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国演义》主题研究的多义性、多类性，源于不同读者的不同解读。可用“主旨”观念取代“主题”概念，深入探究“作家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心系天下安危、追求国家统一是《三国演义》的特质之所在；“国事情怀”在小说的各个层面均有强力显现；中国文明从未曾中断，与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的向往统一、渴望安定的民族心理有关，而《三国演义》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三国演义》 主旨 特质 国事情怀 中国文明
　　
　　一、由“主题”与“主旨”的异同说起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由于阅读者立足点和观察点的不同，往往会得出不甚相同或甚不相同的认知，正如宋代诗人苏轼《题西林壁》诗中所写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时，就一般情况来说，对于篇幅比较短小的作品驾驭较易，而对于篇幅较大的长篇巨制把握起来就难，这已成为常识，也正是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之争，“文革”之前主要有四种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而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产生了不下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1.“赞美智慧”说；2.“天下归一”说；3.“讴歌封建贤才”说；4.“悲剧”说；5.“总结夺取政权经验”说；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7.“宣扬用兵之道”说；8.“人才学教科书”说；9.“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10.“总结历史经验”说；11.“乱世英雄颂歌”说；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还有“分合”说，等）[1]的主要成因。
　　恰是《三国演义》主题概括上的这种多义性、多类性，一度引发了学界对主题研究意义的质疑甚至是争鸣。否定主题之存在或主题研究无意义的论点固不可取，建立合理的评价观念和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则实有必要。笔者认为，用“主旨”一词取代“主题”一说，似乎可以一试。其理由可从 “主题” 与“主旨”的异同说起。
　　按照最常见、也最具认可度的《现代汉语词典》[2]中的解释：
　　主题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主旨是指主要的意义、用意或目的。
　　仔细揣摩和比对这两个词的涵义，它们既在宏观层次上有同，也在深曲处有异：其相同之处在于“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与“主要的意义”蕴含相近；其相异之处在于“所表现的中心思想”与“用意或目的”在蕴含中则有虽细微却明显的区别：前者的侧重点是“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后者的侧重点主要是“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这实际上牵涉到“鉴赏论中的主题”这样一个概念。有学者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3]。而在事实上，作家的主要意图——“创作理论中的主题”与作品的客观效果——“鉴赏理论中的主题”有时相符相合，有时又是不相符合的！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文学创作实践中有很多，并非什么稀罕事。而迄今为止就学者们对《三国演义》主题的概括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其绝大多数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所提炼出来的所谓的中心思想。实际上，作家搞创作，固然是有感而发，但却并不是先想好一个中心思想再去动笔的，现代作家林夕为了强调“感”、“感性”，甚至亲口对其女儿说，作家的创作“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
　　由上述判断推演，就《三国演义》的主题研究而言，是不是“解说”的成分多了，而“寻找”的成分少了？换言之，是不是对“作家实际上提供了什么”关注有余，而对“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挖掘不足？假若果真如此，那么围绕“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这样一个命题，尝试着用“主旨”的观念取代“主题”这一概念，也许更能触摸到作者创作的初衷与本意。当然，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见仁见智乃大千世界中的正常观象。否则，千人一面，千人同口，自然界则无姹紫嫣红和秋冬春夏了！具体到《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自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即便在同一时代、同一阶层、相类经历、相似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觉也是各不相同甚或大相径庭的。针对这种情况，沈伯俊先生曾颇有感慨地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解说同一部作品，“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那么，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与其都把各自的感受概括成《三国演义》的主题，还不如一起深入探究作家本人的真实“用意和目的”更能切合作品的实际呢。
　　二、从比较中寻求《三国演义》的特质
　　有比较才有鉴别。也只有在比较中，事物的表征和本质才能更充分地呈现出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被国人称为“四大名著”，而上述四部作品也的确突出地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它们像四面镜子，分别映照出国人的某些文化、心理特质。
　　熊建先生撰文[4]认为，《红楼梦》映照出了中国人的雅趣：《红楼梦》把中国人最文雅的表达方式——诗、词、曲、赋全吸纳进来，把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建筑、美食、园林、绘画全利用起来，充满了一般小说不具备的雅趣；《水浒传》映照出了中国人的侠义：义者，宜也。在中国人的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这在《水浒传》的前半部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对义举的赞美不遗余力，对义士的期盼古今同一。义有两大敌人，一是钱，一是色，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侠义拿钱不当回事，跟色基本是绝缘的。《西游记》映照了出中国人的信仰：不尊重佛教，也不尊重道教。这两大宗教在《西游记》中被贬抑，反映了汉族的传统里没有固定的信仰。汉人缺乏敬畏之心，只信能给自身带来好处的东西。《三国演义》映照出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三国演义》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它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社稷苍生。这种关心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民众的爱憎褒贬紧密相连，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天下观。这种心理是如此强烈，遂成为中国最大的聚合力。
　　拜读过熊先生的文章后，笔者深受启发。虽然对他的某些概括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整体而言，他的思想是有说服力的。采用比较的方法确实能较为清晰地甄别出四大名著的各自特质，但也许是受篇幅的限制，特别是具体到《三国演义》时，熊先生的有些论点支撑不力，对有些论题未予涉及，而相关话题又恰是《三国演义》的核心所在，这也正是笔者据此意欲探讨和解答的问题。
　　三、“国事情怀”在《三国演义》中的强力显现
　　《三国演义》不怎么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伦理亲情等方面的细枝末节，譬如曹操有几位夫人，关羽的媳妇叫什么，张飞有无兄弟姊妹等，而是心系天下大事，思虑社稷苍生，这是《三国演义》的境界，也是《三国演义》的特质。而且，这种“国事情怀”，在《三国演义》的文本里几乎所有层面都表现得非常强烈：
　　（一）范围之普遍
　　《三国演义》描绘了上自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百余年间魏、蜀、吴三个军事集团的兴衰始末。在这长达百年的历史演递进程中，光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就约一千人，至于写出的人物总数更是达到了一千二百五十八个[5]。由这一千二百多个人物上演的波谲云诡、精彩纷呈的故事与情节更是难以确切计数。况且，单就这一千二百余位人物的身份而言，上至皇帝、皇后、文臣武将，下至贩夫走卒、奴婢仆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阶级或阶层。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的“尊”与“卑”或“高”与“低”，其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怀和倾心，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现不妨顺手拈出几例以证之：王允目睹董卓骄横跋扈、社稷危难的时局，行坐不安，仰天垂泪；越骑校尉伍孚，见董卓欺主弄权，愤恨不平，“尝于朝服内披小铠，藏短刀”，“一日，卓入朝，孚迎至阁下，拔刀直刺卓”；蜀汉江油城守将马邈之妻李氏，在魏将拥兵入城之后，毅然决然，自缢身死。仅据此数例就足以说明，无论身处庙堂之上的文臣武将，还是处在边陲城镇的家庭妇女，莫不被作者赋予了以“忠”、“义”观念为主导元素的浓浓的“国事情怀”！
　　（二）程度之深
　　以上，我们谈到了“国事情怀”在《三国演义》中所涉及的范围之普遍。区别说来，这应该属于“面”的问题，而接下来要谈的程度之深，则当然应属于“点”的问题了，说得文绉一点，叫做“事物变化达到的状况”。还是用事例来说明吧：赤壁大战中，为破曹，东吴老将黄盖向都督周瑜献策火攻，并亲行“苦肉计”，结果，在军帐之中被“打了五十脊杖”，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扶归本寨，昏绝几次。动问之人，无不下泪”（第46回）。也正因此，黄盖才用诈降计瞒过曹操，从而为赤壁之战的大胜创造了必备的条件；魏将邓艾取得绵竹之后，成都岌岌可危，后主受谯周蛊惑欲降，其第五子北地王刘谌力谏，被推出宫门。刘谌“怒气冲天，乃带剑入官。其妻崔夫人问曰：‘大王今日颜色异常，何也？’谌曰：‘魏兵降近，父皇已纳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从此殄灭。吾欲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不屈膝于他人也！’崔夫人曰：‘贤哉！贤哉！得其死矣！妾请先死，王死未迟。’谌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夫亡妻死，何必问焉！’言讫，触柱而死。谌乃自杀其三子，并割妻头，提至昭烈庙中，伏地哭曰：‘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故先杀妻子，以绝挂念，后将一命报祖！祖如有灵，知孙之心！’大哭一场，眼中流血，自刎而死”（第118回）。上述二例中的主角，固然分属不同的政治、军事集团，一为孙吴甘受皮肉之苦，一为刘蜀不愿领受降之耻，前者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后者更是杀妻灭子，自刎身死。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皆非因为自身及家庭的荣辱，而是心系吴、蜀的“国家”声誉，意在江山社稷的利益！这种浸透于血脉之中的国事情怀，不仅是无比真诚的，更是异常深刻的。
　　（三）行动之自觉
　　笔者曾在十年前写过一篇小文，认为读《三国演义》时我们常被一种情绪所感染，这种情绪就是昂扬向上的进取意念。照小说中刘、关、张三人结义时的话说，即“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实际上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影响下建功、立业、垂史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的同义语。因之，可以肯定地说，建功、立业、垂史实乃促使“三国人”奋发有为的深刻的思想渊源和强劲的内在驱动力。[6]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为实现宏伟抱负所付出的行动和实践是自觉的，是矢志不移的，同时也是勇往直前的。小说第一回写刘备见了招募义兵的榜文后感慨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张飞的这一诘问，就很好地体现了进取的精神和理想。况且，这个情节既是放在作者所倾注全部激情的蜀汉集团之主要人物身上，又是放在这部大书的端首，就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饶有意味的是，此时的刘备乃一“贩屦织席”之辈，张飞则一“买酒屠猪”之徒。这种职业身份，似乎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前文已论及的“国事情怀”在三国世界中的范围之普遍的命题；接下来再举一例：第51回魏吴南郡争夺战中，周瑜身中毒箭，疼不可当，饮食俱废，魏军乘机前来寨前辱骂。程普等将因担忧周瑜“怒气冲激，其疮复发”，遂按兵不动。周瑜察知后，“于床上奋然跃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可为我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乎？’言讫，即披甲上马。诸军众将，无不骇然。”像这种舍己为公、为国家利益而不惜身家性命的例子，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四、《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的天下观与中国文明的发展传承之关系
　　在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止一次被分裂，但每一次分裂，中国人总是以坚忍的毅力、巨大的牺牲去实现新的统一。究其根本原因，不能不说这与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的向往统一、渴望安定的民族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心理是如此之强烈，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与行为自觉。
　　刘家和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7]中曾这样描绘世界文明古国的兴衰演递图景：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但是，到了公元前二千年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为爱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先后灭亡了；到了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年代开始），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除中国之外，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到了铁器时代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通过对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对比考察可知，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被外来因素所中断。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做准备。西晋之后，是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然而就是在西晋灭亡之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统一的规模，超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发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明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中国则不然。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发生断裂现象。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发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均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代，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从此之后，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首尾相衔，形成一条历史的长龙。除了史学之外，其他学术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文学，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到唐代律诗、到宋词、到元曲，从楚辞到汉赋、到骈体文，其间都有着相当清楚的沿革关系。
　　以上，我们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将中国文明的发展放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宽阔视域中进行比较考察，意在说明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被外来势力所中断。当然，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的。中国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像三国时期，就堪称是一段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岁月。然而，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特征，就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顽强地生存下来！
　　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中国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又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中国人（也就是《三国演义》书中所着力体现的）的天下观的问题上来。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不从自身角度抒写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关注平民百姓的油盐酱醋，而是心系天下一统，处处充盈着心存邦国、关注苍生的“国事情怀”。《大学》八条目，最高就是平天下。中国传统理想人格所推崇的最高境界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国演义》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向往安定太平、追求国家统一的天下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一旦形成某种稳定的认知心理，对某种事物的判断则具一贯性，同时，这种判断会下意识地促成行为的产生并形成行动的自觉；而一个民族若经过文明发展的风雨洗礼形成某种共同的民族心理，则又会转化成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这种心理是如此强烈而持久，遂成为中国最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罗贯中接受和继承了这种民族心理特质，又通过《三国演义》将这种民族心理发扬光大。《三国演义》写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曹、刘、孙脱颖而出，尽管作者对这三家的态度有别，但充分肯定了三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眼观天下，志在统一。事实上也是如此，鼎立之后，谁都没有满足，大家都要继续追求国家的完全统一。因此不妨说，“统一”早已成为国人的共识。这种心系社稷苍生、关切天下大事的“国事情怀”和对天下统一的向往，不仅早就烙刻在了国人骨子里，而且也必将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遗产，被久远地认同和延续下去。
　　就体式、题材方面而言，《三国演义》开辟出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历史演义的广阔疆域。在2010年山西清徐围绕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的楹联征集活动中，笔者草撰的“三国群英展龙姿虎相，演义范式开文体鸿基”就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而笔者窃以为，小说中所充溢着的心系天下、关注苍生的“国事情怀”以及所激扬着的为追求国家统一而奋勇拼搏的“三国精神”，更是《三国演义》的卓越功勋，因为它溶入了国人的血液，铸造了民族性格，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就在本文即将定稿的时候，忽于报端读到温家宝总理于2011年4月14日与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亲切交谈时的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联系到《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国事情怀”，联想到三国英杰的矢志拼搏，笔者更生敬佩之情。
　　
　　注释：
　　[1]沈伯俊：《新的进展 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杨凌芬：《建立鉴赏论的主题概念》，《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4]熊建：《中国人的四面镜子》，洛阳日报，2010年4月23日。
　　[5]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三国演义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6]宋培宪：《三国精神论——兼及三国精神的当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2期。
　　[7]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宋健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730030；宋培宪 山东省聊城大学 252000）
　　

• 宋健 宋培宪： 国事情怀:《三国演义》的主旨所在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