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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印度之行》中的“他者”身份

◇ 曹 好

  摘 要:与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并称为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的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一生仅仅写了六部小说,其中的《印度之行》自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笔者试图从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角度解读这部经典文本,探讨《印度之行》中英印人和印度人的关系,逐步揭示其背后殖民地宗主国和从属国之间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福斯特 《印度之行》 后殖民理论 “他者”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六部小说中取得声望最高的作品,在小说中,作者把印度的自然气候、故事情节紧密结合在一起,展示了英印人和印度人的关系,尤其是前者作为殖民者身份的傲慢和偏见,从深层次探讨了不同的文化、宗教、经济等因素并存下的英印两个民族间的对立和冲突。20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呈现出流派纷呈的景象,许多评论家从不同的批评角度对《印度之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本文试图从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者”的视角解读这部20世纪的经典文本。
  
  一、“强加”的“他者形象”
  
  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W·赛义德认为,“19世纪欧洲人通过宣传一种虚构的所谓东方主义观点使其在领土征服上合法化”[1],使殖民地的人民丧失其自我意识,盲目地认同白人的标准。欧洲人创造的东方形象是“懒惰、没有思想、不道德和不可信的人”[2]。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创造了一系列这样的欧洲人形象,他们是特顿夫妇、麦克布莱德先生和卡冷达少校等。在这些人中间,罗尼·希斯罗普是殖民统治者阵营的典型代表。这些殖民统治者自负、偏见、思想狭隘。为了消除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障碍,特顿市长特意举行了一场搭桥联谊会。可是,在联谊会上特顿夫人非常冷淡,不是去招待这些印度客人,而是在那闭目养神。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特顿夫人才不得不接见印度人,但是她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更不愿费一点神来招待他们,她也讨厌这种宴会。而另一位夫人则认为“在任何一个英国女人看来,最不合适的就是我的工作——在一个本地邦当护士。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他们严格地隔离……”。卡伦德夫人说:“对本地人,我们最仁慈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死亡。”而同时朗尼和其他殖民者一样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过印度人。朗尼说:“印度人过去惯常是卑躬屈膝……不管印度人是趾高气扬,还是卑躬屈膝,他说的每句话,背后总有重要的动机。”除了不得已的官方交流以外,他从不和任何一个印度人发生联系。他对阿齐兹和高德波尔的礼貌没有任何回应,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粗鲁地阻止他的未婚妻与印度人接触。他对印度的看法也存在偏见,在与穆尔夫人交谈时,他说:“那不是一幅风景画;东方失去了它那古老的壮丽,沉落为人们无法看到彼岸的一个深谷。”市长在和朗尼交谈时也说:“这样的印度人你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做事松懈、懒散,对小事漫不经心;这种致命的惰性暴露了整个民族的弱点。”而在审判阿齐兹的法庭上,旁听者麦克布赖德先生表述了一个对印度人的极具偏见的观点。他宣布了他所认为的普遍真理“有色人种一向凯觎白色女子,而不是相反——这不是讽刺,也不是诬蔑,而确实是事实,任何科学家都将会证实”。而即便是唯一一位想与印度建立真正友谊的英国人菲尔丁,在很多时候也感叹印度人总是会做出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认为印度人有时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管理好自己的国家。作者一系列殖民者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出即使是被英印人邀请来的客人也好,印度人只是被当作庶民对待,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会被划分到庶民的行列中来,以“他者”的形象出现。而英国人始终都带着一种种族优越感,以“主体”的形象自居。
  另一方面,赛义德认为,东方世界对欧洲人来说又充满了某种神秘、异域气息,欧洲人无意识地被吸引着,渴望对东方世界加深了解。于是,在《印度之行》中出现了两位重要的主人公穆尔夫人和朗尼的未婚妻阿德拉,可是呈现给她们的印度小镇昌德拉普尔却是另一番景象。小说中看到的只有“令人窒息的贫民区” 和“被人遗忘的庙宇”,到处都是“杂乱,肮脏,简直像一堆垃圾”,同时“街道狭窄,寺庙粗俗”、“眼见的一切都显得那样单调、低下”,整个“昌德拉普尔活像是一种低等而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而与小镇无序混乱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镇一边的英国殖民者的居住区和俱乐部,被描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似“花园之城”。不光东方人被强加上了“他者”的形象、受到种族歧视,就连东方世界所展现的自然环境也被打上了“他者”的沉重烙印,被完全地边缘化。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格在清真寺,穆尔夫人与阿齐兹在此相见结识成为朋友,“清真寺象征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推而广之,象征任何两个人之间取得相互了解和联系的可能性”[3]。穆尔夫人和阿德拉期待着“了解真正的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可是随后发生的马拉巴山洞事件却激化了英印人民之间的矛盾,标志着英印友好关系的破裂。两个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让她们俩迷失在了象征印度的神秘马拉巴山洞。结果穆尔太太客死异乡,阿德拉则遭到同胞和朗尼的遗弃。印度人始终是被边缘化的角色,永远的“他者”形象。即便是身为英国人的阿德拉,只要是在英印两大阵营发生冲突时,站在印度人一边,也同样会被边缘化、成为英国人唾弃的对象。
  
  二、从“沉默”走向“呐喊”的“他者”形象
  
  另一位后殖民理论批评家加利亚特·斯皮瓦克在其《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中认为,被殖民者或者由于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或者是因为他们被误解被社会拒绝接受,从而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无论是男性被殖民者还是女性被殖民者,都成为了沉默的“他者”。 从小说开端,医生阿齐兹就以友好热诚的态度与英国人建立友谊,尽管面对卡伦德少校、莱斯利夫人的无视,搭桥联谊会上朗尼的无视和傲慢,但是依然盛情邀请穆尔夫人等几位英国朋友去游览神秘的马拉巴山洞,但是在山洞中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热心医生的幻想破灭。在马拉巴山洞中,神经恍惚的阿德拉错认为阿齐兹要强奸她。因此阿齐兹被指控关押,从阿齐兹被指控到被释放,他是否有罪,从案件开始到结束都是由英印人决定,自己却无权控诉,他的声音一直是被英印人压抑忽视,成为了“沉默”的“他者”。一方面,他是英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定的殖民奴役性;而另一方面,他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一位具有民族尊严的知识分子。可正是由于阿齐兹被指控关押,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爱国热情,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印度人和英国人是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友谊,看清了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感、殖民霸权。他在整个事件中逐渐觉醒,开始呐喊出自己一直沉默的声音,坚决地表示要予以回击,要把一切的外国人都从印度的国土上赶出去。
  除了阿齐兹觉醒之外,纳瓦布巴哈和哈米杜拉等人代表的印度广大人民也开始摆脱起初对英国人的种种幻想,不再天真地相信英国人会真诚地和他们建立友谊关系。在马拉巴事件中,他们为了证明阿齐兹的清白提供诉讼费打官司,号召城里的工人们举行罢工,在法院内外组织抗议,让英国人都感到了恐慌。由此他们展示了印度人民在不断的觉醒发展,以坚决的态度去回击英国殖民者的殖民霸权和种族歧视。因此,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殖民主义宗主国和从属国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友谊关系的建立,如果不是以平等为基础,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这种努力和尝试注定是会失败。被边缘化的东方人应该要勇敢地去寻求一种平等的话语权。
  《印度之行》作为20世纪一部经典的后殖民研究文本。一方面,客观再现了英印人的傲慢、冷酷和虚伪的嘴脸,揭露和批判了英印人对印度人的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使得福斯特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体现了殖民主义的话语权。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作者通过庆祝爱神黑天诞辰盛典,试图向我们表明人类的博爱精神定能感染英印两个民族,只要彼此真诚相待;希望赋予东西方平等的话语权,实现文化的多样性,使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建立一个多种族、文化、宗教共融的新秩序。
  
  注释:
  [1][2]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杨自俭译:《印度之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页。
  
  参考文献:
  [1]McConkey, James. The Novels of E. M .Forst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2]Said, E. W.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3]Spivak, G. C.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1990.
  [4]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5]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杨自俭译.印度之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曹好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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