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花开的时候》是云南彝族作家李乔创作于1963年的短篇小说,曾收录在1979年出版的《云南小说选》一书中。作者在不到两万字的小说中设置了明确的主题:小凉山娃子推翻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与奴隶主作斗争,坚决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而今天重读该短篇,有更深一层的思考。小说中捉拿野鸡的风俗画、“走资走社”两条道路的选择、奴隶主和娃子之间的阶级斗争三部分给读者一种含混的感受。
　　貌合神合
　　此处的“貌”指的是三部分文字展示的内容,“神”指的是小说明确的主题。小说主要讲奴隶主洛木布衣用各种条件诱惑意志薄弱的社员克多退社,破坏社会主义合作化建设。克多的母亲成功做通了儿子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悬崖勒马,坚决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小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洛木布衣老头叫上克多一起到山上去捉野鸡。在路途中,他试图探听有关合作社调整的信息,可是他并没有在这小伙子身上获得什么信息。
　　第二部分写洛木布衣劝说克多退出合作社。洛木布衣跟克多算了经济账:克多一家三个劳动力,去年在合作社干了一年,除粮油等实物外,分到一百多元的副业收入。如果一只野鸡拿到永北城去卖,最少也可以卖到两三块钱,克多他们第一天抓到四只野鸡,每人各分两只,那么一天很容易就得到五、六块钱,一个月就是百多块,抵得克多一家人一年的收入。洛木布衣还愿意与克多家、接米毕摩家建个互助组。克多受诱惑后决定退社。
　　第三部分写克多的母亲开会回来,把儿子从洛木布衣家叫回来,向儿子诉说家里与洛木家之间的冤仇。原来克多的爹妈是洛木家的娃子,洛木布衣将他们配在一起,生下克多和妹妹。克多两三岁时被洛木布衣卖到四川去,到民主改革后才回来。洛木布衣还活活打死了克多的父亲。而之前对克多比较热情的洛木布衣的女儿佳佳小时候让克多的母亲挨了不少打骂。说完,母亲问克多:“你说!你到底是要跟她家,还是跟我?”这时,克多耳边响起了父亲临死那句话:“以后见到儿子,告诉他我的苦,我的仇,要记住奴隶主!……”克多选择了应该选择的路,他们第二天就搬到合作社那边去,坚持跟合作社走一条路。
　　通过概括,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围绕主题铺垫巧妙的主流作品,貌合神合。奴隶主洛木布衣蓄意诱惑克多退社以破坏合作化有三步骤: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原形毕露阶段。前两阶段暗示了洛木布衣的“良苦用心”,邀请克多打猎是为了了解有关合作社的最新信息,分给克多九只野鸡并让女儿陪克多一同去卖野鸡也是诱惑克多退出合作社,最后,他的“苦心”被以前凶恶的行为更好地证实,主题随之水落石出。
　　貌离神散
　　可是仔细分析这三部分,它们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审美倾向,导致鲜明的主题变得含混。
　　第一部分类似于汪曾祺、孙犁等作家的创作风格。小说展现了一幅西南边陲的乡土风俗画。开篇即用家常话叙述着洛木布衣老头早早起床,带上那只用一头二十多斤的山羊换来的、会招引朋友的“油子”(野鸡),叫上克多。接下去是生动有趣的捉野鸡的过程:选草丛、结扣子、编草圈、揪小鸡发出声音。
　　笼内的野鸡倾听了一下,认为这是雌野鸡向它叫唤,两颗蓝眼珠一转,便放开喉咙“多哈,多哈”地叫起来。
　　突然,卜喇喇一声一只彩色缤纷的雄野鸡,拖着长长的尾羽,箭也似的落到笼子边。看到笼内的野鸡,好象冤家相逢,气得圆睁着两眼,一边“兹尔,兹尔”地怒骂,一边用力猛向笼内扑去,恨不得在对方身上吸几个窟窿,但隔着笼子没有办法接触到对方。它沿着笼子团团转着,想找一个空隙钻进去,决一个雌雄。转着转着,不防一脚踏进扣子里,它猛然一挣,扣子越勒越紧。洛木布衣听到野鸡的挣扎声,忙从草丛里跳出来一把抓住它。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文字,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第一部分给读者展示的独特边地风情。
　　我们可以把洛木布衣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小说中的地主形象作一比较,以此感受奴隶主洛木布衣的独特处。后者描写的地主始终是人民对立面的固定反面形象,即使出现了接近人民的时候,也很容易判断出那是一种“伪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狡诈的地主钱文贵土改时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的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有保障。而奴隶主洛木布衣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粗笨的克多,甚至还认为自己那馋懒奸滑的儿子根本就不能和这头老熊相比。小说开篇也是用中性词汇“洛木布衣老头”称呼他。奇异的捕猎情趣加上慈爱能干的老头使人忘记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和背景。
　　第二种部分接近赵树理“问题小说”的风格,通过小说传递云南边疆合作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克多要求退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单干的收入超过入社的收入。第二,合作社离家有七八里,一天跑来跑去不方便。第三,退社后可以与有牛有犁的农户组成互助组,不会耽搁生产。这三个原因确实是存在的,60年代初,云南省委也为此制定和实施了不同的具体政策:“对另一部分单家独户或居住地离生产队较远的社员……不得强迫他们搬家集中(实际上是允许单干)。有些地区无办社条件的,仍采取互助组办法。既重视传统的、比较具有一定规模的副业,又不轻视那些吹糠见米的零星副业。”小说实录了当时的一种现实,而没有《不准走那条路》、《山乡巨变》等小说中“走资走社”两条道路斗争的火药气和政治教育味。
　　第三部分描写奴隶主和娃子之间的阶级斗争,一个60年代司空见惯的少数民族受苦受难、翻身做主人的主流故事。
　　三部分涉及了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领域,出现了三个不同性格的洛木布衣:慈祥能干的老猎手、精打会算的单干户、吃人连骨头也没有比老虎还厉害的奴隶主。虽然三部分并非完全独立,其中有作家的用心铺垫,但这种铺垫并未将三部分完善缝合。小说是展示边地风情、呈现问题还是揭露斗争?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阶级敌人?这些造成了主题的含混,也让本来的“貌合神合”变为“貌离神散”。
　　那么该如何理解如此明确而又含混的主题呢?含混既可以表示作者故意或无意造成的歧义,又可以表示读者心中的困惑。该小说呈现出的这种含混是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呢?作者李乔50年代初曾3次到凉山彝族地区工作。他在1958年的短篇集《挣断锁链的奴隶》的“后记”中说:“自己亲眼看到了各兄弟民族解放前后生活的鲜明、强烈的对比……这一切都如此地激动着我,我不能不尽我之所能把它们记录下来。”作家彭荆风对李乔的文品与人品的三个印象之一是“他是位对革命事业和新的生活具有极大热诚的作家”。有论者把五六十年代李乔的创作称为“李乔现象”,并归纳其本质特征之一是:主题的统一性,无论是长篇或是短篇,均表现出明朗的创作旨归,即讴歌彝族人民摆脱贫困,在正义与邪恶、落后与先进的较量中逐步走向新生,从而表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我们从众多自评、他评及友人回忆文章中都能感受到作者在那个时段有着鲜明的写作立场和目的,《杜鹃花开的时候》深刻地体现了“李乔现象”的本质。由此看来,小说中出现的含混不是作者故意为之而是作者无意中让文字本身留下的歧义。这正如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言:“每一部配得上称为小说的作品,哪怕再清晰,也会因它那与之共存的讽刺而变得足够的难懂。”“十七年”的文学体制可以规定主题,主题在某个时候或许可以颐指气使地把握小说,但文本却让一切晾在那里,它会显露出或应该或可能存在的问题,让另一文学场的读者读出其含混意义。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云南(上)[M]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161-167页
　　[2]红芒. 国家民委向李乔颁发荣誉证书——“李乔文学创作生涯65年研讨会”在昆明举行[J] .边疆文学,1996年第3期
　　[3]梁明. 谈“李乔现象”——重读《欢笑的金沙江》有感[J].云南文艺评论,1991年第1期
　　[4]米兰·昆德拉,董强译.小说的艺术[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李蕙,云南大理古城大理学院文学院文学教研室讲师。

• 李 蕙： 重读短篇小说《杜鹃花开的时候》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