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乡土中国:读《末代紧皮手》周新民文学教育2011年第1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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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 2011年第12期 ID: 151912

[ 周新民文选 ] 　　

重建乡土中国:读《末代紧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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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乡土中国:读《末代紧皮手》

◇ 周新民

　　 1980年年代，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刻画了“最后一个”人物形象系列。这些人物形象表现了某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在历史变革时期的遭遇，表现了“最后一个”无可奈何地告别历史的命运。这些“最后一个”的悲剧命运，呈现了历史进程无比巨大的威力，也展示了历史前进方向。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人物形象系列，是1980年代启蒙思想的产物。李杭育所塑造的“最后一个”系列人物形象，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叙述传统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时普遍所持有的价值尺度。它显示的是传统中国日渐转型为现代中国奋进的形象。然而，当下的社会文化氛围与1980年代有着迥异的差别，今天的作家在刻画传统中国形象时的价值标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当下中国社会变革面临着复杂的局面，1980年代启蒙思想所许诺的美好愿景并没有到来，这让中国人对当下社会现实产生了回避与怀疑心态。而一些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社会现象屡次披露，加剧了国人对于现实的审视态度，1980年代产生的改革雄心与信心遭受到了极大地打击。社会变革初期的对于启蒙价值观所代表的那种奋进、昂扬的情绪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曾经给人带来温馨的记忆的传统中国。反映传统中国并渐渐形成一股重要创作潮流。历史题材小说兴起，乡土文学再次焕发出青春，恐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在表现历史上“最后一个”人物形象时，作家的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后一个”也不再是前进的历史就可以随便“抛弃”的异物，而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现实社会发展逆向存在物。它寄托了国人对于传统的依恋，甚至是对于当下的审视与批判。1990年代初期的《白鹿原》，开启了重构乡土中国的叙事潮流，李学辉的《末代紧皮手》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优秀之作。
　　《末代紧皮手》所提及的 “紧皮”，是甘肃西凉的特有民俗。它源于中国古代的土地崇拜和土地信仰，也是农耕文明突出表现。“紧皮”作为一种习俗，显示了特定的文化心态：只有鞭打土地，给土地以武力威胁，土地才能不偷懒，作物才能丰产。它也表明，只有鞭打土地，农民才能敬畏土地。紧皮手就是承担给土地紧皮责任的人。被挑选为紧皮手的男子，经过“激水”、“拍皮”、“入庙”、“挨鞭”、“改名”等程序，才能正式成为一名紧皮手。紧皮手承担着紧皮重任，受村人供养，没有紧皮任务时段，紧皮手吃住在凉州城里。虽然享受供养，但是，紧皮手也许多禁忌，比如，不能结婚不能碰女人不能洗澡（只能在雨天、雪天洗天澡）。给土地紧皮时，紧皮手要鞭鞭有力，全村的土地要一气呵成地紧完。紧皮手所承担的是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历代紧皮手寿命都不长。《末代紧皮手》的叙述从1940年代开始。巴子营村第28代紧皮手过世，挑选第29代紧皮手成为巴子营村主事何三最重要的工作。经过挑选，余大喜成为第29代紧皮手，按照习俗更名为余土地。但是，与前代紧皮手命运不同的是，余土地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性力量已经侵入到传统乡土社会。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随后，巴子营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迅速地转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土改”、“互助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词汇所代表的激进现代化，无可避免地侵入传统的巴子营村。在强大的政治运动威力下，巴子营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何三被迫自杀，余土地作为被供养的紧皮手，被划为地主。余土地和何三的女儿菊花、王秋艳，一起组织了互助组。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巴子营村也被席卷。
　　从表面上看，巴子营村已经被激进现代性所裹挟，已经卷入到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但是，政治运动对于中国乡村的改变，毕竟只是表面现象，传统中国农村的内在精神并没有消失。作为中国乡土社会象征的紧皮手，仍然在巴子营村延续着强有力的生命。余土地恪守历代紧皮手的规矩，不管社会风云如何变幻，余土地总是按时给土地紧皮。而巴子营的乡亲们仍然一如既往地采取多种方式“供养”余土地，对他采取“明斗暗保”。作为乡村外来政治力量的代言人，袁皮鞋，也就是后来的袁主任，是企图以现代性秩序来改造巴子营村的代表。于是，《末代紧皮手》在以袁主任为代表的改造乡村的现代性力量与代表传统乡村秩序的余土地之间，形成了紧张的二元对立结构，展开了现代性力量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角力。袁主任是现代性的代言人，在巴子营村，他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当代中国现代性改造运动，企图改造巴子营村。他把余土地当做是封建余孽来斗争，他甚至动用国家力量，来监视余土地防止他去给土地紧皮，他甚至没收余土地紧皮的龙鞭，摧毁巴子营村的土地庙。但是，余土地和巴子营村村民们仍然坚持着“紧皮”的规矩。余土地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传统“紧皮”程序、规则，给土地紧皮。而巴子营村的村民们仍然采取多种方式“供养”着余土地。在分掉地主何三土地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村民们把最好的小麦装进口袋，一袋袋地扔进余土地的院子。而巴子营村的支书，也与袁主任委以虚蛇，多次保护余土地。巴子营的何菊花、王秋艳自觉地承担了“供养”余土地责任。何菊花原是地主何三的女儿，从余土地成为紧皮手之日起，就崇拜他。为此，何菊花终身未嫁。后来，社会变革发生后，何菊花一直守候在余土地身边，照料余土地的日常生活，帮助余土地完成紧皮任务。为了守护龙鞭不被袁主任抢走，何菊花怀抱龙鞭跳进地道，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龙鞭。守护着余土地的还有王秋艳。王秋艳本是烈士何立民的遗孀。但是，解放后，她放弃了烈士遗孀该有的政治尊荣，成为保护余土地的重要成员。也因为这样，她在袁主任眼里，是一名坏人。在何菊花死后，她干脆搬进余土地的院子，承担起照顾余土地的责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袁主任为了彻底破坏紧皮手的规矩，从根本上铲除历史上最后一个紧皮手，强令余土地结婚。为了保护余土地，王秋艳不惜自己的声誉，和余土地结为“一家人”，继续保护了余土地。多年来紧皮付出的繁重体力，周遭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政治重压，最终彻底摧毁了余土地，紧皮手最终成为历史的绝唱。而王秋艳则延续了紧皮手的责任，她在雪地裸体洗天澡，以自己的身体为龙鞭，给土地紧皮，继续哪怕是羸弱的传统乡土中国的命脉。
　　历史是冷酷无情的，虽然末代紧皮手最终走向谢幕。然而，末代紧皮手谢幕的过程，给我们另外一种启示，在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期，传统中国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末代紧皮手》这样来描述转型期的乡土中国，似乎回应了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有关封建文化有着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的论断。不过，启蒙精神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对传统中国文化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的认定，目的是彰显启蒙重任。不过，今天的文学作品重新叙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要批评中国传统社会，而在于反思当下社会现实，警醒社会变革诸多问题。《末代紧皮手》在重构乡土中国时，显然有两个要素被放大。一是对社会权力滥用的抵制。《末代紧皮手》在重构传统中国时，依托的以余土地为代表的乡土伦理与袁主任之间的权力对抗。在这个二元对立结构里，传统乡土社会体现了对于现代权力泛滥的对抗。袁主任对于余土地的步步紧逼，既有时代历史的大环境因素，也有袁主任个人权力欲望作祟的缘故，其中，当何三持县长的手笔，证明自己的爱国进步人士时，袁主任依然严厉处置何三。这就是权力滥用最重要的表现。因此，《末代紧皮手》在构造传统乡村社会，显然有反思社会权力滥用的现实意义。《末代紧皮手》还叙写了有约束的性。紧皮手有诸多禁忌，其中不碰女人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余土地作为紧皮手，恪守规矩，不碰女人。虽然后来历史风云发生了巨变，何菊花与王秋艳，这两位巴子营村众人所垂涎的绝色女人依然与余土地相处一院，余土地仍然谨遵紧皮手不得碰女人的规训。何菊花与王秋艳也是尊崇性禁忌的人物形象。何菊花终身未嫁，一心守候余土地。王秋艳虽为烈属，也是终身不嫁，护卫余土地。即使后来迫于政治形势压力，王秋艳与余土地结为夫妻，那也是徒有夫妻名分。余土地、何菊花、王秋艳三人恪守性禁忌，以致成为巴子营村的传奇。《末代紧皮手》借助紧皮手的性禁忌叙述，显然是有反思当下欲望社会的考量。
　　
　　周新民，评论家，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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