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张辛欣以一系列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她也因连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关于女性生存困境的文学母题，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张辛欣通过这些陷于事业追求及情感寻觅冲突困境中的女性形象，剖析了造成她们生存困境的多种因素：社会、男性以及女性自身的原因，从而准确把握了社会对女性的新要求以及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张辛欣 生存境遇 女性
　　
　　一、引言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张辛欣既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作家。她的两部作品《在同一地平线上》（1981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年）在当时曾引起激烈争议。《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主人公被视为“极端个人主义”[1]，《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也被认为是“女主人公‘她’的内心动作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寻梦。她的全部的生命力的自我表现，似乎就是追求精神上无休止地追求一个梦幻中的‘青梅竹马’”[2]。因此，张辛欣自然而然地被批评为“赤裸裸地宣传主人公的利己主义人生哲学”、“赞美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以及“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观而荒谬地评价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进行唯我主义的创作等等。[3]
　　当激烈的批评浪潮过后，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张辛欣的作品，尤其是1986年张辛欣与桑晔合著的《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这部书的出版使其作品重新受到重视并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其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我在哪儿错过了你》（1980年2月）、《在同一地平线上》（1981年2月）、《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年3月）以及《最后的停泊地》，被学界普遍认为真实地反映了当代青年（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表达了她们内心的骚动、追求和挣扎，而作者在这几篇作品中采用的心理解剖式的手法也获得了很高的赞誉，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4]
　　本文在考察张辛欣前期女性作品的基础上，力图对张辛欣有争议的四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生存境遇给予系统性的阐释，并对其成因做出分析，以重新审视张辛欣的女性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二、女主人公的生存境遇
　　1.事业追求之艰辛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我”和“她”都不约而同地受困于事业追求的迷惘之中。“我”是个执着于自己感觉和信念的业余戏剧创作者，通过自己的剧本，“我”结识并爱上了男导演，和他一起走了同一段路；而“她”，也是一个忠于自己理想的人，心里总是残存着一些没有实现的东西，让“她”在生活中感到若有所失。于是，“她”选择放弃家庭甚至堕胎来成全自己的感受以及那仍然固执的想要干点什么的念头：电影学院。无论是“我”还是“她”，都清楚，只有自己奋斗才会被所钟情的男性欣赏，也只有奋斗才能与他们实现精神上的真正的平等对话：
　　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要求我，可要不是我像男子汉一样自强的精神，怎么会认识你，和你走了同一段路呢？（《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我还能再退到哪儿去呢？难道把我的一点点追求也放弃？生个孩子，从此被圈住，他就会满意了？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在同一地平线上》）
　　然而“我”和“她”决计要走的奋斗之路却没有想象中的平坦。同一地平线上奋斗的初衷完全不被理解。在男性的眼中，她们是“要强”以至“太要强”，这与她们事业追求的起始目标发生了背离。于是，她们在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时不知不觉陷进了自我挣扎的深渊，陷入了“一个无穷的，自我缠绕的怪圈，一个现实与文化的怪圈”[5]。因为这一审视重新唤醒了她们作为女性本质上的情感依赖天性，这一久已被自身的追求与奋斗所遗忘的女性气质又重新出现在她们的血液中，并开始与奋斗之路碰撞，出现了“当我不由自主被一个人牵着走，总是想着他，愿意按照他的希望去改善自己时，被自己硬压下去的，天性中的依赖感便升起来了。而那不愿对任何人诉苦，一步步努力向前爬的自信心呢？在这时好像不十分强烈了”的状况。[6]
　　在依据男性评价而对自我进行再次审视并和自己的灵魂进行沟通后，“我”和“她”都终于发现了最真实的自我：女人。她们拥有女性全部的情感依赖性与内心的脆弱、孤独。但是何以让“我”和“她”都走上一条不为理解的幽径了呢？是他者，是社会。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宣泄了自己的委屈，并且似乎开始疲于这种孤独的个人理想的追求与奋斗。西蒙•波伏娃指出：“女人因此不去尝试刻苦自力更生，只要放松她自己滑行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7]于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奋斗与情感依赖的天平开始左右摇摆，她们开始在爱的本能和保持自己的奋斗中犹豫不定，既有执着的意志又有妥协的愿望。所以，展现在面前的就是女性在事业追求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困惑乃至困境，女性事业之路尤为艰辛乃是不争的事实。
　　2.寻求情感依托之不得
　　既然在事业的追求与情感的依赖中苦苦挣扎，不得解脱，张辛欣索性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和《最后的停泊地》中的主人公置于感情的回归线上。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是一个关乎爱情（或爱情理想）的故事。在平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她”一直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爱情理想之梦深埋在心底，虽然“仿佛是一个遥远而又朦胧的幻影”，但这个爱情理想却是的的确确活在“她”心里并在日常生活内容的贫乏和对丈夫的失望中变得愈发清晰。可以说，是这种模糊的情感一直在支撑着她，让她能闻到油、盐、酱、醋之外的味道。但在小说最后，作者却出乎意料地让支撑女主人公的这座感情大厦轰然倒塌，她心中“青梅竹马”的对象竟然就是让她觉得狡猾的、必须得随时防备的邻居倪鹏。理想世界不见了，她又回到来了现实生活的轨道上，“去淘米、洗菜，点上煤气，做一天三顿饭里最郑重其事的晚饭。”[8]
　　《最后的停泊地》中没有爱情与事业的冲突，笼罩全篇的是寻找爱情过程中的失意。女主人公曾对爱情真诚地追求过、真心付出过，然而无数的信、无数的等待、无数的寂寞过后，却怎么也换不回“一个值得回忆的怀抱，哪怕让人在假想中停靠片刻”，主人公深切地感受到理想爱情实现的艰难：
　　……想爱，却遇不上值得爱的人；遇上了，却不能爱，不敢爱；或者爱的都不是必须厮守的对方，或者始终仅仅是厮守而已；要不只有封闭、固守而已，要不便是只有赤裸裸情欲的现代人。（《最后的停泊地》）
　　张辛欣以一个女性作家的感受解构了女主人公的爱情神话理想，并向读者展示了寻求情感依赖之路的崎岖。视爱情为稳定依靠的女性孤独者终于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发现：爱情在生活中常常可能是一个让她们愈陷愈深的漩涡，越是真心追逐，就越可能陷入无底的黑暗深渊。爱情，不能成为女主人公“心灵的羽巢，而成了无穷烦恼与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楚的来源”[9]。
　　三、女性悲剧性境遇原因
　　张辛欣在描绘新时期女性历史境遇的同时，没有忘记对女性的悲剧性境遇进行思考。
　　1.社会与时代的重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刚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中走出来，就又迎来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文革带来的伤痛还未曾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退，急剧变化的新社会又对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她们甚至还没有得到缓冲就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作品中张辛欣不止一次地通过女主人公之口揭开了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秘密：
　　我想，现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高些，家庭义务、社会工作，我们和男性承担的一样，甚至更多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强壮。
　　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们在那儿错过了你》）
　　也许，这个世界对于男人来说，没有多大变化，对于女人来说，却极大地改变了……（《在同一地平线上》）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女性所定位的角色是女儿、妻子、母亲，她们几乎没有走出封闭家庭的机会。而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是社会的必然趋势，新的社会改革必定将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女性卷入其中，并为其提供一个和以往传统完全不同的广阔天地。在新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女性也跃跃欲试，以实现其女性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于是，她们出发了，在一条条不为人知的小道上执着地探寻着。然而来自社会的压力是巨大的，竞争性和节奏性都极强的现代社会不仅要求女性承担起家庭的义务，而且要求女性在职业上要和男人一样拼，甚至在事业中必须独自面对失败。但女性的肩膀本来就是柔弱的，让她们独自负起社会全部的责任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痛苦的，这样便造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10]之间的冲突，悲剧由此产生。
　　2.无法承受的双重标准
　　波伏娃曾经指出：“但妻子和宇宙之间的接触仍得由丈夫来做媒介，他从和妻子的相处中获取行动和奋斗的力量，他便是她生存的意义：她只须把自己的存在交在他手中，他将给予这存在以意义。”[11]不可否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女性依然没完全摆脱波伏娃所说的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身份。男人对女性的要求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温柔、贤惠的标准，同时又要求女性以奋斗者的姿态和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从而达到精神上的理解与沟通：
　　你啊，看重我的奋斗，又以女性的标准来要求我……（《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她也许真能干出点儿什么，可做一个老婆，却是太糟了；真找个大平爱人那样的老婆吗？不要那么泼辣，要有那么能干……（《在同一地平线上》）
　　这些男性对女性的双重评价标准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在很难两全的双重标准之下，女性自我的价值天平开始失去平衡。女主人公很愿意做一个男性眼中的真正女人，贤惠忍让、温柔顺从，愿意为家庭牺牲一切。然而在自我牺牲以后，我们的女主人公是否还能与心爱的男子共度人生，是否还能被他们欣赏，是否还能真正和他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女主人公困惑了。她们的困惑实际上正是作家的困惑，是“女性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在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和传统的思维定式产生碰撞时所必然遇到的困惑与痛苦”[12]。而男性对女性的双重标准正是造成女性无所适的两难处境与困惑的重要原因。
　　3.无法逃脱的自我樊篱
　　张洁曾明确表明：“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13]女性事业及人生不能两全的悲剧境遇还和深藏在女性内心的历史惰性相关：以丈夫为轴心，享受做女人的乐趣当然与事业、拼搏不相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辛欣深入剖析了女性的心理，试图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揭开她们悲剧性境遇的面纱：源于天性的依赖感。
　　可是当我不由自主被一个人牵着走，总是想着他，愿意按照他的希望去改善自己时，被自己硬压下去的，天性中的依赖感便升起来了。
　　每当我在生活和事业中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时，我很想依在一个可信赖的肩膀上掉几滴眼泪，流一流心中的苦恼。（《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张辛欣的这几部小说浓墨重彩地剖析了女性心理，精辟地道出了她们天性中真实存在的依赖感：或是希望能有一个宽阔的肩膀，或是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张辛欣笔下的女主人公并没有毅然决然地为自己切断一切奋斗的后路，相反，她们早已为自己的脆弱或是逃脱找好了退路：“我的退路就是你。”波伏娃曾鲜明地指出过：“如果她们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而得到独立，对大多数女人爱情的路还是最有吸引力的一条：独自负担起生命的全部责任，对一个女人来说是痛苦的。”[14]女主人公们在奋斗之路上遇到了种种困难与障碍，在迷惘的十字路口，她们没有抵抗得住“依赖”的诱惑，处处提醒着自己是女人，还有最容易的路可以走，那就是对自己的理想愿望妥协，重新停泊在男人的港湾。1983年张辛欣在《必要的回答》一文中曾说：“我的本意却正是为了提醒我的同辈朋友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而这一更加切合实际的理想对女性来说就是从独立重新走回依靠，也就是“说到底在我们的感情生活里，从本质上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永远渴望和要求着一个归宿。”[15]这毕竟是女性的天性，是无可厚非的。而恰恰就是这种不可摆脱的依赖天性让女性们的奋斗之路显得格外曲折，也就更具悲剧性和迷惘性。
　　女性悲剧性境遇的另一个基于自身的致命性弱点便是自我奉献意识。林丹娅有过这么一句话：“男人为事业而生，女人为婚姻爱情而生。”[16]张辛欣小说中的主人公恰恰就是将爱看作是生命整个存在的女人：
　　我渴望能拼命爱一个人，爱他！全身心地把自己投进去，不计代价，其余什么也不要，不要！我想为谁牺牲我一半的清醒生活，想为那个人白白地忙些什么，白白地……（《在同一地平线上》）
　　爱和付出，还用意识到吗？天性。（《最后的停泊地》）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往往认为能为“他”而竭尽全力地生活就是幸福的，她们不由自主地想为他做些什么（抄剧本、准备好洗脸水等等），甚至愿意为了他“做一个真正的女子”。对她们而言，爱一个人是完全抛弃其他的一切而只为她爱的人的利益而存在。“漫长的文明史上，世界的性别久已戴上男性的徽章，女人获得的只是男性文化早就带着墙壁的世界——家庭。可以说，数千年的父权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妇女陷落家庭的历史。”[17]也正是由于女人们习惯以爱情家庭为主而将自我奋斗视为在社会和他人的强逼下不得不为之的情况，才会让她们刚开始一心往前冲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才会觉得那些个人奋斗似乎就是儿时不由自主参加的一个可怕游戏，说不想玩，想回家，才会觉得走了一段孤寂的奋斗之路后，心理原来并没有多少快乐，而是空荡荡的。这种“空荡荡”的结局加剧了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剧性色彩。
　　四、结语
　　张辛欣以其对女性悲剧性境遇的描写，承担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关于“女性生存之难”这一母题的书写。我们知道，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期，庐隐的《海滨故人》中一群刚从深闺小姐的梦中醒来的新时期的女性最后终于发现梦虽醒了，但却无路可走，发现社会留给女子的空间并不开阔；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揭示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的生存道路、个性解放道路以及情感寻觅之路的艰难。作为一位在八十年代成熟起来的作家，在急速转型的社会中，张辛欣以一个时代揭秘者的身份，用心理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新的历史时期女性真实的悲剧性境遇，并尖锐地把现代女性婚姻和事业以及情感本身的冲突推到读者面前，在小说中探讨了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来自社会、男性及女性自身的种种复杂原因。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张辛欣最主要的价值在于提出了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张辛欣的努力为女性寻找自我解放之路提供了深刻的思考方向。继张辛欣之后的女性作家作品，如张洁的《方舟》、林白的《春天里的二十二个夜晚》、王安忆的《弟兄们》等都再度书写了新时期女性生存困境这一母题并继续为女性真正的解放寻找着出路。从这一点上看，张辛欣早期的这几部作品就有了文学史承上启下的时代意义。
　　
　　注释：
　　[1]朱晶：《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光明日报，1982年7月15日。
　　[2]王春元：《人性论和创作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2期。
　　[3]转引自：《文学争鸣档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8页，第359-361页。
　　[4]宋丹：《试论新时期“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5][9]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第157页。
　　[6][8][15]张辛欣：《张辛欣小说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第118页，第352页。
　　[7][11][14]波伏娃著，桑竹影，南姗译：《第二性》，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第223页，第434页。
　　[10]中国语言文学系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教学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12]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13]张洁：《方舟》，《张洁文集•第一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16]林丹娅：《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17]赵树勤：《寻找夏娃》，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李红 邳州 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 2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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