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必由之路。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村的现代化。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对此中国当代文学有过经典的叙述。以《创业史》为代表的小说就以中国农村土地为叙事焦点。对于梁生宝们来说,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合适的道路。土地归集体所有,废除土地私有制,集体劳动,按劳分配一度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经典模式。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和土地使用方式,虽然防弊了中国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同时也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深入,中国农村走上了土地集体所有、承包到户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承包到户的生产模式束缚了农村的发展。零碎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规模小,效益差的弊病,同时农村公共事业日益荒废的诟病也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新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拉开了新的序幕,土地流转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崭新的途径。所谓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也有的地方将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土地流转的核心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安心从事二、三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市郊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现代化建设日益深入的今天,土地流转成为农村现代化的新机遇。
上述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复述”,是中国土地历史的演绎,也是小说《麦河》的主要叙述内容。《麦河》以纵贯历史的深厚笔力,以鹦鹉村为叙事对象,对中国近百年农村土地问题展开了纵深式描述。当然,《麦河》如此叙述中国土地历史,其目的并非仅是对中国农村土地历史展开“复述”。其目的还在于为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历史背景,为人物形象注入历史内涵。《麦河》在中国农村土地的叙述中,着力思考了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尤其对中国当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展开了思考。上述中国农村土地的历史问题和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的思考,寄予在曹双羊和桃儿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上。
作为农家子弟,曹双羊梦想脱离土地,寻找财富,探寻现代化之路。但是,早期他走上的致富道路是血淋淋对策,他与赵蒙合伙开矿,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来积累财富;他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将自己心爱的恋人桃儿推给赵蒙。此时的曹双羊应该说是打上了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烙印:抛弃土地,拥抱城市。但是,曹双羊毕竟是新世纪新的农民形象。他迅速地寻找到了自我,并且重新塑造自我。他回村动员村民流转土地,带动农民以土地入股,成立麦道集团,并且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稳脚跟。可贵的是,作为农民儿子的曹双羊,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始终以农民的利益为重,抵制集团一些不合理的举张,坚持把农民、土地的长远利益作为麦道集团的根本发展道路。他斥责妻舅圈地造马场,他为了保护土地,不惜重金改良土壤。这样的人物形象显然是新世纪土地流转时期崭新的人物形象,也是符合新的历史意识重要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寄予着作者对于土地的一片深情,也寄托了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农村的现代化并非就是简单地逃离农村拥抱城市,立足脚下的土地才是农村现代化根本问题。
而桃儿则是另一种人物形象。她是个美丽、善良的姑娘,然而在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她曾误入歧途,她来到城市,以自己的美貌和青春的身体为代价,融入城市。桃儿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在于,作者并不是以悲情的笔调展示农村现代化的悲剧。相反,小说描写了这个人物的自新之路。最终,桃儿回到了土地,回到了麦道集团,成为一个觉新的人物。通过桃儿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补充、完善了曹双羊形象的内涵。它也阐释了农村融入城市的方式,并不是要毁灭自我,而是要在土地上塑造自我的主题。因此,作为桃儿对立面存在的人物麦圈儿,则是执迷不悟,而不顾桃儿的救赎,执意在城市以肉体作为生存代价来融入城市的代价,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她被城市做吞噬。
曹双羊和桃儿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为农村现代化的象征出现在小说中。而这两个人物都曾经有抛弃自我融入城市的经历。曹双羊曾经为了金钱而不惜牺牲他人生命,桃儿曾在城市卖淫为生。但是,可贵的是,他们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重新再土地上重新塑造了自我。而在二人重新塑造自我的人生道路,与瞎子白立国密不可分。
瞎子白立国是民间艺人,他唱乐亭大鼓,会算卦,他是土地的化身,他的存在使曹双羊和桃儿最终脚踩大地。白立国是曹双羊的同学与朋友,被曹双羊敬称为“三哥”。是他常常引导着曹双羊的心灵。在曹双羊痛苦、迷茫之际,是他以土地“连安”神秘的召唤,唤醒了曹双羊;当他摇摆在罪与恶的边缘的时候,是他牵引着曹双羊,以麦河水洗净了曹双羊心灵的阴霾。从一定程度上讲,瞎子白立国是曹双羊的精神导师。而对于桃儿来讲,白立国就是她的灵魂拯救者。白立国接纳了桃儿,二人相恋,并最终走上了婚姻的殿堂。是白立国以朴实、真正的爱情,唤醒了桃儿身上沉睡的善良,在和白立国相伴的岁月中,桃儿一步一步走回大地,也一步一步地赎回了自己的灵魂。
《麦河》在曹双羊和桃儿形象的塑造时,自始至终突出白立国的引导、救赎的功能。而瞎子白立国所有的智慧都来自于独特的神秘禀赋。他能和死人对话,他每在夜间和曹家已经去世的狗儿爷的对话,从而带出了麦河从百年前到“大包干”之间的鹦鹉村的历史。他驯养的百年神鹰虎子能和他对话,使他对鹦鹉村包括麦河道场发生的一切都能了如指掌。而白立国让百年神鹰虎子口衔麦穗抚摸它的羽毛时,虎子就能把预知的未来一一告诉给白立国。因而,小说中的白立国已经不再是普通的人物形象,而是神秘灵异功能的象征。白立国也成为小说的独特叙事视角。因此,《麦河》复活了中国“志怪”叙事。“志怪”本是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志怪”叙事传统的兴起、特点做出了精辟的概括:“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同时,他指出,“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自六朝后,“志怪”叙事一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叙事传统,《聊斋志异》更是把“志怪”叙事传统推向高峰。“志怪”叙事使中国小说在史传叙事传统之外,多了一份空灵与超越。“志怪”也因此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宝贵的文学传统。五四后,在科学思潮的洗礼下“志怪”叙事在中国文学鲜有呈现,只有徐訏的一些小说中保留了一些踪迹。直至新时期贾平凹的《太白山记》和陈应松的一些小说中,“志怪”叙事传统才真正重新复活。不过在贾平凹和陈应松的小说里,“志怪”只是小说的一些细节和情节,还谈不上把整部作品都纳入到“志怪”叙事传统视野之中。而《麦河》却不一样。整部《麦河》,无论是对于历史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都纳入到瞎子白立国的神异功能的叙事视角中。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本来是崇高的历史叙事。然而“志怪”叙事传统的介入,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叙事风貌。叙述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最常见的弊病是刻意追求历史的“真实”,不仅是历史场景和细节的真实,还当然包括历史观念的真实。而这种对真实的追求,使文学作品匍匐在经验的审美传统中,使文学作品失去了对形而上的超越。《麦河》难得可贵的是对当下历史展开深入、及时的描绘,更难得可贵的是,它将对历史的描绘,通过艺术手段纳入形而上的思考之中。
周新民,评论家,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