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杜牧《题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宋·王安石《乌江亭》
　　西楚霸王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悲情英雄,关于他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这其中又以他乌江自刎最为慷慨悲壮,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咏叹的历史题材。上面列举的唐代杜牧的《题乌江亭》和北宋王安石的《乌江亭》就是以此为题材的两首著名的咏史诗。
　　一代英雄的末路,引起了两朝诗人的论争。项羽应不应该过江东?他到底能不能卷土重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后世诗人的心头,并形成了以杜诗和王诗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其实,历史本身的是是非非在咏史诗中已经变得并不重要,因为写诗毕竟不是写史,重要的是诗人对历史传说的题咏是否有超越前人的独到见解,是否能从陈旧的史实中生发出新意。杜牧和王安石的这两首诗都是不落前人窠臼、不泥于历史定说的创新之作。杜牧凭着一种诗人的激情对《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项羽自刎的结局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不满,放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荆公又以政治家的冷峻给杜牧泼上一盆冷水,反诘“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杜诗和王诗的虽然观点截然不同,却都体现了咏史诗——尤其是翻案诗的怀疑旧论、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引人深思的诗歌品质,因此都成为了咏史诗中的名篇,为后世称道。
　　杜牧和王安石都是题乌江亭,却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这两首诗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一唱一和,交相辉映。
　　“卷土重来”——诗人咏史
　　杜牧在《题乌江亭》中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项羽作为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忍辱负重,渡过乌江,重整人马,率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这样就有复兴霸业的希望和可能,而他却以“无颜见江东父老”为由选择拔剑自刎,放弃了卷土重来的机会。杜牧批评项羽刚愎自用、自暴自弃,慨叹这位曾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悲剧下场,对他的不能忍辱负重、不能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诗人不落俗套,对历史提出大胆设想,新颖精辟而又激动人心。
　　杜牧的咏史诗以其见解独到而为后人称颂,如谢枋得在《诗林广记》中评论杜牧的这首诗时说到:“众言项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独曰项羽有可兴之机,亦死中求活意也。”再如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说:“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题四皓庙》云:‘南军不袒左边袖,四皓安刘世灭刘。’皆反说其事。”严谨冷峻的史学家们往往强调历史具有必然性,坚定果断地认为历史不可假设,也没有如果,如果有谁胆敢怀疑历史,那他就是太过天真、幼稚和肤浅。但是作为诗人的杜牧却不管这些,他偏要对历史提出质疑和假设(what if),假如项羽能够回到江东,能否卷土重来也未可知的事啊!假如东风不与周郎方便,说不定二乔早就被曹操锁到铜雀台上了呢!可见,杜牧的咏史诗常用翻案笔法,强调历史事件中的偶然因素和个人因素,有“死中求活”、“好异于人”的立意特点。
　　杜牧的咏史诗之所以具有上述特点,是因为杜牧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和强烈情感。俗话说“愤怒出诗人”,面对一个已成过往的历史事件,诗人不是冷静地坐下来细数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而是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楚霸王,你为何不肯过江东?你可以率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诗人具有的是激情而非理性,他要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赋予既定的历史事实以多种可能性。在诗人眼中历史是“未可知”的,是由富有活力的个体生命通过主观努力来创造的!这样的胸襟气度才宽广,这样的人生境界才宏阔!杜牧不可能不知道项羽当时已陷入穷途末路、败局难挽的绝境,“项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但诗人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就是要有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明知必死也要拼死一搏的决心,永远不放弃绝处逢生的希望,而不是像项羽那样为了面子先自行了断。可以说,诗人是在用理想中的楚霸王来对抗历史记载中的楚霸王,用自己的不屈不挠、永不言败、执着向前来代替项羽的止步乌江、含恨自刎,可以说诗人代项羽渡过了乌江,帮助项羽在精神上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用激情和想象续写了楚霸王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败势难回”——政治家咏史
　　如果说杜牧的诗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浪漫与激情,那么王安石的诗则显示出宋代士大夫的冷峻与沉矜。王安石的《乌江亭》可以看作是他对杜诗的回应,他从一个政治家客观冷峻的视角反驳了杜牧的观点,在对当时情形做出深刻分析(“百战疲劳壮士哀”)的基础上,说明项羽卷土重来不是“未可知”,而是不可能。王荆公得出结论,项羽元气尽失、人心丧尽、大势已去、“败势难回”是历史必然,也告诉前朝的杜牧别再做诗人的白日梦了。“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一个反问句道出了历史的残酷无情与人心的向背难测,仿佛晴天一道霹雳彻底打破了诗人的幻梦。如果说杜牧是在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又一反杜意,为历史本身翻案,可以算作翻案的翻案。
　　前面说杜牧写咏史诗是“好异于人”、有所创新的,其实王安石的诗也同样具有创新精神。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把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同样带入到咏史诗的创作中来,他的咏史诗也常常对前人观点提出质疑,进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红楼梦》第64回,曹雪芹借薛宝钗之口对咏史诗发表了看法:“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 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 不与人同。”文中提到王安石《明妃曲》的两句诗就是不落以往咏昭君诗的窠臼,别出心裁地从“意态难画”的角度来替毛延寿翻案,颇具新意。可见,王安石的咏史诗也是以新颖独特著称的。
　　同样,王安石的《乌江亭》也能体现他的“善翻古人之意”,在对杜诗立意众口一词的称赞声中,王安石没有被前代诗人的激情所鼓动,而是仍然保持政治家的客观冷静,从军事得失、人心向背等方面分析出项羽失败是历史发展之“势”决定的,非人力所能挽回。项羽坑埋数十万秦军和大行分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被刘邦打败后民心已失,谁肯为他卷土重来呢?在王安石眼中,项羽的败北是“失道寡助”的历史必然。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王安石的确比杜牧站得更高一些。其实,王安石的翻案诗与其说是咏史诗,还不如说是政治诗,他实际上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
　　后世评论者常把杜、王二人的这两首题乌江亭的诗放在一起比较,有时还非要分出一个高下。有人说杜诗比王诗更胜一筹,比如明代都穆在《南濠诗话·引》中指出王安石的诗“反樊川之意,似为正论。然终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也有人认为王诗比杜诗更进一步,比如黄裳和宋毓培在1981年2月中旬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诗人的争论》,认为“杜牧没有看到项羽代表倒退势力的实质,把必然的结局看作偶然失败的兵家常事,空自为他惋惜,因而只能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而王安石看到了人心的向背,看到了进步势力必胜,因而得出和杜牧相反的结论”。其实,不管是扬王抑杜,还是褒杜贬王,都有一定道理,但同时也都是片面的。杜牧与王安石的咏史诗本来就各自不同,难分高下。一个是诗人的咏史诗,不能用历史真实来评断;另一个则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不能用艺术成就来裁决。杜牧和王安石的这两首诗可以说是代表了咏史诗的两面,一反一正,缺一不可;一唱一和,相映成趣。两首乌江亭诗是两位诗人超越时空界限展开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和论争。
　　
　　参考文献:
　　[1]韩兆琦编著:《唐诗选注集评》,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版。
　　[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参见储大泓《历代咏史诗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3]张洁逊:《唐诗分类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4]田山:《乌江诗的是与非》,载《名作欣赏》,1983年01期
　　
　　韩姝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 韩姝婧： 《题乌江亭》与《乌江亭》比较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