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奥尔罕·帕慕克通过两个代表东西文化的人从身份冲突到相互学习最后互换身份的故事，试图在东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中找到文化身份和冲突的出路，表达其运用东西文化混杂以解决文化身份和冲突的思想。本文试从个人身份和国家身份进行阐释。
　　关键词：奥尔罕·帕慕克 东西文化 个人身份 国家身份
　　Abstract:Via the story of two representatives of East and West culture exchanging identities after experiencing conflicts of identity and mutual learning, OrhanPamuk tries to find the outlet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flicts in the background of two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is way, he expressed his idea of blending two culture to conquer the crux.. This article is aiming to explor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OrhanPamuk west and east culture individu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因其作品“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而《白色城堡》作为其代表作，体现了帕慕克试图建造一座沟通、横跨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艺术桥梁[1]，对土耳其存在的东西文化冲突和身份迷失进行探寻，并寻找出路的思想。这篇小说以17世纪走向衰弱的奥斯曼帝国为背景，讲述了土耳其人霍加和威尼斯学者因其各自所代表的东西文化间的差异而经历的从冲突到相互学习最后到互换身份的故事。从冲突到混杂再到互换身份，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反映的是东西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的实质。而东西文化间的冲突在土耳其表现尤为突出，这与土耳其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帕慕克曾指出“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这个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悬置状态，就是土尔其的生活风貌”[2]。具体来说，在地理上，土耳其处于欧亚大陆交汇处，这就决定了它处于东方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在政治上，在凯末尔世俗化改革后，虽然实现了政教分离，但未从土耳其国民的思想深层去触动伊斯兰教的影响，东西文化的冲突仍然未能调和。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环境的影响下，土耳其的身份仍未得以明确。
　　而“身份”这个词，从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看，身份与认同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英语中这两个概念就只用“identity”一个词语来表达，指涉身份、属性。带有动态含义的词形是“identification”，意指“自我”与“他者”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就是一个人对其他人或人群、对文化在品质、特征、思想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认可程度。身份是指“自我”(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与“他者”(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形成的。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3]。所以小说中霍加和威尼斯学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在土耳其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下，两人对自身和对方的思想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方面的认可和“自我”与“他者”界限的鉴定之间所产生的困惑和混乱。这一身份的迷失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份上，从更深层次来理解，更体现在国家身份上。
　　从个人身份的认识层面上看，霍加和威尼斯学者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威尼斯学者“我”被土耳其舰队俘获到伊斯坦布尔，并在夏帕的引进下遇见了一个与“我”外貌酷似的人——占星师霍加。霍加与“我”相似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4]。但外表的相似并未为双方带来对彼此的好感，在一起制作烟火的那段日子，双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他们间的相互轻视。霍加为“我”不敢与他争论有关宗教的话题而蔑视“我”，而“我”也看不惯霍加这种态度。在这一阶段，双方都对各自文化有些了解，却对对方文化表示不屑。然而在这种相互排斥心理的作用下，双方对各自的吸引力却是逐渐显现出来。霍加从夏帕手中救下“我”，让“我”以奴隶的身份教他西方所有的天文学、医学、工程学等科学，而“我”也不断在思考霍加与“我”的相似性所意味的问题，这就使两者的身份认识过渡到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们开始了对自我身份的探索。霍加想知道的是：“我”作为一个西方人是怎样成为西方人的，自己作为一个东方人是怎样成为东方人的，东方身份与西方身份有什么不同？身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5]他们通过各自坐在桌子两头不断写下对过去的回忆来探索身份的本质。然而他们的探索结果没有得出东西方、基督教和穆斯林间的实质差异，相反两者身份的逐渐交融却使他们开始难以区分双方身份的差别。而后在两个人照镜子的时候，外貌的相似再次使“我”不禁感叹他们两个就是一个人。两者的相互理解在霍乱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霍加开始相信西方的知识，认为疾病只能靠加强卫生措施来防御，而“我”也开始认为灾难是真主的旨意。于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双方在战争失败的危急情况下互换了身份，霍加代替“我”去了威尼斯，而“我”留下来代替他继续在土耳其生活。两个人都完美地替代了对方，成功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之中。读到小说的结尾处，读者已经无法分清留下的到底是霍加还是“我”，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帕慕克所要表达的双重身份的思想，这个时候“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已经产生了完全的超越，迷失的自我已经通过双重的身份得以寻觅。
　　而从国家身份来看，在起初阶段，霍加和“我”对国家身份的概念十分执着。尽管霍加频繁使用“笨小孩”来形容苏丹，并且咒骂那些大臣无用，还说他只关心科学，而对其他国家大事不关心。但他却始终坚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并将其用于制造有利于国家对外战争的终极武器。在知晓皇室星象家是个不祥职位的情况下，仍欣然接受苏丹的任命，为国家服务。而“我”在土耳其这漫长的十几年中，不曾忘却威尼斯家中的老母和未婚妻，时常做着回家的梦。在被告知如若不放弃基督教信仰就会丢失性命的情况下，我仍然愿意用生命来卫道。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看，双方坚持着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信仰的执着。这种坚持是泾渭分明，容不得半点含糊混淆的。然而，随着双方长达十多年的交流和了解的深入，他们都对国家身份达到一种释然：“我”以霍加的身份在土耳其的郊外建了别墅，结婚生子，过着悠然的生活；而霍加到了意大利出书成名，重新娶回已是人妻的未婚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这种释然是在对东西文化深入了解后，改变了认为自身文化优越而排斥其他文化的观念，转而吸收融合不同文化，并对国家身份的理解由单一固执转化为多元宽容。
　　个人身份和国家身份的迷失与对其寻觅的过程，也正是帕慕克所要表达的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一种态度。因帕慕克深受东西文化的影响，对土耳其面临的文化和身份的迷失困惑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土耳其地理政治环境下，非东即西的文化身份，在帕慕克来说是不可行的。从个人身份认识来说，需要承认自身身份的双重性，即东西方文化的混杂影响。而在国家身份上则需要淡去东西国家身份棱角分明的界限，吸收两种文化的精髓，拥有双重的国家身份。帕慕克希望自己的这种文化与文学混杂的思想能够影响东西方读者：“也许我唯一想教给我的读者、土耳其读者和国际读者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东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结合，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我能在读者的思想中灌注这点，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新式特别的事物，那么对我也就足够了。”[6]也正是帕慕克对关于文化身份及其冲突的一种新的认识和创造性的解决方式，才使其受到读者的青睐，让他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能够有更透彻和启人心扉的见解。
　　
　　注释：
　　[1]Elizabeth Farnsworth，Bridging Two Worlds，in The Online NewsHour，(November 20，2002).。
　　[2]Joan Smith，Case of the Mistaken Identities，in The Financial Times，1995.。
　　[3]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4]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版。
　　[5]张虎：《论帕慕克小说<白色城堡>中的身份建构》，当代文学，2009年，第2期。
　　[6]Eleanor Wachtel，“An Interview with Orhan Pamuk”，in Descant，Vol.34，N0.2，2003，P265.
　　
　　
　　（林思思，宫丽 浙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 林思思 宫丽： 东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下身份的迷失与寻觅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