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形象及其受惩模式王建平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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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平文选 ] 　　

“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形象及其受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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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形象及其受惩模式

◇ 王建平

　　摘要:“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涉及到书生、官吏、商人、武士、闺妇等各类人物,其忘恩负义的原因主要源于他人的挑唆撺掇,自身境遇地位的变化,自身心性的不坚与内心深处的贪欲、色欲等劣根性,其受惩的程度、途径、方式和结局也因人因事而异。
　　关键词:“三言” 忘恩负义劣根性受惩模式
　　
　　明代文人冯梦龙编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一部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的著作,“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1],堪称宣扬惩恶扬善思想的杰作。在作品中,既有众多知恩图报的谦谦君子,又有不少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作者对前者进行了热情讴歌和赞美,赋予他们美好的结局,而对后者则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批判,特意安排他们受到惩罚的可耻下场。
　　据笔者初步统计,在“三言”中描写了忘恩负义者形象及其受惩结局的作品有七篇,塑造的忘恩负义者有十多人,他们中有书生、官吏、商人、武士、闺妇等,其各自的身份、地位不同,忘恩负义的对象、原因及程度互有差异,因而其受到惩罚的模式和结局也相应有所不同,体现了作者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创作意图。
　　
　　一
　　
　　忘恩负义,指忘掉了别人对自己及家人的恩德,做出对不住别人的事。中国古代历来推崇知恩图报的美德,反对忘恩负义的行径。“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人数较多,他们主要有《喻世明言》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失银客人,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书生莫稽,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武士程彪、程虎兄弟;《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员外桂迁及其妻子孙大嫂,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的小孙押司;《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义婚孤女》中商人贾昌之妻,卷十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长安士人房德及其妻子贝氏等人。
　　他们这些人寡恩薄义,禽兽不如,对于恩人不但不予以报答感谢,反而恩将仇报加以祸害。他们中有的昧占恩人巨额钱财,在恩人全家处境艰难时袖手旁观,不闻不问;有的肆意辱骂,殴打,勒索恩人;有的虐待、骗卖恩人子女;有的把恩人推坠水中,企图将其淹死;有的设计诬陷恩人,使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有的诱奸恩人妻子,并亲自动手杀害恩人;有的派人长途追杀恩人。这些忘恩负义者的行径如此令人发指,他们最终都遭到了应有的惩罚。“三言”中的这些忘恩负义者之所以会恩将仇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人的挑唆、撺掇。“三言”中有一些忘恩负义者起初也准备报答恩人,但在他人的挑唆、撺掇下,最终恩将仇报,如《醒世恒言》卷十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长安士人房德曾因不慎加入强盗团伙而被抓。时任畿尉的李勉因“惜其材貌,又见他说得情词可悯”,便设计将其释放回家,自己却因此事而被罢官。房德原本一直对救命恩人李勉心存感激之情。当他再次遇见李勉时,一度打算用一千匹细绢来热情报答。但在心肠狠毒的妻子贝氏的不断挑拨撺掇下,他的心肠也为之变得歹毒,决定派人将李勉杀死以掩盖自己曾加入强盗团伙的真相。当李勉得知消息逃走后,他依然颠倒黑白地蒙骗青袍豪士前去追杀,力图将李勉及同伴赶尽杀绝,可谓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恩将仇报者。
　　其二,自身境遇、地位的变化。这主要指一些发迹变泰者,当他们身处贫贱之境而受到他人的关心和帮助时,也曾打算将来有机会一定尽心报答。但当他们一朝风云际会成为富贵之人时便逐渐将昔日的恩人抛之脑后,甚至恩将仇报,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员外桂迁曾因穷困潦倒、妻离子散而准备投水自尽,当幼年同窗施济主动替他还清债务赎回妻儿并收留其全家时,他曾一度心存感激,表示“倘有好日,定当补报”“今生倘不得补报,来生亦作犬马”。但当他无意中挖出了施济父亲埋藏地下的一千五百金时,他的心思陡变,竟昧心瞒下了这笔钱财。当施济妻儿因生活艰难而向已成为大财主的桂迁求助时,他的态度竟极为恶劣,不但不加救济,反而造谣中伤,导致施济的妻子严氏气病交加而死。又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原本是一个“衣食不周、无力婚娶”的穷书生。当才貌双全且家境富裕的金玉奴主动嫁给他,使其丰衣足食、事事称怀时,他不禁喜出望外。但当他在金玉奴的大力帮助下发解连科及第后,心思便逐渐转移,“只想着今日富贵,却忘了贫贱的时节,把老婆资助成名一段功劳,化做春水”。他开始嫌弃金玉奴父亲的团头身份,最终在赴任途中狠心地将金玉奴推入水中,企图将其淹死后自己另攀高枝,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负心薄幸者和恩将仇报者。
　　其三,自身心性的不坚与内心深处的贪欲、色欲等劣根性。这是“三言”中的人们之所以忘恩负义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前面的两点都是外因的话,那么这一点则是内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产生的。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三言”中的那些忘恩负义者一旦被他人挑唆撺掇,自身的境遇地位发生变化时,其自身心性的不坚与内心深处的贪欲、色欲等劣根性便逐渐显现出来,最终成为忘恩负义者和恩将仇报者。前面分析的那些人物莫不如此,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醒世恒言》卷十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长安士人房德。房德原本就是一个“有几分惧内”的庸懦之人,他起初曾因为衣食所累而加入打家劫舍的强盗团伙,在被官府抓获后,幸而被好心的李勉私放。房德并没有因此而改过自新,不久便又加入到准备叛乱的安禄山集团中,由此可见他是非善恶不分,亦可知他后来在妻子贝氏的挑唆、撺掇下出现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之举并非没有先兆和暗示。
　　
　　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的国度,一直提倡知恩图报的侠义之举,反对忘恩负义的无耻行径。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人们总是让那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冯梦龙编著的“三言”也不例外。“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人数较多,其忘恩负义的对象、程度、原因互有差异,因而其受惩的模式和结局也相互有所不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从忘恩负义者受惩的轻重程度上看,“三言”中对忘恩负义者的惩罚程度基本上是根据其造成的后果的轻重程度来确定的,有的人受到了严惩,有的人只是受到了薄罚。所谓受严惩,即忘恩负义者最终因其丑行暴露而得到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如《喻世明言》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武士程彪、程虎兄弟,《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的小孙押司,《醒世恒言》卷十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长安士人房德等人,最终都因忘恩负义而死于非命并遗臭后世;所谓受薄罚,即忘恩负义者因其后果不太严重、情有可原且能真心忏悔,本人在受到比较轻微的惩罚后最终得到比较圆满的结局,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书生莫稽,《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员外桂迁等人,他们或是被痛打了一顿,或是梦见妻儿变成了犬类,但他们最终因幡然悔悟而得以与受害者达成和解。
　　其次,从忘恩负义者受惩的途径来看,有的是受害者本人对忘恩负义者予以惩罚和报复,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书生莫稽,遭到了伤害对象金玉奴的相应惩罚;有的是由主持正义者对忘恩负义者予以惩罚,如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武士程彪、程虎兄弟,《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的小孙押司,《醒世恒言》卷十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长安士人房德等人,都是由官员、侠客之类主持正义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惩罚;有的则是被天谴冥罚,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员外桂迁及妻子孙大嫂等人,都在上天命运的安排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再次,从忘恩负义者受惩的方式和结局来看,他们中有的是在精神上受到惩罚,如《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义婚孤女》中商人贾昌之妻,因虐待恩人的后代并将其骗卖而被丈夫休弃;有的是在肉体上受到惩罚,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书生莫稽,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武士程彪、程虎兄弟,《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的小孙押司,《醒世恒言》卷十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的长安士人房德及其妻子贝氏等人,他们或是死于非命,或是被痛打一顿;有的是在财物上受到惩罚,如《喻世明言》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失银客人,《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员外桂迁等人,最终都因忘恩负义而耗费钱财。
　　当然,上述几种对忘恩负义者的惩罚方式并非全都彼此孤立,其实有的忘恩负义者往往要同时受到几种惩罚,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的员外桂迁,因为忘恩负义而钱财尽失、家破人亡,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严惩,体现了作者对这些人的憎恶态度和惩恶扬善的思想主张。此外,“三言”中对恩将仇报者的惩罚有些是通过鬼魂和天界来进行的,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未免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其实这与中国古代鬼神观念的盛行和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所谓“万物有灵”“事赝而理亦真”[2]。作者主要利用民间对鬼神的信仰,用它来向人们宣扬惩恶扬善思想,并非是在宣扬封建迷信观念。
　　“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都受到了惩罚,作者对他们的结局安排大都比较恰当,“其实质上是对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的维护”[3],体现了作者“喻世”“警世”“醒世”的创作用意,反映了人们渴望正义、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言”中的一些负心受惩的结局安排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并非恰当,它们中有的对忘恩负义者的惩罚过于轻微,如《喻世明言》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书生莫稽,在贫贱时受到金玉奴的大力资助和细心照顾。他在发迹变泰后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设计将金玉奴推入水中企图淹死。只是由于金玉奴有幸被人救起,才没有酿成大难。莫稽的行径是十分恶劣的,应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作者只是让金玉奴安排一些丫鬟、仆人将其痛打了一顿,最终仍是夫妻和好如初。这样的结局安排,未免太便宜了莫稽这个负心薄幸者和恩将仇报者;它们中有的对所谓忘恩负义者惩罚过于严厉,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中员外桂迁的两个儿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忘恩负义者,他们却因父亲和母亲的忘恩负义行为而突然病亡并化身为犬。这样的结局安排让当今的读者在心理上有些难以接受,反映出作者思想观念的落后与局限性。
　　综上所述,“三言”中的忘恩负义者人数较多,身份复杂,他们忘恩负义的对象、原因及受惩的程度、结局虽然互有差异,但最终基本上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映了人们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的美好愿望。研究“三言”中的这些作品,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注释:
　　[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2]冯梦龙:《警世通言叙》,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3]沈敦忠:《“负心汉”文学主题流变的文化成因》,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4期,第184页。
　　
　　(王建平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 4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