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端木蕻良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天才作家,其一生创作成果丰硕。然而他的文学命运是坎坷不平的,解放前他获得了文坛评论界的高度赞誉,解放后却受到贬低、轻视,长期为文坛所冷落,幸而80年代其作品的价值又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对他的研究也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蓬勃展开,但仍然有许多方面很少触及或未能深入,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重估。
关键词:端木蕻良 诗人气质 文学命运 文学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独具魅力、能够引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作家,无论对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东北地方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对于现代文学风格学、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现代文化史、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红楼梦》的继承上,他所作出的贡献都有极大的“典型性”[1],他就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天才作家端木蕻良(1921-1996)。端木蕻良一生创作成果丰硕,包括《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曹雪芹》等十部中长篇小说以及《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激流》等五十余部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诗词、散文、剧本、文学论文、札记等共一千多万字。端木蕻良是在东西方文化撞击的时代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文人,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语言艺术的创造,还是写作形式与技巧的创新都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他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旧小说的特点,将传统与现代糅合起来,同时吸纳了西方现代科学理性精神,正是对这一切的兼收并蓄,形成了他创作的汪洋之势。解放前端木蕻良就获得了文坛评论界的高度赞誉。郑振铎说端木的小说“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2]。胡风赞扬其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是“一首抒情的小曲”,“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3]周立波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一文中,提到了端木的《遥远的风沙》《鴜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三篇小说,认为《遥远的风沙》中展现的鲜明的塞外景色和地方色彩,在青年作家中,只有沙汀可以与之比拟。巴人更是热情地称赞端木蕻良是一个“拜伦式的诗人”,说他把科尔沁旗草原“直立”起来了,并对其小说语言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郁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涵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所有的声音和色彩。”“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4]尽管如此,端木及其所创作的小说在半个多世纪里并未得到客观而公正的待遇,只要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就不难看到左翼文人对端木及其小说的态度是相当不客气的,不仅本来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端木小说被长期排斥在文艺百花园之外,而且受到不应有的挞伐。有人认为端木的小说倾向不明,态度暧昧,没有揭露出“地主家庭的更隐秘更应该被扬弃的腐烂的性格的一面”[5]。尤其是在萧红研究中,有些人对端木并不十分了解,也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至在同情萧红命运的同时,将端木有意无意地描画成“第三者”、“薄情郎”,造成了对端木人格的损害。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这样人格受到肆意损毁的,端木是唯一的一个。解放后,端木研究几乎出现了空白。文学史的介绍极其简单,往往是三言两语。提到的只是个别短篇,对于长篇,则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七十年代以来,一些有见识的海外学者陆续写出了端木研究的新篇章,引起了人们对端木研究的兴趣。我国评论界也对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审视。长期为文坛所冷落的端木蕻良进入了文学史家的视野,他的作品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对他的研究也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蓬勃展开。
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年《科尔沁旗草原》创作的完成。“这个阶段是端木蕻良带着自己在现代教育中形成的新的人生观念和思想观念,站在现代历史发展的高度独立地对科尔沁旗草原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整体的艺术表现的阶段。”[6]端木由此踏上了文学事业的真正开端。《科尔沁旗草原》未出版前就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文稿送至郑振铎处,郑氏惊赞:“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7]评论家王任叔评之曰:“这在我们读了,觉得像读了一首无尽长的叙事诗。作者澎湃的热情与草原的苍莽而浑厚的潜力,交响出一首《中国的进行曲》。”[8]但是自1939年《科尔沁旗草原》问世以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如今所有国内的现代文学史都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地位。第二阶段,1933-1942年,“这个阶段是端木蕻良自觉意识到科尔沁旗草原文化的特性并以这种特性展示科尔沁旗草原文化的独立性、批判关内主流文化的萎靡性的时期。”[9]这一时期,端木蕻良除了继续追求《科尔沁旗草原》式的“雄健”之风,以整个东北为背景创作小说之外,也开始以关内文化为背景描写战时关内人的生活和思想状态。主要作品:《大地的海》、《大江》、《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激流》、《雪夜》、《被撞破的脸孔》、《螺蛳谷》、《三月夜曲》、《风陵渡》、《憎恨》、《新都花絮》、《江南风景》等。在这时,作者的才情完全释放出来,一些短篇小说几乎臻于完美,体现了他的思想艺术高度,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连鲁迅也在去世前一个月致函茅盾,询查《鴜鹭湖的忧郁》的作者的通讯地址。司马长风高度评价了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他说:“在这里端木蕻良破除了传统小说的人物二分法,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反之,在煤黑子身上既有原始的恶又有原始的善;写出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生命。端木小说的最大魅力,是摒弃平面的叙述,在《遥远的风沙》中几乎完全绝迹,除了若干场景的描写,全是行动和对话。因此比沈从文和老舍的小说更生动,更具魄力。其次在形象化的描写上具有鬼才和强烈的独特风格。”[10]这一时期,新文学对端木的评论极少,这是因为当时左翼文学成为文学主潮,而端木虽然也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但他的创作在表现出左翼文学的某些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与左翼文学不同的风貌,实际上处于左翼文学的边缘位置。端木与不少左翼作家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联系,但由于他的特立独行,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左翼作家的圈子,加之与一些左翼作家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矛盾,因此受到文坛上某些帮派势力的排挤。对他的抗日小说,文学史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第三阶段:1942-1949年,这一时期端木蕻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创作形成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从对外的表现转向对内的表现,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主要作品:《初吻》、《早春》、《雕鹗堡》、《红夜》、《女神》、《蝴蝶梦》、《琴》、《复活》、《夏夜》等。端木蕻良由此进入了后期创作。作者抗战初期那种昂扬向上的情绪以及呐喊式的文字没有了,而是多写童年回忆、民间传说和外国神话等温馨温情之作。这类作品构思精巧,内容感人,意境优美,笔墨传神,显现出端木蕻良小说艺术的成熟,并最终奠定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第四阶段:1949-1978年,主要作品:《钢铁的凯歌》、《白老虎连》、《钢铁战士》、《独臂英雄》、《红河涨满了春潮》等。建国后的作品大多是按照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创作的,因而失去了独立的风格和特征,其艺术成就及思想性大大逊色于三四十年代的创作。第五阶段:1982-1985年,主要作品:《曹雪芹》(上卷、中卷)。这是端木晚年的一部力作,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超过了他早期的创作,遗憾的是端木过早地离世,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完成,所以作为一个创作阶段也是不完整的。
端木蕻良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1982年赵园写了《来自大野的雄风——端木小说读后》一文,提到了端木对土地超乎寻常的热情以及他小说的诗化问题。1987年,《文学评论》第六期发表了邢富君的文章《史诗:端木蕻良文学起步的选择——论<科尔沁旗草原>》。这是新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端木小说创作成就的最高评价。此后,杨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端木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他从两个层面指出了端木创作的独特性:一是端木小说创作继承了“唐代边塞诗风”;其次,他注意到端木创作的文化意蕴,注意到他那跨越中国大江南北的风俗文化反省。[11]此外,曹革成从亲属的角度,对端木生平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翔实的资料。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孔海立的《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端木传记,尤其是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指责端木的一种声音,把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声音汇合在一起,为未来的端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讨论基础。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国内发表了有关端木研究的文章计270余篇,专著三部。从发表年代看,八十年代约占五分之一,九十年代以后约占五分之四。其中,小说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对其散文、诗词、剧本等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由此可以看出端木研究正处于一个由重新发现到逐渐趋热的时期。但对端木各阶段小说创作的研究却并不平衡:重点集中在一、二、五三个阶段,尤其是对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的研究;而对四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期的作品研究则较为冷落。截至目前,对端木蕻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五个方面:1.对端木的生平研究;2.对作品主题的剖析、探微;3.对艺术特色的描述、分析;4.对其与“东北作家群”的关系研究;5.对其文学史定位、意义的研究。
综上观之,有关端木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泛泛的、通体研究过多,精细的、微观研究太少的问题。端木的许多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触及或未能深入。关于他在乡土小说创作中的地位,他的文学风格,关于其独特的视角,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贡献等等,都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重估。
端木蕻良的文学命运是坎坷不平的。解放前他的文学创作被推到了很高的位置,解放后却受到贬低、轻视,长期为文坛所冷落。80年代又逐渐升温,成为继承唐代边塞诗风的“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12]。他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长期被打上“小地主的放浪”[13]的印记,而今又被誉为具有“史诗风貌”的佳作,是“才华大于功力的生命结晶”。[14]褒贬反差如此强烈,除去人为因素,多少也反映了时代审美风尚的变迁。任何作家都处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都不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游离,端木也不例外。我们评价端木蕻良或他的作品,必须回到其所处的时代,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格局中去比较,才能发现其独特的历史贡献,从而正确引导、积极促进当下文学批评健康、有序、蓬勃地发展。
注释:
[1][7]钱理群:《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北京: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郑振铎:《1934年12月18日致端木蕻良信》,《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5辑。
[3]胡风:《生人的气息》,《大地诗篇——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4][5][8][13]黄伯昂:《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文学集林,1938年,第2辑;钟耀群等编:《大地诗篇——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第223页。
[6][9]王富仁:《端木蕻良小说·前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0]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
[11][12][1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第284页,第275页,第281页。
(李凤双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