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出生于“细族孤门”,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倾向比较突出的思想家,他自幼家贫无书,年青时到都城洛阳求学,拜班彪为师。“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回乡教书,曾任过功曹、治中等小官,晚年闭门潜心著书,“居贫苦而志不倦”,终于完成了不朽之作——《论衡》。
　　《论衡》是当时思想界一部富于进步意义和战斗精神的著作,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字。写作历经三十多年,是作者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全书广泛论述了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散见于《论衡》一书的《自纪》、《对作》、《佚文》、《艺增》、《超奇》等二十多篇中,涉及面相当广。王充自身思想体系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促成他进步的文学观点,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批判了“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其中涉及到如何对待书本和语言中的夸张问题,根据夸张“言事增其实”的特点,称之为“增”,论有“三增”——《艺增》《语增》《儒增》,因古称六经为六艺,“艺增”即为经艺之增,“文增”指的是除了“艺”之外的所有文学。王充对“三增”有着不同的态度:他本着“天下事不可增损”的思想,对“传语”“儒书”中的夸张进行了批判;唯独在《艺增》中肯定《尚书》、《易经》、《诗经》、《论语》《春秋》的经艺之增提出:“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明确了反对书传俗语之增和肯定经艺之增的思想,这句话也是王充“三增”的主要论点。
　　在王充看来,“艺增”可以“略举较著,令惶惑之人观览採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其实“语增”也同样具有以上阐释的作用,难道仅仅因为“蜚流之言,出于小人之口”,而“诸子之文,人贤所著”吗?
　　对于“增”之现象之普遍,王充认为原因是世人好奇,总是“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颇有道理。基于这个观点,王充对古书中的许多文学夸张与神话传说皆予以否定和批判,诸如“《书》言‘协和万国’,《诗》言‘子孙千亿’”,以及《淮南子》中所载共工头触不周之山,尧使羿上射九日,等等。在夸张问题上,充分暴露了王充唯物主义机械性的弱点:他一味强调真实性而忽略了艺术真实的特殊性。当然,强调“真实”是对的,并且定下了“增”不能“失其本”“离其实”的原则,但是笔者认为王充强调得过了头,由此导致了他对文学夸张手法的胶柱鼓瑟式地订正,结果适得其反,他否定了经艺以外所有文学作品之增,这个标准有失公准,从某种程度上,扼杀了一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杨雄的《法言·吾子》有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而“增”可添“丽”,否定了“增”的价值,“丽”也会失去色彩。
　　对于“增”可添“丽”的现象,举例以证: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王风·采葛》)若无“增”,表现不了相思之苦及内心感受时间的煎熬;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离骚》)若无“增”,完全失去了其震撼人心之力及语言的感染力;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若无“增”,难以表现出大海的雄伟博大,使我们读懂作者欲统一天下的远大政治抱负;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行》)若无“增”,更是难以表现李白那纵情畅饮的豪情,乃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若无“增”又怎能感受到伟大诗人的“豪迈诗气”及前无古人的诗境?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若无“增”则感觉不到洞庭湖的澎湃动荡,湖水的浩淼和磅礴气势……
　　总而言之,“增”可以使文学作品更有文采,更具感染力,更加形象生动。
　　当然,《论衡》论“增”,其对象是广义的文:不仅包括“子”“集”,还包括口传之语及歌谣,不能一概而论。“三人成虎”的现象我们的确应该趋之避之,但是切不可忽视文学的自身特点:文学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它其实更强调的是一种精神,追求的是一种价值,所以我们不能把对待科学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要求文学,这样,就会失去很多美感——审美性是文学的特性之一,所以文学并不是对生活的单纯反映或摹写,是有所选择、概括和提炼。可以用“艺术真实”来衡量文学的真实性,它不等于生活真实。“一件不可能发生但可信的事比一件已经发生但不可信的事更加真实。”
　　从另一个角度,夸张是为了使物质的本质方面更加突出更加鲜明,而不是歪曲事实,使之“失实离本”,王充也定下了“增”不能“失其本”“离其实”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他启发了后人,后来刘勰提出“夸而有饰,饰而不诬”的主张,是王充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凡事有度,理应量度而行,孟轲有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刘勰概况文学作品“严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轫,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可是“其义无害也”。这都是无害之增,试想,在我国文革及大跃进那个非常时期,过度之“增”有害而无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十七年文学”为了符合“两结合”、“三突出”等标准,不少文学作品不顾历史和生活真实,构造出一批无所不能,大智大勇,智慧过人、对党忠心耿耿,对人民鞠躬尽瘁的英雄形象,把人塑造成神,毫无缺点,优秀的异于常人,让我们丝毫感觉不到英雄的血肉和气息,完全是为了套用理念而虚构生活,典型化人物。例如柳青的《创业史》里的梁生宝,汇集了老一辈农民的优点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先进性为一体,几乎是个完人;丁玲后期的作品也有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些某种形式上的“增”不仅没给作品增色,反而使之失去了群众基础,艺术感染力自然大打折扣。
　　刘师培在《论美术与微实之学不同》中有说:“古人之于物也,贵真而贱美;后世之于物也,贵美而贱真”。贵真也好,贵美也罢,皆不可过之,更不可走一味否定,或全力推崇的极端主义路线。只“贵美”会脱离现实,导致“贵族文学”的走向;只“贵真”会忽视“增”之丽,从而缺少艺术的美感。文学自成熟以来,绝对不能以一种标准来衡量,它是多元化的发展,多样化的要求,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包括文学批评的流派也是“诸子争鸣”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批评,女性主义到新历史主义。文学及其理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包容的精神看对待,做到“有容乃大”。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涉及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他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但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对后世文论启发的功绩。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一卷本)
　　
　　李娟,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 李 娟： 呼唤真情回归 促进读写结合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4期
• 李 娟： 多管齐下让语文课堂成为动感地带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0年第5期
• 李 娟： 《边城》文学欣赏课实录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0年第8期
• 李 娟： 《论衡》中《艺增》的美学思想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