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李白的求官经历为引,简述了盛行于唐代的“行卷”之风,并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论述了“行卷”之风的利与弊,指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局面下所产生的行卷风气,对选拔人才、提高个人文化修养、促进唐代文学发展等方面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以及弊端和影响。
　　关键词:行卷 作用 弊端 影响
　　
　　国人喜欢李白,一向把他视为傲视权贵的代表人物,唐人任华说李白:“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然而大量史料证实,李白为求官,一生又在“摧眉折腰事权贵”:年青时为仕进四处干谒;中年时做文学侍从写了许多巴结权贵、阿谀奉承的诗文;老年时加入永王的部队,说是为了平叛,其实就是想当官。确实,无论史书亦或其它存世文章中,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言行背反现象是否会颠覆李白在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如何客观地看待古人的“行卷”之风?本文从李白的求官经历出发,来谈谈如何正确看待当时的“行卷”之风。
　　
　　一、李白的求官经历
　　
　　唐玄宗“开元盛世”,此时的李白正处风华正茂、渴望建功立业的年纪。李白的从政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实现理想的方式又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这就注定了他必走“行卷”之路。先是向地方长官干谒,投诗递文,希望能引起重视。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写道“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于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在《与韩荆州书》中,他又写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可以看出李白借“他人之口” 盛赞裴长史和韩荆州,目的无非是毛遂自荐。可惜韩荆州、裴长史有眼不识金香玉。“长揖韩荆州”,毫无结果;“上书裴长史”,反遭谤毁,最终也没得到干谒的机会。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李白来到长安寻求机会,想方设法结交权贵。在南岳衡山,他结识了道教大师司马承祚(陶弘景的三传弟子,自武则天以来曾屡次应诏入宫讲道),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早在睿宗朝便出家为道士,其师就是司马承祚,李白由此结识了玉真公主,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只得重回安陆,继续漫游活动。出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李白游历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及长安、洛阳、太原、山东等地,他一方面广结朋友,一方面积极地向地方长官干谒,投递诗文,希望能引起社会重视,得到朝廷重用,但却一直没机会。不过长期的漫游使得李白名声大噪,在天宝元年,唐玄宗终于下诏征李白入京,42岁的李白终于迎来了机遇,被唐玄宗直接安排到翰林院做文学侍从。
　　
　　二、唐代“行卷”之风的由来
　　
　　行卷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科举习俗。我国古代有一种重人不重文的风气广为流传,限于传播途径等原因,一个人的作品只有经过名人的推荐才会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西晋文学家左思没出名时,要写《三都赋》,当时的文豪陆机听说后,写信告诉弟弟陆云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左思闭门十年终于完成了这篇赋,然而被时人贬得一钱不值。左思无奈,只得以赋谒宰相张华,张华让他找个名人写序,左思乃求于大名士皇甫谧,等皇甫谧的序文写完,以前讥鄙他的人莫不恭恭敬敬地对待他,洛阳人士也争相传抄,乃至洛阳纸贵。南朝文学家刘勰撰成《文心雕龙》时,“未为时流所称”,刘勰想借助宰相沈约的声望,可沈约门禁森严,刘勰只好背着书,躲在沈约出行的路旁等候。一天终于看到沈约出来了,刘勰急忙跑到他车旁,“状若货鬻者”,沈约很欣赏他的文章,到处为他作宣传,不久刘勰就名扬天下。
　　科举制兴起于隋朝,到唐朝进入其鼎盛时期。科举制为唐朝的官员选拔提供了各方面的人才,较之汉代乡举里选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唐代由于没有采取“糊名”制度,也为一些考生“行卷”打开了方便之门,出现了“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1],考试本身有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唐朝时每年涌入长安赶考的举子有几千人,“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由于当时考试制度还不完善,考生的名字直接写在试卷上,主考官一望便知,所以事先给主考官留个好印象至关重要,这就导致唐时“行卷”之风甚浓,举子们在考试前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整理成册,托社会上的名流向主考官推荐,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如朱庆余的诗《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日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看来浪漫温情的诗写的并不是儿女私情、闺房之乐,其实就是“行卷”的牛刀小试,是朱庆余临上考场前写给张籍的。他担心自己的诗作不一定能符合主考官的口味,就写了这首诗。诗中他以新娘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舅姑比主考官,征求张籍的意见。张籍读后心领神会,立即回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肯定了朱庆余的作品。再如王维当年考试前找的是岐王和九公主,而白居易找的是名流顾况,等等。
　　行卷之风相当于今天的走后门,只不过是凭自己的知识走后门。虽不能真正左右科举考试,但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影响是巨大的。当时文人为求取功名,在科举之前就要宣传自己,通过行卷来推荐自己的文章。这种风气直接推动了当时文人写出大量的诗歌,而且自己最满意的诗歌能很快被别人看到,推动了唐诗向前发展。[2]
　　
　　三、“行卷”之风的利弊分析及影响
　　
　　天宝元年李白应诏入京,成了唐玄宗面前的大红人,官员们排着队请他听歌观舞喝酒赴宴。然而唐玄宗看中的是李白的文才,而李白却不想当个纯粹的文学作家,他热衷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实现安邦治国的政治理想。等到李白终于明白永远不可能和唐玄宗“共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深深地失望了,于是呼朋引伴,纵情狂饮。唐玄宗以李白“非廊庙器”为由“赐金放还”。
　　很多人认为李白的这段生活并不开心,不过宫中的这段生活在李白心中是荣耀而又扬眉吐气的,那种高高在上、万人追捧的感觉,让李白直到晚年仍然回味无穷。李白59岁那年作的一首《赠从弟南平太宗之遥》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李白把唐玄宗比作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把自己比作文彩风流的司马相如,他以曾侍从唐玄宗左右而自豪。有人为此痛心疾首,想不到心目中天人一般、傲视权贵的李白也这么庸俗。其实,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有两大类需要,一是缺失需要,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之所以叫缺失需要,是因为这类需要一旦满足以后,需要的动机就会减弱,或者不再成为追求的动机。第二类是生长需要,包括审美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生长需要与缺失需要恰恰相反,此种需要一旦满足,需要的动机不但不会减弱,反会进一步加强,鼓励人们去追求更深度的审美、自我实现需要。
　　号称“谪仙”的李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虚荣心的人,作为一个文人,能够因此受到皇帝的礼遇,绝对是一个实力的证明。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伟大”,揭开神秘面纱后,七情六欲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在特定的年代,为皇帝服务实际上就是为国效力。
　　李白只不过是唐代众多行卷文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唐代文人对于仕进是空前热衷的,诗人都不安分仅仅作诗人,而企求仕途的显达。于是为了仕进纷纷行卷。在唐代,通过行卷,曾使一批无权无势的优秀书生或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能脱颖而出,考中了进士。朱庆余的作品受到著名诗人张籍的“推赞”,于是众人“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因此而登进士第。白居易向前辈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特别欣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程昔范应试进士科落第后,人都为之叫屈。原来,他曾向韩愈投献《程子中谟》三卷,韩愈一看“大称叹”,于是对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因得到韩愈的赏识,故程昔范的落榜就使人们不服。最终还是因韩愈的揄扬起作用而“登第”了。此外,如陈子昂、王维、杜牧、牛僧儒、李固言等诗人、宰相,其当年进士及第与行卷都多少有些关系,只是方式上略有异同。由此看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局面下所产生的行卷风气,对于选拔人才确实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一些怀才抱器之士,可以寻找机会将其创作成果加以展示,一旦遇着有眼力的前辈,便得到鉴拔。而且,这种风气也促使考生在平日就注意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客观上对促进唐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种行卷的社会风气也有其弊端。有的人窃取自己亲戚所作诗文去行卷,竟然考中了进士;有的人抄袭他人的作品去行卷,竟撞上被抄袭者本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人将公卿家婢仆的私事写进诗中,让其在士人中流传,使其家事外扬,如同讹诈,公卿为缄其口,只好让其登第。行卷风使科举考试形同虚设,破坏了“为国选贤”的原则。至于卑躬屈膝以叩拜达官贵人,阿谀奉承以干谒名公前辈,投献行卷,希求知己,则更是常事:“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3]
　　行卷风气,由唐一直延至五代而不衰。只是到了北宋,科举考试实行糊名、誊卷、锁院的制度,行卷之风才停止了。[4]程千帆先生认为“唐人虽因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是由于省试”。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肯定是发生过影响的。就省试诗、赋这方面说,它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5]事实上如果像分析李白一样来分析历史上的才子,那么几乎每个“傲视权贵”典型都不值一提。品评历史人物,一定不要把他孤立出时代背景,不然的话,不只是有失偏颇,而是可笑。郁达夫曾经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世上无完人,同样也没有一无是处的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有个人感情色彩是肯定的,哗众取宠绝不足取。明人陈继儒《读书镜》有句话说得好:“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参考文献:
　　[1]秦学颀.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2]刘广红.试论始于唐代的进士行卷之风由盛转衰的原因[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12).
　　[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7]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J].四川大学学报,2003,(2).
　　[9]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段素峰,凌茜 江苏省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21006)

• 段素峰 凌 茜： 从李白的求官经历谈客观看待“行卷”之风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