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班主任》是教育小说，它是以“文革”后的转折时期为背景，以青少年教育为切入点而创作的具有文学史意义和价值的短篇小说，它不仅深刻揭露了“文革”对广大青少年的心灵毒害，而且，它对转折时代教育问题的客观呈现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班主任》 文革 教育问题
　　
　　《班主任》[1]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不仅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也被称为“三只报春的燕子”之一。[2]《班主任》的取材是“文革”时期的重灾区教育战线，其主题在于反“四人帮”、反“文革”，但据笔者所见，现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对《班主任》的思想主题、文学地位以及艺术特点的分析评判，比如朱寨的《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谢俊的《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谢新华的《<班主任>不是“伤痕文学”》、赵少茹的《有关<班主任>的重新思考》、李玫的《问题之问：“问题孩子”的历史修辞与新时期写作》等等，而着力从教育角度研究探讨《班主任》还是空白。[3]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教育的角度来解读《班主任》，因为一方面，刘心武十余年的中学教师经历，对于他创作《班主任》无疑产生了影响，《班主任》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原型完全来源于作者的教育工作经验[4]；另一方面，《班主任》也完全可以作为教育小说来读，看作一个老师教育学生好好读书的故事，或者看成一篇在教育战线中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它提出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大部分和“文革”相关联，但撇开“文革”这个大背景，《班主任》所呈现的一些教育问题在“文革”后的教育环境下仍然屡见不鲜。
　　一、宋宝琦式的学生
　　在小说中，宋宝琦的家庭背景并不差：“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上正常班；“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也是上正常班。他家在房间还需要大量清理和安置的时候，“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的挂到了北墙。”然而他的家庭教育却存在严重的问题，其父“下班的路上经过乐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候打到天黑也不散……”，对他疏于管教。当然，家庭问题总是和社会背景密切联系的，宋宝琦父亲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处在“那个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年代”。
　　显然，宋宝琦的家庭对他的畸形成长是负有责任的。其实，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的形势下更为严重，例如，普遍存在的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据2000年五普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近2000万人。有专家保守估计，近年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在4390万以上。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高达18%-22%。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儿童不能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在全部留守儿童中超过了半数，比例高达56.17%。因此，因人口流动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据西部某劳务输出大省在一县域内所做的调查显示：70%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致使其身心发展受到影响甚至人格扭曲，以致一部分儿童行为习惯不良，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据南方沿海某省一项调查显示：19.6%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不如人，11.4%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过被遗弃的感觉。而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5]当然，在城市，同样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他们普遍过早地被放到全托或半托的幼儿园。家庭教育问题俨然成为了当今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也正如《班主任》所揭示的，家庭教育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而是和社会背景密切联系的。文革的“畸形儿”宋宝琦有“张老师”等人来拯救，当下我们又该如何拯救层出不穷的“宋宝琦”后继者呢？
　　二、谢慧敏式的学生干部
　　小说中的谢慧敏是班主任张俊石的得力干将。作为班级的团支书，她工作认真负责，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从她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可以看出来。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此外，她作为团支书，对于政治问题是异常敏感的，所以她把“穿带褶子的短裙”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当同学们知道宋宝琦要转来的时候，大家都吓的不敢去上课，谢慧敏却晃晃小辫子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要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并且，谢慧敏还是一个懂得质疑的学生，当班主任张俊石说《牛虻》不是“黄书”之后，她就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也许在今天看来，可能觉得这些不可思议[6]，但在“文革”背景下的“革命者”看来，她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7]谢慧敏形象的出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文革”的反常语境中，人们的思想都不可抗拒地被僵化，更何况是一个深受这种极左思想控制的学生干部呢？
　　谢慧敏是一个工作繁忙的学生干部，尽管作者并不是以褒扬的姿态去描述她。其实，在今天的各级学校里，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公务繁忙的学生干部。在小说文本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功课中等，作业有时也完不成，主要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因此倒也获得老师和同学的谅解。”当下，这样的学生干部（尤其是在高等院校）依然不乏其人。学生干部是上传下达、沟通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重要桥梁，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然而面对谢慧敏式的学生干部，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培养和引导，这是值得全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深思的。
　　三、张俊石式的班主任
　　班主任张俊石显然是作者肯定和赞扬的对象。首先，张俊石是个经验丰富的党员教师，党支部对他也十分信任，当党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他并要他接收一个“小流氓”的时候，他果断地答应了。张俊石对待工作也是认真负责的，当他接到党支部的命令后，立即开始展开工作，不仅“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的情况”，而且立即去宋宝琦家进行家访。其次，张俊石的立场和意志是十分坚定的，当同组的尹老师因为无法理解而同他争吵的时候，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既然是班主任老师，那么，他来了，我就开展工作吧。”从这些方面看，张俊石确实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然而，张老师也有严重疏漏之处。在小说中，面对宋宝琦的到来，“谢慧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时，“张老师心里一热，亲热的对谢慧敏说……”可见张老师还并没有从“文革”思想阴影中走出来，他心里还是认可谢慧敏关于“阶级斗争”的说法的。教师是教育工作者，理应率先冲破“文革”的阴影，但张老师并没有这样。另外，当谢慧敏找到他，并告诉他同学们知道宋宝琦要来的消息都不敢来上课时，“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这说明在处理宋宝琦来班级这件事上，他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对班级的学生关于这件事的反应没有预判，这对于一个有十几年班主任工作经验的老师来说是不应该的。
　　四、尹达磊式的老师
　　谢慧敏和宋宝琦这两个典型的青少年，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没有接受到适当的教育，其实他们都是需要接受适当教育而非无可救药的青少年。教育当然离不开教师。小说中，当得知小流氓宋宝琦即将转入时，尹达磊老师“忍不住热血沸腾”，指责班主任张俊石说：“眼下，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很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作他个别工作的泥潭。”尹老师对宋宝琦的到来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样会影响教学质量。在小说中，这并不是尹老师一个人观点，“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却不赞同他生硬的态度；有的不赞成他的观点，却又觉得他的确出于一片好心”，由此看来，很多老师都是赞成尹老师的看法的。孔子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宋宝琦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他是一个亟需接受适当教育的受教育者，难道教育工作者应该放弃这样一个无知少年而任其自暴自弃吗？可是，“文革”后至今的我国学校教育，上级主管部门往往通过教学成绩察学校的质量量，而教学成绩往往通过分数、升学率等来衡量。这样，学校和教师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考查，而忽略了对学生尤其是“差生”的教育，比如实行普通班和重点班，速成班和高效班等形式，造成教学资源的严重倾斜。这样的教育，势必以大多数人的失败为前提，也就注定是失败的教育。
　　
　　（本文为2011年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伤痕文学代表性作品再解读”研究成果。）
　　
　　注释：
　　[1]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本文所引用直接引语如无注释皆引自该文）
　　[2]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3]《班主任》发表会，虽然有评论者注意到了小说所取的是教育题材（例如张炯的论文：《一曲人民教师的动人赞歌——读小说<班主任>》，人民教育，1978年，第3期，第55-58页。），但立论在于批判“四人帮”，并没有着力从教育问题角度论述小说。
　　[4]刘心武：《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1页。
　　[5]《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http：//henan.people.com.cn/news/2011/05/30/543666.html。
　　[6]“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刘心武在1974年创作《多么好的阳光》的时候，接受编辑部的建议去采访当时的小英雄黄帅。黄帅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作为一个小学生她写作了主要表达了对教师不满的《黄帅日记》。刘心武在采访时被黄帅怠慢，这使他心情沮丧而放弃了对作品的继续修改，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就没有发表出来。这里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可以被看成福柯式的规训和反抗的关系，在《班主任》里张老师和谢慧敏的关系可以看作这种关系的变种。”（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第137页。）
　　[7]“她……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林彪、‘四人帮’鼓吹成最革命，深受‘四人帮’毒害的谢慧敏这样的人物便成了青少年学生的‘标兵’。（朱寨：《对生活的思考——谈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四篇小说》，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等编：《刘心武研究专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
　　
　　（李定春，刘智伟 湖南郴州湘南学院中文系 423000）

• 李定春 刘智伟： 转折时代教育问题的呈现及启示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