休”,作为盛唐诗歌集大成者,杜甫人格精神、诗歌内容与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称其“至美”当之无愧;第三是真,至情至性,爱憎分明,感情真挚。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因此能够感人肺腑,也因此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后来李贽所倡“童心说”及袁枚、张问陶等人之“性灵说”等,皆由此传承。
　　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作《情圣杜甫》的专题演讲时,明确指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这也得到现代作家的认同,也反映出古代近代文学向现代的自然过渡。传统文化常常以新的形式得到改编和演绎,从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等系列历史剧,老舍作品中深厚的满族传统文化内涵,到闻一多提倡“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之新诗律,打造中西艺术合璧“宁馨儿”的主张,以及郁达夫、聂绀弩等作家的旧体诗,其理论与实践涉及到基本理念及传统文化内涵与形式的借鉴与改造,都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新文学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创新与扬弃,这也恰恰是现代文学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清]焦偱著.孟子章句·告子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7:74.
　　[2]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2.
　　[3]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45.
　　[4]闻一多.杜甫,闻一多全集(第六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74.
　　
　　(彭超 四川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610041)

• 彭 超： 创新与继承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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