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小说集《彷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彷徨》集中了启蒙者鲁迅对启蒙的深刻思考,包括群众、启蒙者自身、启蒙者和群众的沟通等各方面。
关键词:启蒙 苦痛 艰难
“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借此,新文化运动先驱向封建旧社会展开猛烈攻击。可不久新青年阵营就分化了,“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1],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都转向了。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却依然坚持着启蒙,小说集《彷徨》集中了他对启蒙更深入的思考。其中《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四篇有力地写出启蒙者的精神苦痛和启蒙的艰难。
《祝福》中“我”年底回到鲁镇,可鲁镇依旧是年年祝福(岁暮祀神的大典),依旧是保守愚昧,“谈话总是不投机”。但最终让“我”急着离去的是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追问,“况且,一想到昨天遇到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一件事——”、“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祥林嫂对死后有无灵魂是一种极端矛盾的心态,“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读完全文,读者就能理解祥林嫂的心态了。祥林嫂当然希望死后有灵魂,至少可以见到曾经是她苦难人生唯一寄托的儿子阿毛。可柳妈告诉她死后要被两个男人抢,阎王只好把她锯成两半,建议她去捐门槛赎罪。捐完门槛后,祥林嫂觉得获得了新生,可鲁四老爷还是不允许她参加祭祖活动,祥林嫂意识到她没有救赎的机会,永远是个不洁的女人。死后还要受到酷烈的惩罚,祥林嫂对死后有灵魂深感恐惧。没有灵魂又怎样?经历了痛苦的一生,最后是空无,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祥林嫂模糊地感受到这种境况。没有来世,一生苦难的意义何在?
拥有科学知识的启蒙者“我”明知死后没有灵魂,可这真相“我”不能说。事实上“我”也并没有真正深入思考过死后没有灵魂观念的真正后果,因此“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我”陷入了绝境,不能说出真相,也不能不说真相,故而只能否定自己所说,含糊其辞,“其实,究竟有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
“我”感到祥林嫂的问话非同寻常,怕自己的回答会造成不良后果,于是极力给自己排解,说过“说不清”,没有什么责任的。可不幸还是发生了,祥林嫂死了。祥林嫂的死让“我”回想起她的一生:来鲁镇做工,被迫改嫁,夫死子亡,众人嘲讽……祥林嫂遭受了种种伤害,但最令人震惊的是来自同是佣人的柳妈对她的伤害。柳妈本应该最能同情祥林嫂。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改嫁女人死后要被阎王锯成两半,这是祥林嫂在山村没听过的。宣扬者柳妈充当了封建礼教压迫祥林嫂的帮凶,造成了祥林嫂巨大的精神苦痛。另外,在鲁镇人厌弃了祥林嫂的故事后,柳妈又把她们的谈话传了出去,给鲁镇人以新的笑料,又增加了祥林嫂的苦痛。周作人在《祝福》一文中这样说:“这故事是礼教吃人的一例,男子号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企图专有女性,穷苦女人为生活而再嫁,受社会的歧视,而最为凶恶者乃是同性,助纣为虐,真是人间最可痛心的事。”[2]可作品中写柳妈是个善女人,不杀生的。可怕就在这里,残害了他人而毫不自知,不觉有任何责任。可见要唤醒柳妈这样的群众,道路是十分艰难的。
《在酒楼上》无处归依的“我”回了家乡,发觉自己犹如陌生人。为排遣无聊,来到酒楼,竟意外遇到老友吕纬甫。两人交谈起来,吕纬甫很颓唐,全没有先前改革中国的锐气。当“我”问起这些年做了什么,他对自己的所做这样评价:“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吕纬甫充满了倦怠,对生活缺乏了热情。他把自己比作蜂子或苍蝇,飞来飞去,不过绕了点小圈子。吕纬甫说起回来为小弟迁坟,给顺姑送剪绒花。可小弟的骨殖一点也没有了,顺姑也已经死了,但他还是迁了坟送了花,好去哄骗母亲,使她安心。原本他把这两件事看得很重要,是无聊人生中的有意义的事,带着热情去做,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在下令掘开弟弟坟墓时,“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为热情善良的顺姑送花的认真。可美好的愿望落空了,吕纬甫感到无法排解的无聊。为生活所迫,他可以教自己一直憎恶的“子曰诗云”。但他心有不甘,对自己不满,“但我现在就是这样,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据周作人、许钦文回忆,为小弟迁坟、送花的部分都是取材鲁迅自己。对吕纬甫的相貌描写,也让人想起鲁迅。吕纬甫是鲁迅一个精神侧面的写照。鲁迅坚持呐喊,坚持启蒙,但反应寥寥,那个“铁屋子”的比喻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分明感到了寂寞倦怠,但鲁迅坚信启蒙的必要,于是他要摆脱这种倦怠。所以,结尾“我”告别吕纬甫,“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鲁迅需要说服自己,平衡理智和感情,重新调整自己的步伐。他是质疑启蒙也是在坚持启蒙。
《孤独者》魏连殳被S城人仇视,“同我们是异样的”,后来因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学界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了,再往后还被校长辞退。穷困潦倒的他请求“我”帮他找事,可都无所得。面对社会的仇视和生活的压迫,魏连殳投向了旧社会的怀抱,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做着自己先前憎恶的一切,却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但是自己最终得到的是深深的挫败感,因为他离他启蒙的理想越来越远,当前所做只是在加速社会的腐烂。“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的一切,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带着难以驱除的精神苦痛,魏连殳摧残自己,最终永别了人世。“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于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3]
《孤独者》还生动地呈现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魏连殳的乡亲都不理解他,把他当成怪人,当成笑料。先前魏连殳为社会进步发表没有顾忌的言论,致使生活陷入困境。其实他非常爱大良这些孩子,但愚昧的大良祖母轻视甚至鄙视他,“我”去找他,她的答话没有好声气。后来魏连殳死了,从她的说话中得知魏连殳变得非要大良兄弟磕头学狗叫,才肯买东西给他们,常骂她老家伙。魏连殳变得轻视仇恨他们,她反倒感到快乐,她并不需要人的地位。魏连殳和她似乎缺少沟通的可能。她无法理解魏连殳的精神世界。
《孤独者》中启蒙者对不觉悟、反过来迫害自己的群众进行报复。《伤逝》更近一步,鲁迅设置了叙述者涓生,对启蒙者自身进行无情剖析。涓生是热情的启蒙者,唤醒了子君的个性自由意识,使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呼声。
但我们也看到了阴影,“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两人外出同行时,“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社会仇视他们的结合,涓生心理上也无法彻底“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同居之后,子君常常温习着两人甜蜜的过去。但由于日日忙于家务,与涓生缺少时间沟通,两人开始变得不快活。子君与官太太勾心斗角,养小动物,显示出精神的平庸,但她又不是彻底的新女性,不可能彻底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两人显示出性情的差异,涓生非常痛苦,感情出现了裂痕。终于在社会的仇视下,涓生失去了工作,陷入了经济绝境,因此他只得开始翻译写作,可稿费毫无踪影。生存成了迫切的问题,冬天涓生躲在外面看书勉强取暖。渐渐地,他觉得子君是负担了,陷入了两难:对子君说“我不爱你了”,就将重担和险途推给了子君;对子君不说或撒谎,则根本地违背了他们结合的基础——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自己精神上就会背上“虚伪”的重担。但最终,涓生还是说了出来,可怜子君却在社会仇视下孤独痛苦地死去。
涓生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后面也意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表面看来,涓生是很清醒的,但这些都是打击后的教训。两人结合之前,他对两人爱情的艰难没有足够的预料和心理准备。他对自己的旧思想负担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意识到在社会解放之前,男子必须承担对女性的经济责任。当然,他对他们分离会对子君造成什么后果,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总之,涓生是不乏热情真诚然而却也幼稚的启蒙者、忏悔者。
启蒙困难重重!群众受封建统治太久,中毒太深,很难唤醒,而启蒙者自身也并不成熟,对自身的弱点、启蒙的艰难没有深刻的认识;再者,启蒙者和群众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没有显示出长时间沟通的可能。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2]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5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黄盛勇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3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