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简·奥斯丁是英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女作家打破女性在传统男性叙事中“天使”和“魔鬼”的固定形象,以女性的真实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以独到的女性视角消解了传统的男性中心话语权,但在对传统的男性话语挑战的同时又潜意识地迎合,为女权主义写作传统在父权文化中步履艰难的历史行程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键词: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女性价值 父权文化
　　
　　在传统文学创作中,统治着文学舞台的一直是男性作家,他们的作品反映的基本上是男性主宰的世界,情节都是以男性为中心铺展开来的。而女性一直是以被叙述和被窥视的对象而存在的,女性在男性作品中不是“天使”,便是“魔鬼”。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鲍利娅、《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威伯斯特的剧作《莫尔菲公爵夫人》的莫尔菲公爵夫人;小说家康格里夫的《世道》中的女主人公有米拉门特;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中的培基·夏泼等等。在这许许多多的作品中,女性或高尚或低贱、或纯洁美丽或丑恶无比,她们只活在男人们虚构的作品中。在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小说写作,但几乎全都以男性社会的眼光去审视女主人公,把其生活局限在一个为男性所认可、感兴趣的领域内。简·奥斯丁在这部作品中,以其敏锐的女性视角,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世界和生活感受,真正把女性形象提升到作品主角地位,对妇女的地位、权利等问题作了理性的思考,从而消解了男权中心主义,集中展现了其独到的女性主义观点。
　　
　　一、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
　　
　　传统的爱情故事中,男主人公必定英俊潇洒,女主人公则必定妩媚娇柔,美丽动人,这已是爱情故事中的固定模式,但女性只具倾国倾城之貌对男性来说还远远不够,她们还必须具备种种美德:贞洁、温顺、善良、善于自我牺牲……于是从18世纪末开始,在文学作品描写中又形成了另一种模式——家里的天使,这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想女性的典范。“家里的天使”作为完美恋人在婚姻中的补充和发展,集中概括了在一个夫权主义世界里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妇女形象,这个形象在整个19世纪都十分流行,甚至沿袭至今。“她存在的理由是侍奉丈夫、父亲、祖父、兄弟、监护人……”[1]传统的妇女美德:道德纯洁,忘我牺牲,奉献精神。这一切在妻子和母亲的天职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帕美拉(英国理查逊《帕美拉》中的女主人公)可以说是集“高尚淑女”“模范的妻子、母亲”于一体的理想化身,是“家里的天使”的典型代表。
　　奥斯丁以其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旁观者的敏锐认识到完美女主人公的虚妄,并打破这一传统,她早期作品虽依旧以貌美优雅的女性作为女主人公,但这外在的条件已不占据先决地位。更重要的是,奥斯丁对女主人公毫不留情地给予反讽,揭示人物弱点。
　　《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是作者最宠爱的宝贝儿,她可谓全书中最出众的人物,无论是与她的姐妹们相比,还是与其他名门闺秀相比,她都有人格的尊严和精神上的优越。她以敏锐的眼光和心灵捕捉抨击讽刺着周围的一切可笑、虚伪的人和事。这使得她在那个充满了愚人的世界中,成为唯一“有理性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最具迷人色彩的女主人公,同样没有逃脱掉作者的讽刺。她也未能避免那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的影响,不无意识地参加了彬格莱的舞会,结果受到达西的冷落,这不啻于是对她“未能免俗”的嘲讽。她有力地回敬了达西,赢得了人格,显示了个性,好不厉害,却又为韦翰所骗,听信他的谗言,不仅拒绝达西的求爱,还振振有辞地对达西大加指责,荒谬可笑而不自知。她的拒绝,一是因为自尊心曾受到达西的伤害,二是轻信别人对达西的诽谤,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她骨子中的偏见,认为所有贵族都是傲慢无理自高自大的。达西先生对她的态度开始的确是傲慢的,但他的本质却是善良、慷慨大方的,待明了真相,伊丽莎白感到羞愧后悔;彭伯里之行更使她意识到自己“有成见、荒唐”,从而对达西产生爱慕之心。伊丽莎白的碰壁和对她的反讽说明“西方小说中完美的正面主人公传统从奥斯丁开始彻底打破了”[2]。
　　
　　二、女性价值观的转变
　　
　　谦卑、温驯、服从、无知,自古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并被加以赞美和肯定。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妇女价值观上,也未能摆脱男子中心主义的窠臼。他曾暗示“人类的一切美德的基础,即真理和坚强意志,应该有限制地加以培养,因为从妇女的性格来看,服从才是她们严格地一丝不苟地铭记在心的首要一课”[3],即使到18世纪末,对于妇女来说,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要培养良好的道德,家庭生活是妇女最合适的天地,一个妇女的生活应该以家庭为中心,她的主要责任包括“把每一小时和每一天都贡献给丈夫、双亲、兄弟姐妹……在家庭各种关系的交往中,照顾他们的安逸和舒适”[4]。
　　很显然,这是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18世纪的英国女作家和女权批评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分析了诸如“温柔和蔼、宽容忍耐和长期忍受”等品格,认为当它是依赖式的屈从态度时,它就是作为软弱爱情的支持,因为后者需要保护;而当它表现为宽容忍耐时,是因为软弱的爱情必须默默的人受伤害;虽在鞭打之下,它还是笑脸相向,不敢反唇相讥。“这样一种卑贱的描绘,就是一个所谓有修养的女人的肖像,而这是以一般社会公认的女性卓越表现为根据的……”[5]
　　奥斯丁对这种女奴式的温柔、顺从等所谓的女性特质提出了质疑。
　　奥斯丁并不赞同那种认为女性的美德主要在于顺从的观念,她笔下的伊丽莎白“不顾体统”,冒雨徒步去看望姐姐;不畏权势,当面指责贵族夫人加苔琳的“浅薄无聊”;鄙视名门傲气,面对损害她尊严的求婚者达西,毅然宣称“哪怕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
　　女作家在对部分传统女性特质提出质疑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女性价值标准。
　　奥斯丁笔下的年轻女子们不仅同男子一样具有道德天性,也同样具有学习和思考的才智及古典主义的最高要求——理智。
　　达西之所以最后克服他贵族身份的傲慢向伊丽莎白求婚,乃是因为从她身上发现了他更为看重的品质。简和彬格莱小姐都具有在当时堪称妇女美德的一些品格,简宽容、文静、顺从、善良;彬格莱小姐则多才多艺、举止优雅、体态迷人。可是她们的光彩却要逊于伊丽莎白,因为她们缺乏伊丽莎白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这个美德标准由达西阐述得很清楚,他认为一个妇女不仅必须“精通音乐、歌唱、绘画、舞蹈……她除了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还应该多读书,长见识,有点真才实学”[6]。这就把妇女的才智列为一项美德。而在当时,妇女被劝告要隐藏任何聪明才智。如果有谁碰巧具有某种学识,“那就务必要把它作为秘密隐藏起来,特别是要对男人们保密,因为男性通常都是以不怀好意的嫉妒的眼光看待有才华的理解力受过培训的妇女”[7]。更重要的原因是妇女被认为不仅是,而且也应该是在智力上比男性低劣一等的一类动物,这种看法和那个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在造就女性的能力时,大自然似乎没有赋予她们像男性那么多的精力。
　　奥斯丁的作品反映了作者的某些女性意识,但奥斯丁的女主角并不是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仅仅是启蒙阶段的女权主义的最初要求的例证;以为妇女与男性同样都有道德天性,理应拥有同样的道德地位,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同样的责任。她笔下的年轻女子们不仅具有道德天性,同样也具有学习和思考的才能及古典主义的最高要求——理智,这对她们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作者也处理得毫不费力。但比之于真实的妇女生活状态这种想当然却是作者通过玩弄艺术的镜象和制造幻象而取得的。这种幻象是空幻的,同时也是有益的,它暗示我们该怎样生活,并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评——在现实生活中,妇女们,不论她们的能力如何,从不被认为是与男子平等的,是他们生活中的伙伴。
　　
　　三、婚姻·爱情
　　
　　女性的幸福首先是婚姻生活的幸福,这是男权社会公认的且为女性作家所认可的东西,相当多的女性作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在她们看来,对多数妇女而言,婚姻幸福是很难寻求的,因为女性在婚姻中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她们在对女性婚姻的普遍不幸和平庸的描写中,表达了女性抗议的声音。不过,对她们而言,什么是真正幸福的婚姻、婚姻的价值如何体现又有着一定的区别。在奥斯丁的心目中,“女性婚姻幸福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和谐,有一个自己所爱同时又爱着自己的绅士,男女双方门第相当,财富匹配,即‘爱情+金钱’的情感模式。任何有悖于这一模式的婚姻,在她看来都是不完美的和不和谐的,也是她小说中嘲笑的对象。她试图用道德的标准去规范婚姻,认为如果没有两情相悦,仅有门当户对,是不幸福的,更是不道德的”[8]。但她同时又强调女性在婚姻中的感受和心境,这在当时的女作家中无疑是独特的。
　　奥斯丁感兴趣的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生存下去,而不是去为理想世界当牺牲品,她的“俗”也反映了她对人生的看法更成熟,她的感受更合常情,她的才智更高,她对人性的判断更准确客观,对她来说舍生存而求悲剧是过分奢侈。因此,奥斯丁笔下的爱情绝不是“激情的爱”而是“理性的爱”,这是18世纪的爱情观,爱情是理性的产物,而非感情的产物,所谓“理性的爱”,近于尊重和敬慕。
　　
　　四、对父权文化的妥协迎合
　　
　　奥斯丁笔下的女性突破了传统的女性形象,确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女性价值观、婚姻爱情观,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消解了传统的男性中心话语权,具有初步的女性意识。但她毕竟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封建保守势力相当强大的农村,接触面十分有限,她本人又是中产阶级之家循规蹈矩的女儿,她对妇女的态度“直接从她所生活的社会和哲学环境中生发出来的”[9]。因此,从个性气质上说,奥斯丁绝不是一个现存社会的解构者。这就使她在表达了初步的女性意识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清教主义时代父权文化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她呼吁抛弃限制女性的陈规陋俗的同时,对于把妇女限制在家务和礼貌举止的职能上的现状,几乎是无保留地接受。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们,视野还远远不够开阔,没有一个雄心勃勃地想谋一份职业或管理庄园。她们远没有夏洛蒂笔下的简·爱走得远——谋求自身的经济与人格独立。她们总的来说,对自身的定位还局限于父权文化为她们规定的归宿中,即结婚。对于她们来说,获得了丈夫意味着今后的生活获得了保障。她们睿智的头脑、敏锐的判断力和优雅的仪态只不过是用来增添自身魅力的手段,以抬高自己在爱情角逐中的价码而已。归根结底,她们并没有摆脱被选择的从者地位,也并没有从家庭小舞台走向社会大舞台的人生价值取向。猎取夫婿,成为她们最大的人生目标。
　　在婚恋模式上,奥斯丁也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书中倡导的婚恋模式极大地沿用了父权思想下恋爱婚配范式——男追女等,郎财女貌。在父权文化观念中,女性始终处于被选择的弱势地位,即使是作家推崇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也深处于这一旋涡中,她曾受到韦翰的诱惑,柯林斯的纠缠,以及达西羞辱式的求婚,她所持有的女性特权仅仅是对选择的严词拒绝。而当她消除了对达西的偏见后,由男权婚恋模式延伸出的种种淑女礼仪,使她只能不动声色地被动等待男性爱情的再次降临。小说中,达西鼓足勇气再次求婚的场面应该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高潮。若是浪漫派的作家,对这苦尽甘来、两情相悦的场面不知要作何等渲染,但奥斯丁却作了几近令人失望的低调处理。作为有教养的闺秀,伊丽莎白回答:“她将以感激和愉快的心情来接受他的美意。”何等矜持,用的还是第三人称的口吻。少女真实的自我被隐没在父权文化的虚伪道德之下。
　　在乔叟、莎士比亚时代及随后一段时期里,文学中的女性一直是以被观察和欲望的对象存在,女性形象在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性叙事中不是“天使”便是“魔鬼”。将女性神圣化,是由于她们为男性而奉献或牺牲,把女性妖魔化是源于对她们不肯顺从的厌恶与恐惧。究其实质,无非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进行着歪曲和贬抑。既然真实的形象难以在文学中得到正视,那么专注于书写女性独特的感觉和经验世界,表达她们的意志和愿望,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奥斯丁从女性的角度、观点来描写生活,是对以往写作传统的超越,虽然奥斯丁的女性意识不够彻底、大胆,但仍为建立一种女性写作传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奥斯丁对于男权文化的既挑战又迎合的双重性,为女权主义写作在父权文化中步履艰难的历史行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为女性“她们自己的文学”历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激励着她们在艰难的生活中书写“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竭尽所能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状态。
　　
　　注释:
　　[1][2]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第17页。
　　[3][5][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王蒙译:《女权辩护》,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32页,第41页。
　　[4][7][9][加拿大]大卫·莫那翰:《奥斯丁和妇女地位问题》,见《奥斯丁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页,第333页,第353页。
　　[6][英]简·奥斯丁著,张玲,张扬译:《傲慢与偏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8]黄学军:《从简·奥斯丁到夏洛蒂·勃朗特》,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83页。
　　
　　(朱锐 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 464000)

• 朱 锐： 试析《傲慢与偏见》对男性中心话语权的挑战与迎合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