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潘岳是西晋文坛上成就突出的作家，但因史书对其“焦躁不已”、“望尘而拜”的记载，其人品与文品一直为历代大多数文人所诟病。本文从多维度探讨潘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潘岳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研究其作品文本内容，认为长期以来对潘岳人品与文品的评价有失公允。其文学作品反映出他的理想抱负和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对亲情友情的重视以及他的正义感，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后期他所为人不屑的逢迎和讨好权贵，是因魏晋文人生命意识在社会现实与理想追求属域的介入，此时潘岳的人品与文品在超越生命意识上统合而呈现出一致性。人品与文品在这个层面上属同质异形现象。
　　关键词：潘岳 政治背景 人品 文品 生命意识
　　
　　潘岳是西晋文坛的著名作家，因为史书对其谄事贾谧、参与构陷愍怀太子之事的记载，后世对其多持批评态度。元好问取“望尘而拜”事件，从“心画心声总失真”的角度出发，认为《闲居赋》失真，否定了潘岳的人品和文品。事实上，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很复杂，涉及多因素、多层面的问题。任遂虎《分层析理与价值认定》一文认为：“在人文关系中，有必然性的对应域，因之要定点论；有或然性的对应域，因之要两点论；有外力牵引域，因之要外点论；有价值导向域，因之要重点论”[1]。对潘岳“人文”的对应关系也应分时期、分层次、分领域地加以剖析，同时要用魏晋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把潘岳不同属域的“人文”关系做一统合，以求对潘岳的人品与文品有一全面的认识。
　　一、潘岳人文关系中的必然性相关域
　　评价古人人品的优劣以及“人文”关系中能“以人观文”或“以文观人”的属域，最主要的准则是看其在人文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情况下，所反映出的关注对象和思想主旨下的行为。不同作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品思想内容的多样性，如何抛开作家所处的复杂背景找准这一属域就成了关键，这必须深入到人文关系中的必然性相关域。按照任遂虎的观点：“所谓必然性相关域，指的是文、人之间在知性、气性层面的联结。知性主要指写作主体的智力因素和学识修养，包括智商、灵感、观察、记忆、思维、想象、知识阅历、学养诸多因素。气性主要指主体的个性气质和才情志趣，包括秉性、天资、个性、爱好、特长、志向、才思、兴趣诸多因素”[2]。在此，特别强调的是潘岳知性方面的学识修养、知识阅历与气性方面的爱好、志向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对我们看清潘岳其人与关注对象、思想主旨方面的对应关系是最直接、最清晰、最真实、最自然的。在此属域，文品中所反应出的关注对象、思想主旨与人品也是必然对应的。下面，从潘岳所处的政治背景与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关注对象及为人处世等最基本的方面入手，来看潘岳的关注对象与思想主旨，为潘岳“人文”关系及人品的定位提供依据。
　　（一）潘岳所处的政治背景及理想追求。
　　潘岳生于三国魏齐王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祖父名谨，曾为安平太守；父亲名芘，曾为琅琊内史；从父潘勖在汉献帝时为尚书郎，迁右丞，是建安时著名的文学家，曾在建安十八年著《册魏公九锡文》；潘勖之子满也有文才；满之子尼也以文章知名。潘氏一门从建安到西晋，俱以文学名世。潘岳在这样的家庭知性环境中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潘岳的成长环境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必然地会灌注到潘岳文章的构思当中去，从此也可以看出潘氏家族都是与文学和政治有情缘的。
　　泰始元年，十九岁的潘岳风华正茂，表现出不凡的才气与建功立业的胸襟。正在这时候，司马氏篡夺了曹魏天下，潘岳的父亲被任命为琅琊内史，他就随同父亲来到琅琊。次年，激情澎湃的潘岳写下了《沧海赋》，其内容洋洋洒洒，气势奔腾，用滚滚的江水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同时表达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约在泰始二年的下半年，潘岳借助自己的才气和岳父杨肇的举荐踏上了仕途之路。泰始四年（268）四月，晋武帝耕藉田，潘岳作了一篇《藉田赋》，文采富丽，很受人推崇，少年名高，于是招致嫉恨，此后潘岳滞官不迁达十年之久。
　　潘岳因《藉田赋》被妒忌还乡，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泡影，这使充满政治抱负的他深深地认识到政治的黑暗、官场的险恶、世事的难料，要想站稳脚跟做一番事业是不容易的。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而又受父亲对官场热衷的间接影响，潘岳立志跻身于官场，但此时理想受到打击，仕途遭到阻碍。潘岳的失意，反映出了看似待兴的西晋为文人打开一扇光明的仕途之门，让文人才有所用是不可能的。潘岳此时的受挫使文人只能重新认识黑暗的社会现实，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不得不低下头考虑可行的仕途之路。笔者认为，十年之后的潘岳为了仕途之路投靠贾谧是与对现实的重新考虑有关系的，更是迫不得已的。《狭室赋》记载了他在生活面前的困境。他怎能甘心自己的才华荒废于碌碌无为呢？同时潘岳深刻地认识到“仅凭自己的才情在魏晋这个读书人无阶的时代为自己挣得一片天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的”[3]。黑暗的现实为潘岳埋下了焦虑的“种子”。试想如果潘岳才有所用，青云直上，没有出现“十年未仕”的无奈，他后来岂能安心做政治场的工具去参与政治事件？更不要说才气横溢，气宇轩昂，特别自负的他落到屈膝“拜路尘”的下场了。
　　（二）对妻子的忠贞不渝
　　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需看在没有任何社会约束的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他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准则的程度。魏晋文人在学无所用的形势下，只好退而自守，转而注重个性的高度超脱，读书人要么聚集饮酒取乐，要么独自无意识的自我逍遥。再加上潘岳非常潇洒的外表和内在的才气，自然就魅力十足了。但潘岳没有以此为资本拈花问柳，更没有迷恋于花前月下，而是对妻子用情专一。这一点对貌美而有才的潘岳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可见潘岳从小受正统思想的熏陶浓厚，并成为其立身、处世的出发点。对此，历来学者对潘岳的评价是相同的。
　　潘岳的妻子是杨肇的女儿。杨氏在魏及晋初是名门望族，杨肇历任大将军、参军、荆州刺史、折冲将军等职，封东武伯。杨肇之子杨潭娶郑默之女。据潘岳赠王堪的《别诗》中“峨峨王侯，中外之首。子亲伊姑，我父唯舅”，可见其与王堪是姨表亲。又据《晋书·阮瞻传》“内兄潘岳每令鼓琴”。可见潘杨两家与当时名气大的阮(籍)、郑（袤）、王（烈）等家族都有姻亲关系。潘岳十二岁时，与十岁的杨氏定亲。婚后，两人生活二十多年，相濡以沫，夫妻情深。妻子不幸早亡后，潘岳作了三首《悼亡诗》来怀念妻子，情真意痴。《悼亡诗》其一云：“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潘岳用比目鱼比喻夫妻情深。因为他的诗，后世把悼亡诗限制在悼亡妻子的范畴，开创了悼亡诗的先河。“《文选》、《玉台新咏》皆收此诗，可见其受后人重视程度。”[4]在此属域中，潘岳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作品为作者内心的投影。
　　(三）对亲情、友情以及民生疾苦的关注
　　魏晋时期战争频繁，灾荒连年，死亡成为朝夕之事。这时文人产生了对生命危浅、骤逝的恐慌与忧惧，士族文人多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大量文人惨遭屠杀，仕人们如履薄冰，感到天地无情，人生无常。在这种背景之下，潘岳写出了很多关注民生的作品，抒发真情实感。《思子诗》思念半路夭折的孩子，伤痛欲绝。《伤弱子辞》表达了在命运面前，面对死亡的威胁，父子之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骨肉分离。《阳城刘氏妹哀辞》痛悼同母之妹：“鸟鸣于柏，乌号于荆；徘徊踯躅，立闻齐声。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长叫，痛我同生。”以凄厉的鸟鸣衬托内心的痛苦。《哭弟文》云：“视不见兮听不闻，逝日远兮忧弥殷。终皓首兮何时忘，情楚侧兮常苦辛。”抒情凄凉，情真意痴。《杨仲诔并序》是悼友之作，追忆和亡友在一起的情景，抒发了对亡友深切的怀念之情。《杨氏七哀诗》代人悼夫：“人居天地间，飘若远行客。”《思子诗》云：“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虚盈。”有限的生命让潘岳心里更加沉痛。在这一属域潘岳的作品为内心真情实感的流露，人文关系得到自然的对应。
　　元康二年五月，潘岳选为长安令，于是携老幼赴任，举家西征，作叙事大赋《西征赋》，记叙旅途的所见所闻，每到一处便赞颂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自始至终都以前贤来勉励自己。“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洄泬而好还，卒宗灭而身屠，经渑池而长想，停余车而不进。秦虎狼之强国，赵侵弱之馀烬。超入险而高会，杖命世之英蔺。耻东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升曲沃而惆怅，惜兆乱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国而祸结。臧、札飘其高厉，委曹、吴而成节。何庄、武之无耻，徒利开而义闭。”“怀夫萧、曹、魏、邴之相，辛、李、卫、霍之将；衔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教敷而彝伦序，兵举而皇威畅；临危而致勇奋，投命而高节亮。”赞扬历史上的忠臣贤良，肯定正义，批判邪恶。从历史的长河中展示历史画卷，关注民生。可见潘岳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绝非随波逐流之人。
　　据《晋书·潘岳传》记载：“咸宁五年前后，潘岳出为河阳县令”。潘岳在任职期间有作品《怀县作诗二首》、《东郊诗》等，此类诗多叙述作者的政治追求以及追求没有实现后所发出的哀怨，尽管心中抑郁不平，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他在河阳县勤于政务，还种下了许多桃树李树，春天到来，河阳县境内到处可见满树盛开的桃花、李花，被人称为‘花县’。潘岳也被称为‘花县令’，后世常用‘河阳’潘令、‘潘河阳’、‘河阳一县花’等来代称潘岳，也以此比喻勤政爱民的好官。”[5]四年后潘岳迁怀县令，后来因政绩出色调到京城洛阳，这表现出他兢兢业业造福于民的美好品质。潘岳人品与文品关系在这一层面上连轻微偏摆、游离现象也不存在。
　　（四）潘岳为人处世与作品流露出的正义感
　　潘岳所处的西晋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功业难成。文人生活在一种危机之下，言行稍有不慎就惹上了杀身之祸，“此时，文人都是从是否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6]在这种背景下，潘岳并没有随波逐流。在《夏侯侍常诔》中劝夏侯湛：“众实胜寡，人恶隽异，俗疵文雅。执戟疲杨，长沙投贾，无谓尔高，耻居物下。”他认为人有才便会被妒忌，自古如此，像扬雄、贾谊这样的人物也同样逃脱不了，官位有高低之分是正常的，不能认为在人之下是不体面的。
　　据史书记载永康元年三月，贾后矫诏派人至许昌害太子。四月，赵王伦、梁王肜矫诏废贾后为庶人，杀贾谧、张华，赵王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军事，他的亲信孙秀为中书令。潘岳在琅琊时，孙秀为小吏，服侍潘岳，潘岳讨厌他的为人，曾多次挞辱他。此时，潘岳所“择”之“木”业已倾覆，只希望一身幸免，他问孙秀：“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孙秀引了两句《诗经》回答说：“心中藏之，何日忘之”。潘岳自知难逃一死。不久，孙秀诬潘岳及石崇、欧阳建等谋反，石崇、潘岳因此被诛，夷三族。从中可见，潘岳之死与早年得罪孙秀有关，此事也折射出了潘岳内心持正的一面。又如，对那些出身贫贱而有才艺的人，潘岳甚为赏爱。史载潘岳任河阳令时，见“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善鼓琴，颇能属文”，潘岳“爱其才艺，待之甚厚”。杨俊被杀之后，同党连坐，潘岳因曾任杨俊主簿，该当从坐，幸蒙当时已任楚王玮长史的公孙宏相救，得免一死，可见潘岳特别喜欢与正直、有才之人交往。武帝在位时，朝廷内部就有着关于晋朝限断问题的激烈争论，惠帝即位后仍争执不下。“贾谧等则主张以泰始为晋朝之始，这种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态度是比较公允的。”[7]其实，贾谧的意见还是源于潘岳，此封上议正出自潘岳手笔，表现出潘岳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
　　潘岳的哀诔文《马汧督诔》，作于元康七年（297）秋，时潘岳已任著作佐郎。因当时氐族武装起事，略雍州诸县，马敦守城御敌有功，而竟以细故被劾，下狱致死。潘岳诔序中云：“朝廷闻而伤之……，天子既已策而赠之，微臣托乎旧史之末，敢阙其文哉？”序中强调“忠孝义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缀辞之士，未之或遗也”。诔序述当时雍州情势险恶，官军窳败，百姓涂炭，马敦孤军守土，殊死奋战等事件经过，表现出一定的正义感和对于义烈气概的向往。在这一属域中潘岳人品与文品呈现出实然的对应关系。
　　二、潘岳人文关系中的或然性对应域
　　按照任遂虎的观点：“‘文如其人’是一个宽泛的命题，既包含知性、气性方面的问题，也包含了情性、德性方面的问题。情性、德性与知性、气性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知性与文法的关系，气性与风格的关系，属于心理学范畴，是一种必然的对应，实然的存在。而情感的表达真实与否问题，人品的好坏问题，属于伦理学范畴，它与文不是必然性相关，而是或然性相关。既是或然性相关，就有‘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文人相悖’的现象。”[8]同时，生命意识的介入是造成古代文人“人文”关系一致或相悖的内在因素。古代文人在不能增加生命长度的情况下，“他们都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不朽”[9]。但是，在兼济之志无法实现时会走独善之路，对于仕途不遇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仕途之路上停下来休息片刻，只能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而已。反映到作品中，要么流露出不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和品德，要么勾勒出隐逸环境的静谧，令人向往，供自己的心灵栖息。纵观潘岳的一生，“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最后于元康六年定居洛阳写成了《闲居赋》。潘岳写《闲居赋》的时候，官场失意、精神疲惫、内心痛苦，这时的潘岳只能拿自己的理想人格和美好的田园生活来安慰自己。这也符合一个人失意时候总是找点美好东西来安慰自己的常理，但从根本上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痛苦。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指出了《闲居赋》的“高情”与后来“望尘而拜”的行为之间的背离，认为《闲居赋》失真。如果看清潘岳以建功立业思想为主导的生命意识和西晋的社会背景，就发现元好问对潘岳的评价存在不妥之处。“闲居”只是供潘岳受挫心灵停留的一个港湾。任遂虎说：“不宜机械、刻板地看待人文关系，把作品与作者完全等同，刻板对应，甚至互为因果，实际上是对文人连接的误解，人的内涵往往大于文的内涵，人属于生命实体，文只是人抽象出的某种信息、思想、感情的符号表达形式，人是多面存在的，文只能反映人的某一面，作品只能表现作者某一面的思想感情，虽然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也很丰富、复杂，但比起作者的全貌，还是相对单一。”[10]潘岳《闲居赋》勾画出的隐逸思想只能反映出他积极参与政治不得志，想远离官场来保持自己完美人格的一面；后来潘岳“拜路尘”是因为生命意识的介入(当时潘岳已年过五十)，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希望获得政治平台的另一面。在此层面上，情性、德性意义上的文人连接不像知性、气性意义上的文人连接那样直接和清晰。“在情性、德性意义上将人等同于文，以人观文或以文观人，并不具备普适意义，因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11]“人文”关系在此属域呈或然的对应关系。正是鉴于这种或然性，我们在情性、德性的层面上需走出一点论的机械观，用辩证的两点论来诠释和看待问题。
　　隐逸生活在文人笔下被描写得“如诗如画”，他们以此来安慰自己以求与黑暗社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如环境的诗意描绘、人际关系的和谐温馨，但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许多文人在归隐之后贫困再加上不爱劳动或者说没有放下心中的所有把自己置身于很勤奋的种田人行列中，生活是很艰苦的。”[12]这也是古代文人身在隐逸心向政治的原因。“就算‘魏晋风度’的盛行，文人远离政治，他们要求活出性情，即使这样他们内心还是非常痛苦的。”[13]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性所在。在此，不能把潘岳《闲居赋》的内容与依附贾谧的事实看做潘岳人文相悖、心口不一的证据。再看文人元好问的一生，元好问以及他的一些朋友在亡金之际，都表现出了一种自以为悲壮的“历史责任感”，对国家负有重大使命的意识非常强烈。当这种“历史责任感”与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又不免表现出了内心的荏弱。“后来以六十三岁的高龄，不辞辛苦地去‘朝拜’尚未登基的忽必烈，并作出请与儒学一窍不通的‘蒙古小酉长’，为‘汉儿’的‘儒学大宗师’，不仅‘未免有些滑稽’(鲁迅《儒术》)，而且也未免有点可怜。”[14]元好问的作品大多反映出了强烈的爱金意识，但在金的大势已去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投奔忽必烈，这时候元好问对金表现出强烈爱国心的作品与后投元的事实怎能没有矛盾呢？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怀疑元好问作品的真实性，而是说明“人文”关系在此层面上的对应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需走出一点论的机械观，不能因为文章所反映的内容与实际行动不一致就否定“人文”关系。因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参照系下体现出的思想是不同的，文只是人在特定时期表达出的一种思想、情感而已，是以特定时期、背景为前提的。
　　三、潘岳人文关系中的外力牵引域
　　“人文”关系的复杂性，“就其原因，大多出自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文章在社会中传播，不能超绝于世外，由他人、社会所形成的外力，往往对作者构成有形或无形的牵引。”[15]潘岳生活的魏晋是社会动荡、政权频替的时代，应该说是读书人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不幸的是，此时期的政权交替并非自上而下地推翻一个朝代、废除所有的旧官制，建立一个全新的朝代，而无一例外的是“窃国”。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荐举制成为世家大族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这对广大热心于建功立业的读书人无疑是一瓢冷水。潘岳在这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下，使“人文”关系在德性、情性层面上受到限制，使“文人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被外在的因素定格，不可能无拘无束地思考，自由自在地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16]。
　　潘岳自从作《藉田赋》被贬后得到一个教训，要在官场上站稳脚有所作为，必须有政治上的“靠山”，而潘岳家族也没有人在政治场做过大官，其祖父只当过安平太守。再加之一系列的政局变动、尤其是杨俊被诛事件对潘岳的刺激是很大的，他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匪择木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在政治风云中如果所托非人，是很可怕的，这是潘岳的切身感受，也是当时的客观事实。自从元康元年，贾氏排挤、消灭政敌，朝政出现了十年相对的稳定局面，贾谧依杖着贾后的权势，权倾人主，他又爱好文学，俨然以文学爱好者自居。当时不少文人都依附在他门下，号为“二十四友”，潘岳为“二十四友”之首。史书上有他和石崇“望尘而拜”的记载，是因为当时潘岳在生命意识的介入下深感取得政治上的发展平台来实现自己理想的迫切性。同时，潘岳这样做更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贾谧的赏识[17]，以求能有更大的作为。至于潘岳是否真的帮助贾后构愍怀太子写祷神文，已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8]。质疑原因如下：“（一）永康元年四月，贾后被废，贾谧及其党羽数十人被杀。作为谋害太子的刀笔之吏，潘岳为什么得以生存？潘岳的死敌孙秀为什么不借此堂堂正正的理由杀掉潘岳？（二）贾后倒台后，朝廷做了一番追究陷害太子者的工作，把参与陷害太子的孙虑、刘振及太医令程据等全部杀掉，为何依然没杀掉潘岳？（三）晋慧帝周围毕竟还有一批终于晋王室的大臣，这些人似乎都不清楚潘岳做祷神文一事。（四）构陷愍怀太子的祷神文写得粗鄙不堪，芜桀不伦，绝不像出自锋发韵流的潘岳之手。”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潘岳构愍怀太子写祷神文的证据不足。特别值得怀疑的是潘岳的死敌孙秀为什么不借此合理的理由把潘岳除掉而非要等到后来以潘岳与石崇、欧阳建等谋反的罪名才除掉潘岳呢？按常理而言，怨恨是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消弱的。孙秀后来能找理由除掉潘岳，可见之前对潘岳恨之入骨，为什么不借构愍怀太子祷神文这天大的理由除掉潘岳呢？就算构愍怀太子的祷神文是潘岳所写，他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贾后命令潘岳作祷神文，在潘岳是别无选择的——他只能写，否则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19]，依附贾谧，其角色是贾谧的文学工具。在这件事上，他只是一粒棋子，其角色是任贾谧摆布的，我们无需责怪潘岳。
　　观潘岳的一生，“以《闲居赋》为标志，前期潘岳虽曾被允辟为太尉掾，被杨俊选为太傅主薄，任职要门，未见阿附的劣迹，久持微官，仕途不顺利，对朝廷朋比及门阀制度也有不满与评议，在政治生活中，对待政务十分认真，不肯苟且，如为河阳县令、怀县县令时，虽不时的叹卑，但潘岳仍以仿效前贤、勤于政务自勉，表现出对老百姓应有的关心，可以说，依附贾谧前积极入世，意欲有为。”[20]此时期，潘岳的“人文”关系在知性、气性、德性、情性层面上都是一致的，后期潘岳参与政治事件，其“人文”关系在德性、情性层面上呈现出或然性对应关系，是潘岳内在的“时不待我”的生命意识和外力牵引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层面，“人文”关系从超越生命意识的角度看属同质异形现象。
　　四、潘岳人文关系中的价值导向域
　　“经过历史文化的积淀与熏陶，‘文如其人’已成为文艺理论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一标准，尽管在情性、德性层面看，存在着或然状态，但问题在于，作为人文关系的艺术产品，需要顾忌社会文明的价值导向。基于这一理念，在人、文关系问题上，既要有辩证思维的两点论，也要有整体思维的重点论。”[21]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古代文人“人文”关系的价值导向方面“不能拘泥于传统道德标准。道德标准中，有恒常不变的标准，也有因时而变的标准。政治道德标准是随时代而流变的。不同政治坐标下，有不同政治道德标准。传统文论中，以政治标准评价作家人格时，失误过多”[22]。
　　从潘岳的成长环境、建功立业的理想、为官时的政绩来看，潘岳完全具备造福于民、大有作为者的才能和素养。他在理想追求中所表现出的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弱者的同情以及他的正义感，在俗尚浮华的西晋也是比较独特的，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魏晋文人对生命与死亡意识的认识尤为强烈，没有文人甘心自己的才能白白浪费，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落空。这就促使晚年的潘岳以理想人格为代价参与政治甚至于想改变黑暗的现实，但西晋政坛始终没让他有所作为，最终以失去生命而告终。后来当人们提及潘岳时与“拜路尘”、“依权贵”等同起来，进而把依附权贵看做潘岳的主导思想了。如果不了解西晋社会的政治背景和魏晋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对潘岳的促使，谁又能理解一个生不逢时的风流才子内心的痛苦和疲惫的灵魂呢？
　　沿着潘岳的主导思想思考，西晋政坛此起彼伏又是没有绝对的公式可循的，如果西晋政治如潘岳所料，依贾谧成功后，其应该能够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从潘岳为地方官时的政绩可以看出他造福社会的可能性，同时潘岳追求不朽的生命意识也可永恒。只可惜，西晋的动乱政局使他成了悲剧性人物。
　　综上所述，潘岳“人文”关系在“必然性对应域”应得到肯定。在“或然性对应域”和“政治牵引域”应该持两点论的观点辩证地看待。在“价值导向域”应肯定其主导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潘岳“人文”关系无论在哪一时期、哪一领域、哪一层次都能找出统一的对应点：“关注生命、超越生命，渴求生命价值的不朽”。生命意识在潘岳对社会现实和不懈的理想追求中的介入使其人品与文品在超越生命意志上呈现出一致性，使人品和文品属同质异形现象。因此，不能盲目地对潘岳的人品与文品持否定态度，应该把潘岳放在魏晋“九品中正制”这一特定的、封闭仕途之路的社会背景下，不能忽视魏晋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对潘岳“人文”关系的渗透与牵引，也不应该先把潘岳看做魏晋文坛的“锋芒”，然后再去抛开所处的政治背景和生命意识找他的弱点。《晋书》上列举的“罪状”是潘岳仕途无路的处境和潘岳骨子里“建功立业”的生命意识之间矛盾的产物。而且“九品中正制”容易使举主和士人之间形成君臣关系，因为士人仕途的机会是靠举主举荐的。再加上潘岳十年未仕，深感时不我待的焦虑，加深了潘岳对“保护伞”的恭维程度和依赖深度，以求赏识能有更大的作为。韩经太先生说：“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对个人荣名利禄的追求同匡济天下的政治抱负是一体并与从的。”[23]所以，拿《晋书》所列举的“罪状”来否定潘岳的人品与文品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客观的。
　　
　　注释：
　　[1][2][8][10][11][15][16][21][22]任遂虎：《分层析理与价值认定—“文如其人”理论命题新论》，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3]朱瑛：《潘岳人品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4]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5][17]吕慧娟，刘波，卢达：《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27页，第332页。
　　[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9]许倩华：《论死亡意识是对人品与文品的统合》，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1期。
　　[12]火玥人：《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缘》，晋阳学报，2000年，第1期。
　　[13]马容：《魏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魏晋风度》，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4]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8][19]胡旭：《潘岳若干问题研究》，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20]王德华：《貌美才情誉出世，心画心声未失真——潘岳其人其文》，文史知识，1999年，第7期。
　　[23]韩经太：《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中国文人心态与古典诗歌艺术》，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杨志荣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730070）

• 杨志荣： 潘岳人品与文品关系的多维度探讨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