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犹如一把利斧凿开了中国这个黑暗“铁屋子”,透射进来一缕久违的阳光,飘荡着一股清新的空气,而作为思想风向标的文学领域也在响应中发生着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思潮。文学领域几大巨头之一的小说也不可逆转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吸收了这种变化。中国现代小说就是带着一连串的问号——问题小说,告别了封建时代,开始了她的现代征程。“问题小说”的题材和主题相当广泛:下层民众的疾苦、人生价值的探索、妇女儿童的悲哀……由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人民开始关注到自身生存的处境,不由得要向这些问题追问并急切的寻求解决的方法。但由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问题小说”自身的不足,这种闪现着青春激情的新文学迅速走向衰落,旋即被乡土小说所取代,确立了其主流的地位。
　　所谓“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这一概念还没被明确提出,直到1928年鲁迅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提及,称之为“侨寓文学”。他主要指的是那些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乡镇而现今寓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青年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的风土人情为题材,而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此抒发自己隐现的乡愁。
　　“乡土小说”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崛起,除了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契机便是鲁迅作品的影响,鲁迅形成了一种乡土小说的经典模式。鲁迅是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发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的人,像《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农村题材的小说,就在浙东水乡这个大舞台上演了一出出乡土社会文化和它的民众心态的悲“喜”剧,并把此作为揭示和批判国民性的广阔疆场。出现了像阿Q这样一个经久不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原型。而鲁迅的浙东同乡们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等人,他们自觉地追随了鲁迅,直接受其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他开始创作,形成了一股清新自然,质朴真实的小说之风,被大家所普遍接受。他们不仅追随、继承了鲁迅的乡土题材,更重要的是大都师承了他批判国民性这一特点,他们力图也在乡镇这样一块热爱的热土上抒发自己爱恨情仇,同时也创作出了一批阿Q家族系列形象:阿长(王鲁彦《阿长贱骨头》)、天二哥(台静农《天二哥》)、菊花(许钦文《鼻涕阿二》)等,这些人物身上都闪现着阿Q的影子,但又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拓宽和丰富了阿Q们的精神世界。
　　“乡土小说”将揭示和批判国民性作为主战场是通过不同的媒介来实现的,而其中民俗文化,尤其是那些荒诞野蛮的风俗如冥婚、水葬、典妻、卖妻、大妻小夫……更是如一把把尖刀残酷地剖析出寄植其中的国民性的种种劣根和弱点。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就是这样一部上乘之作,它反映了浙东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婚姻陋俗——冥婚,让读者们在无可奈何的笑声和悲凉中,看到了这种风俗对人精神的奴役和统治,已深入他们的骨髓,腐蚀他们的灵魂,甚至到了真幻不清,人鬼不分的地步,阻碍了人性的觉醒,批判了乡民的愚昧、无知的畸形文化心态。通常,我们解读这个作品往往最先也是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一点,而透过这落后愚昧的冥婚背后,难道我们就不能感受一点别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愚昧的冥婚看成是浓烈、深沉的母爱的体现呢?
　　“冥婚”即为死去的人缔结婚事,或称之为“结阴亲”,它与正常的婚俗几乎毫无二致,也需要媒人说合,双方父母定婚约,男方要给聘金,女方要给嫁妆,表现着中国人浓厚的鬼神观念。《菊英的出嫁》中,菊英八岁夭折,疼爱她的母亲痛不欲生,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总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害死了年幼的女儿,“娘懊悔得不得了了,娘觉得以先不该要她去”,因此,在这故去的整整十年里“她不知道滴了多少眼泪,瘦了多少肌肉,为了菊英,为了她的心肝儿”,在这个十年里,菊英的母亲用一种痛苦的方式回忆着她的心肝儿,思念着她的心肝儿,流露出对心肝儿浓烈的母爱。
　　十年前,淳朴的母亲面对心爱女儿的疾痛无计可施,为了给女儿治病四处借钱,典当自己的皮袄,从中医到西医,从人到神,从药到偏方,能求的都求了,但最终没能挽留住年幼女儿的生命,小菊英死了。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个绝望母亲心碎的声音。而在十年后的今天,也即早年夭折的菊英应成年的时候,她娘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着她的母爱——为菊英找一个“丈夫”。这似乎寄托着她一定的补偿心理,补偿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疏忽,以此来寻求心灵上的一种安慰。她确信自己的女儿在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丈夫是“苦恼的”、“忧郁的”、“悲观的”、“绝望的”,而解决女儿这些痛苦的唯一方法是给菊英一个丈夫,一个年轻的丈夫,这样她才会身体有了托付,灵魂有了依附,便会快活起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似乎要经历过女人所应该经历的所有的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后,才可以称为一个完整的女人,否则是残缺的,甚至会招人嘲笑、议论一辈子。不仅现代的许多人这么认为,在过去封建思想影响下的人们更是如此想的。而菊英死时还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她才刚刚开始人生。因此,菊英的母亲认为做父母的未替子女完成终身大事,总觉得责任未尽,于心不安,因此,她“毅然地把女儿的责任照着向来的风俗放在自己的肩上”,为在阴间已长大成人,应该结婚生子的女儿找一个丈夫,给她一个完整的人生,这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愚昧可笑的,但对于一个深爱女儿的母亲来说,这可能没什么,是可以理解的。
　　从菊英的娘决定为女儿找丈夫的那一天起,就一刻不停地为着这个责任忙碌着,耗费了不少心血。当听媒人说有人要为儿子讨老婆,她便会风雨无阻,跋山涉水地去四处打听,所有这些只是为了给在阴间的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合适的丈夫。所有的一切都按阳间的规矩来办,说媒,合八字,在媒人的说合下,双方订了婚,下了聘,男方一次送了四百块大洋。菊英的娘又一刻不得停留,又开始风风火火地为女儿置办嫁妆了。菊英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可也不至于穷困,属于小康之家,不会为生活而发愁,可是为了把女儿风风光光、阔阔绰绰“嫁”出去,这位主妇将自己的生活苛刻到最低限,省吃俭用,舍不得穿一件好衣服,舍不得吃一点好东西,身体不好也舍不得雇佣“一个工钱极便宜的小女孩”,仍用最原始的方式操持着一切。她置办嫁妆的唯一准则便是“她的力量能好到什么地步,她便好到什么地步,这样,她才心安,才觉得对得住女儿。”因此,费尽心思置办一切,简直可称之为大手笔,各类金银首饰,四季衣服,各种被子、枕头,各类家具等等一应俱全,还陪嫁了十亩良田,嫁妆丰厚得令人咋舌。整个“冥婚”办得与活人一样,甚至比一般人家正常嫁女儿还风光,还齐备。只是“各色纸童、纸婢、纸马、纸轿、纸桌……”一切纸的物品,一顶结彩的青色花轿,一口沉重的棺材,说明办着的是阴间的婚事。
　　体弱多病的菊英的娘面对这么一项如此巨大的工程,什么都不顾了,最要紧的是女儿的婚事,连自己都是不要紧的,“不论多病或不寿”,一切事情都是她亲自过问或操办,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心理愉快得都忘记了身体的疲劳、不适。空荡荡的瞳孔里含着一种“喜悦”的神情,仿佛都看到了女儿满脸娇羞的新娘模样,还像一般的母亲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女儿为妇、为媳之道。就是这样一位母亲,一个连生命都可以不要的,一心只为给已死去的女儿一场风光“婚礼”的母亲,虽然作者以略含嘲笑的笔调讽刺了她在这场婚礼耗费的精力、体力与金钱,不禁让我们对她这种对毫无意义之事所倾注的饱满激情,充实的物质铺张,忙碌的人物行为报之一笑,觉得他们就像一群丑角在上演一出丑剧。而笑过之后,那份伟大母爱给我们的震撼又是让我们笑不出来的,是让我们敬佩和同情的。
　　菊英的灵柩被抬走了,她成了别人家的“人”了。菊英的娘哭得昏死过去,她哭的是对女儿的不舍,哭的是女儿终于找到一个好“归宿”了,哭的是自己终于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了……她用哭的方式来宣泄着她的母爱。她那份浓烈、深沉的母爱,不会因为灵柩的抬走而消亡,而将转化为另一种方式,像一般已嫁过女儿的母亲一样,等待女儿的省亲,等待女儿的平安信,等待女儿的照片……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王鲁彦》华夏出版社,1997年出版.
　　2.《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
　　
　　张文婷,湖北黄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 张文婷： 换个角度看《菊英的出嫁》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5期
• 张文婷： 《萧萧》里的萧萧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