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浪潮突起，徐坤将知识分子们遭遇时代巨变的反应收入文中，以戏谑之笔刻画知识分子群像，既对他们竭尽嘲讽，又对他们的精神追寻有所保留，以知识分子对“诗意生存之境”追寻的失败来体现人文精神的陷落。
　　关键词：知识分子 诗意 追寻
　　
　　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作家徐坤，以对知识分子存在状态的速写进入文坛，以戏谑之笔描绘出一幕幕精彩纷呈的知识分子闹剧，勾勒出新时代的儒林百相。徐坤的快意之笔，一方面颠覆了以往的圣者之形，肆意解构文人的迂腐市侩；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潜意，对知识分子突逢时代巨变的惊惶深表同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境多少做了一些保留，而这些同情与保留正体现在文中知识分子们对“诗意”的追寻中。
　　在徐坤早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诗作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徐坤经常用“诗”来表现人物情感，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定的“诗意”。无论是身处环境粗陋的乡下，还是优越条件的闹市，但凡对生活有一定期望还未被现实完全同化的知识分子，都在坚持着对“诗意”生活的追寻，尽管结局并不美好。譬如《白话》中的博士，在下乡如火如荼的“白话”运动中，都不忘创作几首诗歌，或用来自我调侃，或抒发胸臆。诗歌固然不是民众日常的说话方式，也与“白话”运动的本质相反，却也正说明大众语言与精英话语的不相调和，这其中的差距也不是一场简单的白话运动能够解决的；无论这些科研所的知识分子怎样想尽办法去亲近大众，他们还是会不经意地流露出骨子里的文人之气，就像他们不自觉地选择用诗歌这一形式来表达情感一样。不论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下有多放浪形骸，但是在诗歌中还是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研究生院最难忘。三年多，是同窗。促膝谈心，相知胜祝梁。记得携手观影剧，社科院，小礼堂”，曾经诗意多姿的研究生时代成为下乡生活中的追忆性慰藉；“驽马驰骋在看不见的战场／长枪杀向不可知的远方／为了忠于那光荣的探求／躁动的灵魂在原野上流浪”，这正是一群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虽然囿于现实的土壤，内心却挣扎彷徨、躁动不安，依旧希望可以效仿先辈们的足迹，以思想为武器执笔为戎。文人的浪漫与诗情在几千年的流传中已深入骨髓，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商业大潮能够冲击掉的。只不过博士的诗意追寻用错了环境与对象，敌不过乡下的流言蜚语，尚存一息的文人情怀被扼杀，就像博士最后在诗作中所写：“娶亲的哭声驱走了寂寞的狗吠／我们死了就会静止成松针。”充满了压抑与不甘。同样还有《呓语》中的苏芃，留校工作受到排挤与打压，觉得满腹才情无法施展，见识到学术界相互吹捧和文人相轻的内幕之后，将对爱情的追寻作为自己最后生活的支柱，然而一切都是他一厢情愿，在大洋彼岸，苏芃寄予希望的女神已嫁人生子，生活美满，并不需要苏芃这个外人的调剂。苏芃不仅没能坚守也无法坚守知识分子的清高，最后渴望的“琴瑟和鸣”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对生活的诗意追寻终于与博士一样成为一幕悲剧，化为湖畔的一腔“呓语”：“直到凋零了你也不会明白／无论你荣枯／生死中轮回／始终陪伴着你的／是夏夜的湖／白杨树呵……”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没有了，只有对苟延残喘的生命的感叹。最悲剧的是《斯人》中的“诗人”——一个将写诗作为生命一部分的年轻诗人，先后被“古典”与“现实”阉割，最后被“爱情”给予了致命一击。诗人先前认为是知音的“绿”，不过是带着“诗意”假面的沽名钓誉之辈，与诗人的精神追求大相径庭，甚至成为导致诗人自裁的元凶之一。可以说，无论是博士、苏芃还是诗人，都在周围喧嚣与烦躁的生存环境中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绿洲，为知识分子保留最后的尊严，但是在商业大潮席卷的整体语境中，他们势必会为周围的环境影响、引诱，结局不过两种，要么像博士与苏芃一样，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身段，向世俗靠拢；要么像诗人一样，始终无法同流合污于现实状态，用死亡作为解脱。在一个集体趋同的时代，个人的反抗不啻于“蚍蜉撼大树”，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
　　无论是“诗人”们对诗作的追寻还是对爱情的期盼，都可以显见，“诗歌”与“爱情”已经成为这些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追寻理想生存之境的手段，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历史渊源的。自有文明以来，“诗歌”一直就是中国文人抒情写意的主要形式。不论是在野隐居，还是入朝为官，皆于诗歌中吐露胸臆，或寄情山水、表达淡泊名利之心，或托物言志、抒发抑郁不得志之情。魏晋诗人的洒逸之态、唐朝诗人的豪放之势、宋代词人的多情之姿，以及中国历代以来文人凭才学入仕为官的传统，早已深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尤其是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及一系列隐逸之作，更是让后世知识分子有了效仿的对象。经历现实的碰壁之后，虚构心目中的避世之所对中国文人来说早已心照不宣，而男女之情也成为风流文人向往的疗伤圣药。同样，这两者亦成为徐坤小说中知识分子们逃避现实压迫的无奈之举。古代先贤们曾经在诗歌中营造并传诵不衰的“秉烛夜读、红袖添香”、“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神话，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后的避难所，用以抵御金钱铜臭的熏染与经济大潮的席卷，企图以这种传统而消极的方式为自己制造最后的存在感。但时代的巨变不可避免，生存的诱惑高于一切，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脆弱暴露无遗，知识分子终不可免俗，全部卸下清高的面纱，“诗歌”的功用没有变，“爱情”却全然变质。
　　那么，徐坤小说中知识分子们追寻的“诗意”生存之境到底是什么呢？上述所说的寄情诗歌放逐胸臆和追求“红颜知己”的神话不过是知识分子们追寻“诗意”的形式而已，说到底，他们追求的还是千百年来潜伏在知识分子内心的文人情怀。孟子曾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视之为知识分子的最高气节。虽然在徐坤的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的嘲讽与戏谑占主导，但是我们依然能从他们的言行中看出某些坚守的东西。在《一条名叫人剩的狗》中，“高手”依靠成为高手的信念成名，尽管成名之后的“高手”周围充满了利益的算计与瓜分，“高手”对此也持漠然态度，但漠然不代表赞成，“高手”的沉默与寡言便说明他对这一切无奈而又不屑的矛盾心理；“高手”去世，“死前他对身后事已了然于心，留下一纸遗书吩咐家人不必声张，把骨灰洒在他下放劳动多年的那处旷野上便是了”，由此也凸显出高手寂寞的精神生活，实在不堪忍受利益伪善的世俗纷扰，将当年的苦难地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那是当年磨练意志的地方，是精神受难的地方，但也是坚守自己信仰的地方，更是自己日后奋斗的精神动力和来源，相比成名之后的虚名浮利，这里更能够保存自己最后的尊严。对《白话》中的这一群知识分子来说，之所以在乡下貌似心甘情愿地发动“白话”运动，实际上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还潜存着知识分子的骄傲，不难看出他们渴望“一切掌握主动权”的心理意识；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之间，也能够感受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快意；于他们最和谐的不是“抓计划生育”这种无法胜任的工作，也不是打枣烤田鸡的田野之趣，而是他们面对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时所流露出的对人生的思考、对命运的感悟。不能说他们有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也不能抹杀他们对自己心中理想的追求，不过想要寻找一方净土，远离意识形态的牵制，远离商品大潮的冲击，尽管在现实环境的逼仄面前，这一方净土只能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面对商业大潮带来的浮躁，利益至上对灵魂的剥蚀，大批知识分子再也无法抵御金钱名利的诱惑，自觉投入到欲望的浮沉中。有沉沦也会有坚守，对《斯人》中的“诗人”而言，在无力面对现实的逼仄也无法坚守内心之后，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市场经济的迅猛崛起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浮华的商业气息笼盖在原本纯净的学院上空；官僚制甚至渗透进知识分子安静的书斋，将他们驱赶到没完没了的利益竞争中。经济占据主流，人文退居边缘，知识分子们奋力挣扎在欲海中，一面道出愤世嫉俗的话语，另一面却又不甘被时代抛弃。曾经一呼百应、悠然舒畅的生活被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截断，知识分子的书卷气被名利熏染，近视的眼镜片后闪着如商人般精明的目光，“诗意”的生存追求早已被搁置脑后。徐坤笔下的“博士”、“诗人”们在无望的追寻之后只能选择放弃，为凋落的“诗意”划出最后的哀音。
　　
　　参考文献：
　　[1]孟轲著，梁海明译注.孟子[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1.
　　[2]徐坤.热狗[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
　　
　　
　　
　　
　　（郑昭丽 江苏省南通大学新校区文学院 226019）

• 郑昭丽： 寻找诗意的生存之境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