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奈达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的奠基人。翻译界往往过于关注奈达的翻译科学理论体系，而忽视了他的诗译观。事实上，奈达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圣经》翻译的实践，更是以《圣经》翻译为研究基础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作为散文式诗歌文体中的经典之作，《圣经》中《雅歌》一章的翻译必然包含在奈达诗译观的探讨范围之内。本文拟将奈达散见于《对等原则》一文中的观点加以梳理、整合，并试图结合《雅歌》翻译中唯文化隐喻的处理揭示奈达诗译观对诗歌翻译实践尤其是《圣经》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奈达 诗译观 浅论
　　
　　一.引言
　　
　　奈达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他不仅是一位活跃多产的语言和翻译理论学者，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学者鲍阿斯（Franz Boas）、萨皮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Whorf）、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沃吉林（C.F.Voegelin）等人的影响。
　　奈达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至今，为了调查《圣经》在世界各地的翻译情况，足迹遍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其著述数量之多，质量水平之高，论述之详尽，系统之完备，在西方圣经翻译理论史上是空前的。（刘军平 2009:142）翻译界往往过于关注奈达翻译思想发展中期五个方面的内容，即为人们所熟知的（1）翻译科学说、（2）翻译交际说、（3）动态对等说、（4）翻译功能说和（5）四步模式说（谭载喜 2008:233-240），却忽略了其散布于《对等原则》（“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一文中的诗译观。事实上，奈达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圣经》翻译的实践，更是以《圣经》翻译为研究基础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作为散文式诗歌文体中的经典之作，《圣经》中《雅歌》一章的翻译自然包含在奈达诗译观的探讨范围之内。本文拟将奈达零散的观点加以梳理、整合，并试图结合《雅歌》翻译中唯文化隐喻的处理揭示奈达诗译观对诗歌翻译实践尤其是《圣经》翻译实践的启示作用。
　　
　　二.奈达诗译观
　　
　　诗人译诗，创译结合；跨越藩篱，凸现主体。在定义翻译的过程中（Definitions of translating），奈达引用《恶之花》译者杰克逊·马修（Jackson Matthew）和以翻译《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等希腊经典闻名于世的美国诗人兼翻译家拉蒂摩尔（Richmond Lattimore）的话，阐述了自己对诗歌翻译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Translating Poetry）的几点看法：
　　（1）翻译诗歌完全等同于再创一首诗歌。整个翻译都要忠于原诗的内容，还要尽量“接近原诗的形式”；然后它才会有自己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被赋予了译者的声音（qtd.in Venuti 2004:158, my translation）。
　　（2）用英语翻译希腊诗歌之时，就算英语所能传达的源语意义少之又少，也应使译文读来像一首用英语创作的新诗，丝毫不着翻译的痕迹（qtd. in ibid, my translation）。
　　从这一点看来，奈达“以诗译诗”的译诗原则同查普曼、德莱顿、蒲柏、雪莱等诗人的翻译诗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奈达对译者主体性显现的重视。以《雅歌》翻译中唯文化隐喻的处理为例：
　　隐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组织概念体系的重要基础。先有思想和认识上的隐喻，才会有语言上的隐喻。《雅歌》是西方文化和宗教经典《圣经》中的一个章节。基督徒普遍认为，《雅歌》表面是爱情诗歌，其中的男女关系实则隐喻了上帝与他的选民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抑或耶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束定芳 2000:164），字里行间充满了各种隐喻。G.Lakoff和M.Johnson认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隐喻的实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物）（Lakoff and Johnson 1980:5）。隐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思想的对象—本体或喻题（tenor）；2.另外的事物—喻体（vehicle）；3.相似点—喻底（ground）。现代意义上的“隐喻”一词，类似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喻”，传统修辞学将其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且三种隐喻工作原理各不相同。大多数明喻（有“像”、“如”、be like、as…as…等比喻提示词的比喻）中喻题、喻体、喻底这三部分均会出现。如《雅歌》中“Thy love is better than wine”（King James Bible 2000: 787），虽然因为是比较级结构而未出现as…as…的比喻提示词，但隐喻的三部分都出现了（Your love为喻题，wine为喻体，good是喻底）。当隐喻的三个部分都出现时，即使喻体属于译者和读者所陌生的异质文化范畴，因为相似点被点明，理解起来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借喻因为只有喻体出现，辨认起来需要更大的语境。例如，在《雅歌》第一节中，女主人公说过这样一句话：“…my mother’s children were angry with me; they made me the keeper of the vineyards; but mine own vineyards have I not kept”（ibid: 787）。很显然，这句话中的第二个“葡萄园”不能按字面理解，如果理解为女主人公自己不能照看自己拥有的葡萄园，必然会与诗章的爱情主题发生冲突。那么只要考虑一下上下文语境就很容易发现，女主人公之前还说过一句话：“Look not upon me，because I am black, because the sun hath looked upon me…”（ibid）。由此即可推测，女主人公说的第二个“葡萄园”实质上是说她自己的外貌—因为终日劳作在兄长的葡萄园，而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体和面容。
　　正因为译者和读者在辨认和理解这些异质文化隐喻时有一定的困难，许多《圣经》译者对源语文本做了相应调整，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文本。例如：
　　1.将借喻改为明喻。即改变借喻用喻体直接代替喻题的状况，彰显喻题和喻体。Today’s English Bible就将King James Bible中的一个借喻“O my dove, that art in the clefts of the rock, in the secret places of the stairs”译为“You are like a dove that hides in the crevice of a rock”，从而将借喻改为明喻，降低了译/读者理解难度。
　　2.显现喻底。King James Bible中有这样一个暗喻：“I have compared thee,O my love, to a company of horses in Pharaoh’s chariots”（“我将你比法老车上所套的骏马”），将女主人公比作“马”，但没有显现喻底。将女子比作“俊美”、“充满活力”、“雍容华贵”的“马”只是某些文化中的认知方式，并不是泛文化现象。只有将喻底“graceful”和“exhilarating”分别显现出来，才能排除其他诠释的可能，降低理解的难度；但与此同时，也减少了原文的朦胧美，缩小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可谓有得有失。
　　3.替换隐喻。即用目的语文化中的常见比喻替换掉异质文化中读者陌生的隐喻。例如Contemporary English Bible将King James Bible中有关“myrrh”（“没药”，极富中东文化色彩的香料名词）的隐喻改换成有关“perfume”（“香水”）的隐喻，将原喻体更换为读者更为熟悉的喻体，从而达到了降低理解难度的目的。
　　与上文提到的“注释翻译”（意在保留异质文化因素）相反，这些调整手段意将不可译的文化信息化入译文，以补偿（包括语法补偿和语义补偿）和转化（包括归化和异化）的方式解释异质文化因素。这些手段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在译本中的显现。
　　
　　三.结语
　　
　　美国桂冠诗人佛罗斯特（Robert Frost）曾经这样评论诗歌翻译：“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者，译之所失也，”从而强调了诗歌翻译所面临的不可译性问题。（Bassnett, Lefevere 2007:57, my translation）英国诗人雪莱也认为译诗是徒劳无益的，将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锅，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香味和构造原理，其为不智一也。（ibid: 58;刘军平 2009:23）实质上，奈达借库珀之口提出的“文化语际翻译”是上述诗译观的再现；与佛罗斯特和雪莱不同的是，奈达承认诗歌中不可译因素的存在，但仍认为诗歌是可译的，并提出“注释翻译”、“以读者反应为导向”、“寻求效应对等”等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一点与巴斯奈特、郭沫若和钱钟书灵活变通的诗译观比较相似。
　　奈达的诗译原则只不过是从《圣经》翻译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总的指导原则之一，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美国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就认为奈达的翻译观只适合指导《圣经》翻译和特定类型的文本翻译。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根据奈达诗译观对《雅歌》翻译实践的解释力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扎实的语言学基础之上，他对诗歌翻译的态度和对译者主体性与读者反应的重视俨然说明他已经开始注意文化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在翻译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加之其翻译理论所特有的科学性和明晰性，奈达诗译观显然对文学翻译具有不可小觑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King James Bible[M].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0.
　　[2]Lakoff, G &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A]. I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4]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5]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6]刘军平.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7]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8]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9]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10]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 商务印书,2008.
　　[11]叶威廉.叶威廉文集(第一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2]张经浩.谈谈对奈达的所知和理解[J].北京: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2):59.
　　
　　熊莺,湖北黄石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院英语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从事英国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系2005级文学学士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WTO学院商学系2005级经济学学士双学位本科毕业生。2007年武汉大学赴美交流生。

• 熊莺： 从《芭蕉之旅》的英译看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 熊莺： 以《雅歌》中唯文化隐喻的处理为例浅论奈达诗译观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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