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更替、改朝换代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人是这种现象的主体,他对政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汉代谶纬文化的背景下,通过对方士儒生这个小团体的考察来探寻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一.方士、儒生的含义以及二者的合流
　　《辞海》对于“方士”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周礼·职官》中记载的周代掌管王子第和公卿、大夫的采地狱讼的官”;二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儒生”又称“儒士”,是一群推崇孔子学说通经致用之人。到了汉代,儒生方士化及方士儒化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承秦而来,至汉而兴,造成儒生与方士界限模糊,甚至混为一谈。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多数人认为是儒生,但“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1]正是在这种逐步的合流中,方士儒生登上了汉代政治文化的历史舞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一)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化的背景及发展经过
　　儒生方士化自秦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好大喜功,想寻求长生不老,于是他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海外求仙活动即徐福东渡、卢生求仙。虽然受骗,一怒之下“焚书坑儒”,但“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2]可见其对方士之书仍有极大的仁慈,使得方士在后世能大规模的发展。到汉代,儒生方士化与方士儒化进程加剧,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达于鼎盛时期,其影响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大时代特色。
　　(二)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化的原因探究
　　首先,方士与儒生内在的恐惧心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方士与儒生对皇权的恐惧心理加剧,一方面他们想推行自己的儒家思想主张,一方面又怕被皇权打压。正是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儒家思想与方术结合,儒家思想神秘化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其次,汉初黄老之学对儒生方士化的影响。
　　汉初为了稳定政治局势和恢复经济发展,黄老之学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文帝、景帝及窦太后都尊奉黄老之学,尤其窦太后最好黄老学说,极度打压儒生。据《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3]由此可见,儒生在汉初不被重视,为了保全自身、推行思想主张,儒生方士化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
　　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暂不说汉代推崇的儒学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学,但方士们看到儒学在国家社稷中的地位,认识到依附儒学可能升官晋级,得到恩宠,因此方士儒生化也就在所必然。
　　正如卢云在其《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一文中所说:“两汉时期,谶纬神学兴起,并逐渐脱离方士文化而独立发展,方士文化中的预言、符瑞等内容转而依附谶纬神学而存留。”[4]
　　二.汉代谶纬背景下的方士与儒生
　　谶纬是谶和纬的合称,两者合流是在西汉中期以后。谶是预示吉凶的隐语,谶分为图谶和语谶;纬是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纵观整个汉代,无论是人们日常生活还是政治社会活动,谶纬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谶纬的作用受到了方士与儒生的重视。“谶纬不是普通的预言,而是关于改朝换代的大事的预言。”[5]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制造谶语符瑞用来神化其政权、保卫政权便成为政治统治的大事之一。
　　(一)汉代人日常生活中的谶纬
　　谶纬对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深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靠谶纬来判断事物吉凶,它已经成为汉代人行为处事的重要参考对象,是一种内在的无意识。正是这种强大的趋吉避凶的心理使谶纬之学得以在汉代兴盛,统治者为了迎合这种心理造出了一系列的符瑞和灵异现象帮助其争夺和稳定政权,可以说谶纬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巨大。
　　(二)符瑞灾异与汉代政治
　　谶纬中记载了大量的帝王应天受命的符瑞,这些符瑞显示了帝王登基的正统性,而像天灾与异象这些现象也被一些政治家所利用。
　　首先,符瑞灾异助其夺取政权。
　　我们不能说符瑞灾异在争权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加速了夺权的进程。据《汉书·王莽传》载:“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置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6]可见,夺取政权一方面要制造当权者必倒的灾异现象,另一方面也要制造夺权者应天必胜的符瑞。
　　其次,符瑞灾异助其稳定政局、缓解社会矛盾。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秋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7]君主每当遇到灾异现象,便下诏罪己,躬身自问,检点过失,而臣下则可借机忠言直谏,献计谋策,以求天下大治。
　　(三)汉代谶纬官方意识形态的确立及对政治的影响
　　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标志着谶纬已经被官方确定并且正式公开,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一方面他是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谶纬的尊严,进一步提高谶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他人再造其他的谶纬,以至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谶纬已经成为官方统一的思想,再也没有其他人敢擅造图谶了。
　　(四)汉代谶纬下古今文经的发展演变及对政治的影响
　　经学是以为政治服务为最终目的,尤其是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斗争以及两者地位的此消彼长,都显示了经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1、今文经的通经致用
　　今文经学“通经致用”首先表现在理论上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服务,它通过杂糅谶纬等内容,在汉代长期占据着官方学术地位,并逐渐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次,在实践中经义往往也是断定是非的有效标准。今文经学者认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自于经书,他们可以对经书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如: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当谏书等,这使现实政治走向了神秘的怪圈。随后王莽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继承者,他“利用着当时的学术潮流,利用着当时的民间迷信,以欺骗汉家的孤儿寡妇,并欲以一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种便利是西汉今文经学派赐给他的。”[8]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今文经学“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存者”,而古文经学只是“斥纬书为诬妄”。[9]
　　2、古文经中的作伪
　　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尤其是在王莽执政期间地位有所上升,史载: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10],体现了古文经学与政治的必然联系。作为第一个为古文经学摇旗呐喊的人,刘歆也同样利用谶纬为王莽的代汉提供依据。他重新整理了古史系统,为了迎合“五德终始”说,在《左传》文公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以不经意的方式故意插入三段叙述夏代豢龙氏刘累为陶唐氏(尧)之后的文字,篡改了帝系,杜撰了少皞帝,欺骗了人们近两千年。[11]
　　今古文经对政治的影响巨大,一方面今文经学中阴阳灾异演变为截纬迷信,通过制造符瑞灾异形成社会舆论,成为各种势力达到夺权目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当政者对古文经的篡改,妄图从古文经中寻找材料以正其名,维护其政权的正统性。
　　结论:
　　综上所述,汉代是方士文化与儒家文化交相融合的特殊时代,方士与儒生之间已经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在汉代谶纬迷信的大背景下,汉代方士与儒生通过制符、改造宗法圣统等为新政权正名,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时代化阐释及通经致用的方法来治国安民,通过对符瑞灾异产生的断析及应对方法来稳定政权,便成为当时汉代方士与儒生的首要职责。汉代为官者中多方士化的儒家学者,方士对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影响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虽然其占卜、巫蛊、推阴阳灾异等伎俩会生成一些政治波澜,但毕竟未能影响到汉代政治稳定发展的大局面。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卢云.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J].上海:复旦学报1988,(16).
　　[5]王葆珐.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杨向奎.西汉经学与政治[M].北京:独立出版社,2000.
　　[9]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参见顾颉刚.秦汉时方士儒生.第十六章.古史系统的大整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肖赛璐,女,河北师范大学2009级研究生。

• 肖赛璐： 汉代谶纬背景下的方士\儒生对政治的影响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