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政治与文艺，文学与生活，写真实与为人生，这三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指导下，延安时期乃至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新文艺中的现实主义创作都在服务政治与回归生活本真的两难境地中挣扎，《讲话》与现实主义之间进行了一次“解读”与“被窄化”的过程。
　　关键词：文艺为政治 写真实 典型塑造 现实主义窄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一方面，它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层面得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革命机器中的一部分”，借此将文艺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范畴，肃清了当时的异己思想，实现了延安时期文艺届思想的空前统一；另一方面，作为一次文艺座谈，毛泽东对于文艺与生活的互动关系给予了辩证的阐述，他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还强调文艺作品应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可以说，《讲话》的精神根基源于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其政治强权话语的干预下，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窄化”也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先生给《讲话》的定性是“40年代延安整风的产物”，在他看来，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看法“不同于纯粹的文艺论著”，相对于解决文艺本身存在的问题，它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将文艺纳入革命政治的范畴，如何充分发挥文艺力量为革命服务，因此《讲话》的“政治策略性很强”，而“对文艺本身的规律的细节讨论很少”。的确，钱先生以回归历史本身的笔法，从其产生的背景层面详细分析了《讲话》是如何将纯审美意识层面的文艺创作解读为政治的附属物，使文艺具备了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特性。然而，对于毛泽东提及的文艺作品源于生活但又应该高于实际生活，通过文艺实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等文艺创作规律的论点，该书却并未做出详细阐释。
　　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阐述的对象，洪子诚同样认为“毛泽东是是十分确定地从现实的政治任务的要求，来看待文学问题的”，但对于毛泽东文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的论断，他表示了质疑并细致地将两者对照，在他看来，无论在学习马克思本人的文学思想还是在引述列宁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讲话》都表现出了它的选择性，毛泽东着重于引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及“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忽略前两者对于文艺创作中个性及艺术性的要求。当然，这些敏锐的发现并未阻断洪子诚对《讲话》中关于“文学的社会政治效应（功能）”问题的阐释及评价。应该说洪子诚是从宏观上把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的过渡承续作用。
　　张学正《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中从《讲话》对当代文学史创作产生的影响层面对其进行分析，虽然笔墨不多，但他将在《讲话》指导下兴起的描写工农群众生活的工农兵文学看成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并且还认为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伟大胜利”。同时，他还进一步解读了工农兵文学在题材选择上的单一性、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公式化”等方面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变通之处，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在论述文艺问题时的自觉规避。
　　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状况，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界定就是第一个被广为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经历了几代学者的研究考证，“第一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的起点”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然而，在此次会议上确立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文艺思想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就已经形成，而且“建国以后的文艺政策与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并无二致”。因而，我们不难发现，《讲话》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政策沟通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反观文学创作思潮，无论是在《讲话》时期开创的以延安文学为主流的解放区文艺，还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骨架的社会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都是横贯始终的，《讲话》也成为系统阐释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蓝本。
　　对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古今中外说法各异，但写真实、客观描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创作方法却是不变的，当然，对于所谓“真实生活”，应该是指包含现实生活呈现的表面状态及人类社会生活本质问题两方面的。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
　　一.文学描写对象的窄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观点，人类一切思维意识活动都源自于对外在世界的关照，而文艺创作作为人脑的智力活动，更是一次对外在社会生活“主观能动性”的关照过程，因此，有人认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整个文学创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不能忘记生活，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一条真理。”
　　面对40年代解放区文艺界出现的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通过《讲话》，毛泽东给出了精辟的回答，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他看来，文学创作依赖于生活体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开了生活就无从谈文学创作，因为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同时他还要求，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工作者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便要“学习社会，研究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面貌和心理”；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因为“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
　　可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核心思想统领下，《讲话》明显窄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范畴，首先，从文学接受者来看，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而知识分子则被排除在外，被当作需要“与工农兵结合进行思想改造”的；其次，从文学描写对象上，要求作家们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看成是“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从写“生活”到“写革命战争”的转变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改弦更张；最后，从文艺批评标准上，“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而所谓“效果”也是看作品是否有利于革命进程，经过这样层层界定，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只能囚于“工农兵群体”，而知识分子形象则遭受了严重创伤，甚至于“使现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在今天开来，40年代工农兵文学运动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原因大抵在于此吧。
　　二.文学典型的单一：将日常生活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
　　对于塑造典型人物，《讲话》要求“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这是完全符合现实主义关于典型的论断的，然而，作为革命领导者毛泽东更多强调是文艺典型产生的社会实践效果，它要能“惊醒”“感奋”人民，要能“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进而帮助群众“改造自己的环境”并“推动历史的前进”。于是，“典型”就只限于描绘延安解放区新生活和塑造革命英雄人物。
　　虽然一味描写“理想”不符合“写真实”的要求，但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导之下，文艺与政治发生碰撞之时即是文艺让路之时，文学不再是对生活的忠实、客观的反应，而仅仅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本体特征及创作独立性被完成消解，大批的文艺创作者怀揣着“中国是向前的，领导中国前进的事革命的根据地”的信念，塑造了一个个“更高”“更理想”的工农兵英雄，放弃了对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描绘，使得现实主义创作逐步走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
　　三.现实主义文学批判性消弱：歌颂还是暴露
　　正如最早接触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的文学研究会成员所主张的“文学为人生”，在延安整风运动前的那场论争中，文艺理论家们主张“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通过揭露揭露生活缺陷及阴暗面实现改造灵魂及社会目的。然而，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毛泽东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将现实生活人为地分成了“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和“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两个等级，并且武断地要求对前者是“必须暴露之”，而后者则要“必须歌颂之”，显然，这些是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要求的，使得内涵极为丰富的想实主义文学逐步蜕变为政治摇旗呐喊的“附庸”，也为以塑造“高大全”人物及“无冲突论”创作为特点的“粉饰现实的伪现实主义之作的泛滥敞开了大门”。
　　综上所述，由于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政策更多地体现的是政治上的战斗性一元化，而在对写真实、作家深入生活、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等文学本质问题的界定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窄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导致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学史别具一格的局面。
　　
　　岑小双，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 岑小双： 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