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应该注重趣味的培养樊星文学教育2011年第3期语文PLUS

语文PLUS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3期 ID: 151192

[ 樊星文选 ] 　　

文学教育应该注重趣味的培养
参读
联读
摘读

文学教育应该注重趣味的培养

◇ 樊星

　　樊星，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当过知青、中学教师。曾就读于荆州师专、华中师大。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别了，20世纪》等书，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湖北省文联“文艺明星奖”、“屈原文艺创作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及“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奖”。
　　
　　一
　　
　　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教育一直注重的是“思想性”、“艺术性”的培养，固然不错。可是否因此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趣味性”的教育？
　　文学来源于生活，而生活常常是充满了趣味的。
　　这些年来，在大学的文学教育课堂上，我注意到：现在这些“80后”、“90后”大学生、研究生常常对作家的“八卦”和作品中的幽默片断兴趣甚浓。我有时介绍的关于作家有趣的生活片断常常使他们发出笑声。而我们当年做学生时对于作家的思想特征、文学史意义的特别关注在这些青年学子那里，好像只是一般的知识，而不如我们当年那么看重了。这，也可以说是“代沟”的一个体现吧。“80后”、“90后”是在文学多元化、时代世俗化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喜欢王朔、王小波、金庸甚于“鲁、郭、茅、巴、老、曹”，喜欢畅销书甚过许多文学经典（虽然畅销书中常常也包括一些文学经典，而我注意到“80后”、“90后”喜欢的畅销书多为武侠、言情、悬疑、惊悚这一类。他们中一部分人在老师的指导下也尝试去读过一些文学经典，却不知道为什么实在提不起兴趣来）。加上在这个大众传媒格外关注明星“八卦”的年代里，他们的眼球已经习惯于被那些“八卦”新闻所吸引，他们的兴趣也就自然而然会被“八卦文化”所塑造。对此，我常常持理解的态度：他们承受的应试压力太大，以至于他们常常需要娱乐文化（包括“八卦文化”）的调节。而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使我们的文学教育具有趣味性？
　　文学是人学。而人是需要趣味的。周作人所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雨天的书·北京的茶食》），朱光潜所谓“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就这个意义说，它们确实是一种‘消遣’”（《谈美·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当然，如何在“趣味”中渗透文学的智慧，而不是“为趣味而趣味”，就需要文学教师具有不一般的眼光与素养了。
　　
　　二
　　
　　鲁迅给人的印象多是严肃的。但他其实也有幽默的一面。否则，他写不出《阿Q正传》，写不出“精神胜利法”的可笑与可悲。他的打油诗《教授杂咏四首》、《我的失恋》也都很好玩。连他那篇非常有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也时有幽默的机锋：从介绍“扪虱而谈”的典故到回顾刘伶纵酒放达、不穿衣服，以天地为房、以房屋为衣，有客来访，他竟然问“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的趣事，都很有趣。但话锋一转，谈一般的人们学魏晋名士，“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就耐人寻味了。这些例子表明，鲁迅有幽默的情怀。许寿裳先生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鲁迅》一书中就有“鲁迅的游戏文章”一节，言鲁迅“有时也说笑话，可以见其观察的锐敏，机智的丰饶……偶尔弄点游戏笔墨，似乎是随便胡诌，其实含义还是一本正经，也足以发人猛省的。”（见《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8页。）这样，就讲出了趣味与智慧、游戏与机锋之间的辩证法。趣味有高级与低级之别，别就别在低级趣味是缺乏智慧含量的吧！
　　另一方面，讲《阿Q正传》，讲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否也可以讲出“精神胜利法”的另一面？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回忆录《文革中的我》的“后记”中，就记录了作者的“革命的阿Q主义”心态：“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处于顺境，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我还有一个‘喜“喜”哲学’。……‘喜’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情感。经常乐乎乎，是我喜欢的性格。……因此我努力在文革时期那样受迫害的处境下心情愉快一些。”（《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这与“革命的乐观主义”有什么根本区别吗？于光远是有学识、有个性的著名知识分子、老革命，但他善于乐以忘忧。他赋予阿Q精神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也的确发人深思。还有一例：在《聂绀弩自叙》一书中，也记录了作家和难友的“文革”体验：“人没有阿Q气怎能生活？”“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右派劳改队先后几百队员，如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都一样干得欢，吃得欢，玩得欢，讲自己如何被划为右派的经历讲得欢。”（《聂绀弩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510页。）那是怎样幽默的精神状态！在政治的高压下似乎麻木了，心死了，但细细琢磨，又分明有豁达的超脱、洒脱的豪放，以及好像“难得糊涂”，其实在“乐以忘忧”、“得乐且乐”中笑看风云变幻的大聪明，甚至还蕴含有对于诬陷、迫害的一丝轻蔑！一直到当代，我们还可以从余华的名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从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从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看到对“阿Q精神”的新认识：无论是在政治苦难中还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许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与幸运无缘，他们凭什么去活下去？凭的就是自得其乐、知足常乐的“阿Q精神”。如此说来，又该如何看待鲁迅对“阿Q精神”的批判？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具有振聋发聩的历史意义，他对于阿Q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阿Q精神”作为一种心理调节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不可少。如果能够联系到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谢维斯·辛格的名篇《傻瓜吉姆佩尔》去看犹太人吉姆佩尔在无奈中的自我安慰——“一辈子不吃点苦头，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抱这样的期望”，联系到美国犹太作家阿瑟·密勒关于“犹太人无法陷溺于哀伤中，免得反而被哀伤吞没了。因此，大部分的犹太作品总是警告人：‘别太靠近深渊，否则容易落水’。我想，这是犹太民族心理的一部分，也是我个人心理的一部分”的见解（见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就会进一步认识到所谓“阿Q精神”其实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心理需要。“‘阿Q精神’是需要批判的”这一命题与“‘阿Q精神’是值得同情、理解的”这一命题是矛盾的，却同样深刻。文学就这么有趣！
　　
　　三
　　
　　由此想开去：我们熟悉的许多文学经典都散发出有趣的魅力——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有名的悲剧吧，可剧中大臣叮嘱儿子雷欧提斯的那一席话却能激起一代又一代观众的笑声——
　　有几句教训，希望你铭刻在记忆之中：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必须三思而行。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相知有素的朋友，应该用钢圈箍在你的灵魂上，可是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留心避免和人家争吵；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应该让对方知道你不是可以轻侮的。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可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尽你的财力购制置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就是在这点上显得最高尚，与众不同。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向人告贷的结果，容易养成因循懒惰的习惯。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
　　这一番话虽是剧中的闲笔，却浸透了世俗的处世玄机。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很自然就想到了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增广贤文》，想到其中的“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交友不宜滥”这些话。后来读林语堂的演讲稿《中国文化之精神》，就觉得其中关于中、英民性相同的话实在精彩：“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种种，颇与英国民族相同。”（《翦拂集·大荒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虽然，中国民族性与英国民族性的差异也有目共睹。
　　世俗的处世之道有趣。对于世俗生活场景的描绘常常也妙趣横生。在讲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市井小说”是今天的大学生十分感兴趣的一个专题——例如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中对于乡间和尚世俗生活和少年朦胧初恋心理的生动描绘就常常引得他们忍俊不禁；邓友梅的《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这些作品对于“三教九流”生活的精彩讲述也常常使他们乐不可支。还有那些记录民间生活乐事的散文——从贾平凹记录商州民风逸事的笔记《商州初录》到韩少功那本记录湖南乡间奇闻异事的《山南水北》，都是当代作家继承中国古典笔记的可喜收获；还有那些散发出浓郁市井气息的“校园诗歌”——例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李亚伟的《中文系》等等，也都写得非常幽默、俏皮，传达出俗人之乐但绝不流于粗俗。上述这些“市井文学”为什么格外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就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也充满了俗人之乐的文字。举凡美食佳酿、四季节俗、婚丧礼仪、宗教仪轨、五行八作、掌故传说、方言土语……这些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都可以经过作家的生花妙笔焕发出民俗与文学的异彩。而当作家们对那些民俗表现出了津津乐道的兴趣时，他们也就显示出了富有生活情趣、热爱世俗生活的本色。每当讲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就提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可否也将自己家乡的小吃、特产、传说、掌故记下来？这样的尝试既有文学的趣味，也有民俗学的价值。
　　
　　四
　　
　　不仅仅是民俗之趣，还有智慧之趣。
　　雨果富于人道主义深情的巨著《悲惨世界》第二部开篇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惨败，其落笔处却在这么一番非常有趣的文字中：“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键。”历史就这样“受到了一连串偶然事故的支配”——这，便是“神秘的命运”！这样评点历史的“偶然史观”迥异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必然史观”，二者同样言之成理。由此可以想到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说过的小说创作“秘诀”：“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想到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列举的古今中外哲人关于“人生如弈棋”的议论：“以王充之达识，而《论衡》首标《逢遇》、《幸偶》之篇；西方考稽名俗者，亦言同感人生中有‘掷骰子成分’。……《堂·吉诃德》即以人生譬于弈棋之戏”云云（该书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39页）。当代擅长写长篇小说的黎汝清在《皖南事变》中也成功揭示了那一页悲剧历史的阴差阳错：“完美的计划被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两个神怪——意外与偶然，破坏了。”“历史是多面的，每个人只能用一双眼睛看世界，千秋功罪评说不一。阴谋拉开悲剧的序幕，性格才是悲剧的主演”。皖南事变因此成为众多偶然因素交集的结果。那些偶然因素“组成一种举世罕见的巧合。这种巧合是残酷的！”这样的命运观对于我们认识世事的变幻莫测，历史的充满偶然，显然大有裨益。在这样的命运观和历史观中，可以悟得人的渺小、机遇的重要、变局的千万玄机、人生的浮沉无常，并由此而豁达、而聪明起来。
　　在文学的世界里，“哲理小说”别具风采。它以揭示命运的玄妙、人生的启迪为宗旨。巴尔扎克的《驴皮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毛姆的《刀锋》、《月亮和六便士》、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因为富有耐人寻思的玄妙哲理而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张承志的《绿夜》、《北方的河》、《金牧场》，史铁生的《山顶上的传说》、《礼拜日》、《务虚笔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迷舟》，余华的《鲜血梅花》，方方的《行为艺术》、《暗示》，李洱的《遗忘》……也都在感悟人生的缺憾、信念的深邃、世界的神秘、命运的差错、历史的混乱方面作出了成功的探索。通过这些小说，我们可以感到作家在打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同时努力从中发现世界奇妙、人生多变的特别目光。这样的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揭示世界的玄机、人生的智慧，因此而不同于哲学家那些体系严整（可生活却常常不拘一格）、条理明晰（可世界却常常显得混沌不明）、话语晦涩（可现实却常常丰富多彩）的“理论”，而富有生动、活泼、朦胧、隽永的哲思之趣。在一个思想、文化已经多元化的年代里，不同世界观、人生观的碰撞与交融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这使得建立解释世界的完整体系越来越不容易，同时也为聪明的作家参悟造化的神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哲理小说”因此而正逢其时、呈现出繁荣的趋势。在我们的文学课堂上向青年学子们介绍这一趋势，一定会对于开启或者深化他们对于人生的哲理探索有所裨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