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郁达夫是一个格外关注女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将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归纳为“妖冶放荡型”和“柔慈博爱型”，并结合郁达夫的生平家事，指出郁氏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与其幼年家庭的三个女性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郁达夫 女性形象 妖冶放荡型女性 柔慈博爱型女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较早把关注的目光转向女性的作家之一。在郁达夫创作的四十余篇小说中，除去贯穿始终的男性抒情主人公以外，几乎每一篇都写到了女性。郁达夫对女性的关注最终成就了郁达夫小说令人难以忽视的一抹或明丽或黯淡的色彩，女性既是作家深情眷顾之所在，也是作家精神情感的避难所、精神创伤的抚慰所。郁达夫用一腔深情，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女性形象，构成中国现代小说一道独特的艺术景观，因此，分析郁达夫小说中女性形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
　　
　　郁达夫一八九六年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中。对他而言，童年似乎是格外不幸的悲剧：“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的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接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1]母亲奶水的稀薄加之不能按时喂乳，郁达夫从小就营养不良、体弱多病。三岁那年父亲的去世，此后孤儿寡母的日子，母亲不得不身兼父职，“入秋以后，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的是她，将谷托人去砻成米也是她，雇了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2]，郁母陆氏奔波于外，艰难困顿的生活和凄风冷雨的世态炎凉使其性格变得异常暴躁，还好郁达夫可以从祖母和婢女翠花那里得到情感慰藉。郁达夫自小就与祖母戴氏最亲，祖母青年丧偶，老年又遭丧子之痛，加之祖孙之间天然的隔代亲，相对于母亲，郁达夫对于祖母的依恋与亲情尤为特别，感受到的人生温馨也更多一些。翠花是郁家的婢女，也是郁达夫童年时代唯一的全天候伴侣，郁达夫也在自传中动情地说：“在我这孤独的童年里，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家中的大小操作，全赖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双手…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翠花。”[3]
　　郁达夫的孩提时代是寂寞的，父亲早逝，长兄和二兄繁忙于学业和事务，姊姊年幼就离开家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因此，与郁达夫朝夕相处的三位女性——郁母陆氏、祖母戴氏、使婢翠花——就是他童年对家庭和女性认知、了解的全部来源。童年记忆对形成人的成年思维和行为方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作家而言，童年经历是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会在他的脑际中留下深刻的印迹，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影响他一生的创作。这三位女性对郁达夫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郁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与她们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纵观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妖冶放荡型女性、柔慈博爱型女性。
　　
　　二
　　
　　妖冶放荡型女性大多具有性欲旺盛、丰肥艳美的特点，“通常是一个较为成熟、意志力强、占有欲高、性情比较凶残的女性”[4]，郁达夫在《蜃楼》中这样形容：“最喜玩弄男子，而行为性格却完全不能捉摸。”此类女性形象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屡见不鲜。
　　首先是日本女性，她们集中体现了妖冶放荡型女性的基本外貌形体特征。在郁达夫的《雪夜》中，有一段介绍日本女性体态特征及形成原因：“日本女人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绝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份富含异质，因而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至于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5]这种带有肉欲色彩的评价显示了郁达夫的个人态度，在其小说中日本女性更多地是作为性诱惑者的形象出现，而他描写日本女性的笔调也带有强烈的性暗示意味。日本女人的“肥白柔美”既是放浪淫荡的，但又充满诱惑力。《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南迁》中的M和《风铃》中患病的女学生都是被作为诱惑者和背叛者表现的。《南迁》中M以美色引诱伊人之后又弃之不顾，与另一房客W尔亲我爱通宵达旦，导致伊人“因为去年被一个日本妇人欺骗了一场，所以精神肉体，都变得落水鸡一样”[6]。
　　《出奔》中的董婉珍是“具有着生理机构的异性”，她“知道如何的去用她所有的媚态，来笼络那些同事中的有势力的人”[7]，而在钱时英辞职后，董婉珍性情的暴躁显露无疑，频频用刻毒的言语咒骂钱时英。《蜃楼》中的冶妮贝葛曼“密生着由野外运动与自由教育而得来的结实的肌肉”，“除了寻欢作乐，学媚趋时而外，仿佛是社会的礼义，世间的生活，和她都绝不相干的样子”[8]，她那“招引他来吸吮的微笑”，“眼角一挑，妖媚的点了点头”都刻画出了轻浮风骚的神态。《迷羊》中的谢月英则被描述成一个永不满足的怪物：旺盛的情欲，女人的虚荣，渴望各种刺激。她的性诱惑对王介成来说是致命的，“我的身体，在这半个月中间，眼见得消瘦了下去……当我精力耗尽的时候，她却悠闲自在，毫不觉得似的”，当得不到满足时，她“反而生了反感，又要起来梳洗，再装刷一番一番，再跑出去”[9]。谢月英的情欲使她俨然一个吸人精血的狐狸精。《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李文卿是一个因图财害命而暴富的旅店老板的女儿，如此粗俗不堪的坏女人不但在家中同年近五十的父亲乱伦，还在学校中勾引先生以满足自己的性欲。
　　与以上妖冶放荡型女性形成强烈对比反差的是柔慈博爱型女性。此类女性纯洁善良，温柔多情，自尊坚强，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健康美和悲天悯人的关怀心。
　　《迟桂花》中的莲姑是一朵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迟桂花，“她那么朴质自然而富于刺激，因为听听她那舒徐清澈的语气，看看她那一双天生成像饱使过耐吻胭脂棒般的红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脸微笑，在知识分子之外还不得不添一种情的成分上去。”[10]莲姑健壮娇美，淳朴自然，保持着“一个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无论是旅途中结认兄妹，还是五云山为竹放生，一颦一笑、抬手投足之间都表现了她淳朴活泼的性格。《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陈二妹真诚驯良，她“以为我也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脸上就立时起了一种孤寂的表情”，“她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里，似乎是满含着责备我、规劝我的意思”[11]，陈二妹“同小孩似的脾气”与“单纯的态度“惹人怜爱。《蜃楼》中的康吁秋心，睛如秋水，心地慈悲，被目为神女，在冶妮与诒孙的辉映下显得神圣而又高大。《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冯世芬自尊自爱、自立自信，她敢于思想、敢于实践，坚信“社会是前进的，恋爱是神圣的，我们有我们的主张，我们也要争我们的权利”[12]。
　　
　　三
　　
　　前面已经说过，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他幼年生活中三个女性对他的影响是紧密联系的。首先是妖冶放荡型女性，其思维形象源于自幼得不到母乳的饥饿感的现实投射，母亲的奶水不足在潜意识中加深了其对女性乳房、臀部等丰肥肉体的依恋，加之郁母忙于打理家事导致性格暴躁，使得郁达夫在最需要母亲的童年时期过早地丧失了母爱，再一次加深了其对女性爱抚和言语慰藉的渴望，养成了孱弱伤感、敏感孤独的个性，这一切无意识地进入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中。这种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年长女性的依恋和追求，导致了作家对性爱对象身心两方面的模式化与具象化方向的塑定，由对母爱超常态渴望演化而来的女性塑造，使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承载着作家渴望母爱和爱情的双重情感，在《沉沦》中郁达夫借主人公吐出了自己的心声，“他平时所看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中年以后的妇人的形体，在他的脑里，比处女更有挑动他情动的地方” [13]。这种特殊的爱恋对象的锁定，是作家自身经历和性爱心理的转化与融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郁母陆氏就是郁氏小说中“妖冶放荡型女性”的原型。其次是柔慈博爱型女性，在作家笔下此类女性大都表现出爱护备至、仔细入微的慈祥和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敢，这正是郁达夫理想中的正常母爱在作品中的映射，也是其祖母戴氏和使婢翠花在作家童年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郁达夫正是把这些女性当作母亲看待的，他笔下的女性与母亲有一种对应关系，熔铸了作家内心渴望的母爱祭奠，弹奏着低回凝滞的颤音。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材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5页。
　　
　　参考文献：
　　[1]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2]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材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3]许子东：《郁达夫新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4]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梅梓，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 梅梓： 浅析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