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刘保昌的新著《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是一部厚重、扎实的学术著作。作者从现代文学流派、现代文学创作、现代作家这三方面进行整体、宏观的研究，分别梳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借此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来源在于传统文学、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西学的影响是外设的，不是本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界关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文学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他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宣告文言文作为一种死的工具已经丧失生命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提倡白话，反对文言。这一战斗檄文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中国现代文学也由此发端。“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时间概念，它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蜕变衍化而来的。因此，自诞生伊始，现代文学就注定与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与此同时，“现代文学”这一命名之所以成立，还在于它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对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所作的表述与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有着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特质。
　　现代文学绵延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也一直存在着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身份”的质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究竟是传统文学、文化的更新、转换？还是凭借域外文学资源的外力作用断裂生成？理清这一点，对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再现文学史的真貌意义甚重。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习惯将现代文学的根源归之于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归结于中国现代作家对异域话语的变异与改造。这固然有助于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一个侧面，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直潜伏在历史地表下、从不曾间断的传统文化根脉。刘保昌先生正是基于对这一研究现状的清醒认识，才有勇气也有信心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接着往下说”或者“补充着说”，其心血便是2010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著《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
　　中华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可谓博大精深，却也藏污纳垢。那么，这种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联体现在哪里？现代作家在哪些方面吸取了其中的某些有益因子？本土资源与异域话语又是怎样共同参与现代文化建构的？要想说清这些实属不易。幸运的是，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他从现代文学流派（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感觉派和寻根派为代表）、现代文学创作、现代作家这三方面进行整体、宏观的研究，分别梳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借此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性来源在于传统文学、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西学的影响是外设的，不是本源。因此，全书颇为合理地分为三章，即第一章“群体的选择——现代文学流派与传统文化”、第二章“传统的投影——现代文学创作于传统文化”、第三章“批判的悖反——现代作家与道家文化”。这样合理安排的结果，便是著者可以自由地穿越时空，即可横向比较不同流派、不同作家因其所汲取的不同传统资源而呈现的差异，也可纵向透视同一文体在不同年代于思想诉求、审美精神上嬗变的轨迹；即可宏观分析，亦可微观辨析。可以说，通过著者的精心巧设、条分缕析，作者对该书预设目的“希望借此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联，再现文学发展的某种真实状貌”已经达到。综观全书，从中不难发现其间具有如下突出特点或曰新见。
　　第一，作者在研究中不仅探析现代文学从传统文化中择取了哪些资源以及如何择取的问题，而且还尤其关注体现在现代作家身上的选择的主动性与片面性。突出接受中主体的主体性与片面性，其实就是肯定现代作家无拘无束的创造精神。拿创造社来说，狂飙突起的创造社无疑是五四新文学主情主义的典型代表。以郭沫若为创作高峰的新诗在形式上是“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在情绪上则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以往的学者在分析创造社的思想根源时，大多将其归因于是受到了西欧17世纪泛神论哲学以及印度古典哲学的影响。但是该书的作者通过钩沉历史，考订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主情主义的写作并非无根之木，它的根须牢牢地扎在先秦诸子的道家文化中，与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文学一脉相承。作者指出郭沫若对传统文化的吸取始终着眼于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合乎主体精神的养分。他从儒家、道家文化那里选择性受到了以个性为中心、“动的”精神的熏陶，欣赏孔子、歌德、康德这样的伟大天才、圆满的人格。所以郭沫若从张扬主体人格的角度出发，看不到这些中西哲人的差别。实际上，郭沫若是有意地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在自觉地选择过程中，他“认同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的情绪性的一面，由此构成了主情主义写作的哲学基础”。
　　现代作家在接受传统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也决定了他们有选择性地汲取域外资源的精髓。郭沫若在古典文学的情绪素养上偏向阳刚激烈一派，他崇拜屈原奔放不拘的人格，欣赏庄子汪洋恣肆的文风，爱好李白诗中瑰丽新奇的意象。这种古典文学的熏陶就使得他天生地亲近惠特曼狂暴粗野的诗格和轩昂不羁的自由意志。同是创造社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国学根底颇深，对古代诗文烂熟于心，但给他影响最深的不是豪放激越的苏东坡，也不是浅斟低唱的柳永，而是名气地位小得多的厉鄂和黄仲则。郁达夫不仅在审美品格上受到了这两位诗人感伤哀婉情绪的影响，而且在内心里无疑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深刻暗示。这同时决定了他为什么喜欢从道生、华兹华斯、歌德等人和在总体上给人以情绪性特征的日本文学那里吸取营养，而没有选择其他的美学资源的内在原因。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的吸取和借鉴，是存在着选择的主动性与片面性的，它只能取其枝节，选择某些因素，并与现代其他精神形式和审美形式重新组合”，由此形成了传统文化淡若无痕，却又奔流不息的特殊形态。
　　第二，在具体研究中，作者不仅从横向上对某些有影响的作家进行了跨文体的细读，而且还从纵向上勾勒出同一文体在审美品格上所呈现的嬗变轨迹，从而揭示出现代作家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普遍的矛盾心态。相较于废名的文学观及创作充满着任机随缘的禅趣，颇有几分隐逸出世的味道，沈从文从小谙熟沅水流域一带人民的鲜活生活方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他对民间、世俗的东西具有着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美是复杂的、生动的，是作为作品的终极价值而存在的。但同时，作家在对美的塑造与追求中也不能无视真和善。沈从文的善恶标准一直在美和真之间徘徊。这是因为他在思想资源上兼取了老子的唯真和庄子的唯美。老子师法“自然”，强调真，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庄子以审美的态度关注人生和艺术，自然视美为高于真和善的终极目标。老庄诗学的悖论，“影响了后代的诗人和艺术家，从而也为沈从文的写作预设了叙事方式与理性归趋方面的矛盾性。”作者通过细读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注意到在这部小说的整体叙事结构上，美的因素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也潜伏着看破人间世相后的隐痛。正是这种美与真的互相支撑，才共同形成了《边城》美丽得令人忧愁的审美境界。其后，沈从文又写作了长篇小说《长河》，但著者分析，相对于《边城》而言，《长河》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要略逊一筹。其主要原因就是作品中美的因素逐渐减少，真的因素逐渐增多，最终导致了美与真比例关系的失调，作品的美感也就大打折扣。这种美与真的悖论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两部散文集《湘西》和《湘行散记》中。散文比小说有更直接的历史感受，因此会有更多的感慨和议论。沈从文在散文中对湘西的批评要比小说触目惊心的多，他批评湘西人负气与自弃，责问湘西人人种的萎缩与衰败，对千年亘古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也发出了追问。这样，一直被“美”遮蔽着的“真”慢慢浮上来，弥漫在早期作品中的田园牧歌我们很难再听到。“文学不再与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是贴近再贴近，最终导致了作为文学的重要品性的美感的削弱”。
　　在该书中，著者除了对文学史上一些有影响的重要作家沈从文、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戴望舒等进行跨文体的细读，而且还从纵向上对现代家庭小说写作、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等进行了梳理，企图从汲取传统文化资源的角度揭示现代文学在审美品格、思想观念上嬗变的历史轨迹。以家庭小说写作为例。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呐喊反叛式家庭写作对几千年封建制度吃人的历史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激烈的声讨，这种主题显然是与当时五四时期的思潮相合拍的。但尽管五四家庭小说叙事在总体基调上激越高亢，不过其背后也隐隐藏着对传统的眷恋之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一方面痛恨家庭的虚伪与无聊，另一方面却对母亲言听计从，想着法子讨母亲的欢心。《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平时对人爱理不理，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但一领薪水第一时间就寄给祖母。他对祖母爱的如此深切，祖母去世后他象狼一样的长嚎。对祖母的爱与对封建家庭的恨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到了三四年代，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相继问世，作品中对青春的歌颂、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控诉引起了一代青年人的共鸣。《家》堪称激进，他不仅鼓动青年人自由恋爱，而且还号召他们决绝地走出家门，投入到推翻封建制度的洪流中去。但巴金对家庭的真实情感取向，一直都是复杂的。他怀恋乡情，重视伦理，强调忠义。《家》中对于旧家庭的彻底反叛与刻骨仇恨在他40年代完成的小说《憩园》、《寒夜》中化为一曲无尽的悲凉婉歌。巴金于反叛中不时向他所憎恨的家庭投去温情的一瞥，他对旧式家庭的眷恋表露不遗。
　　现代作家在处理家庭小说时所流露出来的对旧式家庭既批判又眷恋的矛盾心态与他们择取的传统资源有关。流淌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驳杂繁复的，其间不仅有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正统儒家文化，还有偏安一隅的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就连儒家文化体系内部对于不同的主体对于不同的情景，其要求也千差万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同是孝道，有“保身全体与舍生取义的矛盾”、“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夫妻亲爱与血缘优先的矛盾”、“孝顺父母与家无二尊的矛盾”等等。这就使得我们在批判伦理纲常时往往攻其一点保留其余。批判对象的矛盾性导致了批判主体的矛盾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现代家庭小说题材中普遍存在着情感的两难性，五四之子们在讴歌西方现代自由民主的时候，对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是那样难以割舍。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同一文体纵向的梳理，还是对同一作家跨文体的细读；无论是对现代文学流派、文学创作宏观的分析，还是对一部作品微观的透视，该书的著者始终把握住了一条横亘其间的红线，虽若有若无，却始终存在。那就是：接受了五四洗礼的现代作家面对传统文化时既反叛又血脉相连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体现在鲁迅身上是“隐匿的个人”与反叛的“摩罗诗人”之间的矛盾，在郭沫若身上是狂飙突进的斗士与感伤哀婉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新诗上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传统文化“既难舍弃”，也“难得归依”，在现代家庭题材小说上我们看到的是作家逡巡在呐喊反叛与温情眷怀之间。可以说，关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复杂关联，著者无疑是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通道。
　　第三，著者借鉴阐释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常见的文学现象给予了重新评估。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三四十年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颇有微词，认为这些小说将革命等同儿戏，对革命与恋爱均作了不恰当的描写。著者以为，风云与风月共同构成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主体，这些作品总体上勾勒出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青年人献身革命的时代风云，同时也真实记录下了青年男女之间所呈现的苦闷、迷茫心态。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伽达默尔把这样一种历史称为“效果历史”。所以从效果史的角度，著者分析这批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之所以会出现在艺术上描写风月的方面优于风云方面的局面，是因为作家对恋爱中的知识分子的心理把握得更到位。作家的身世、环境、学养等决定了他叙事的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著者认为我们对于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恋爱小说不能武断地妄下结论，对其中的佼佼者更应该加以重视，因为正是他们创作的作品为我们揭示了岁月烟尘后的日常真相，为我们保留了作为主体性的人的生存状态。
　　不惟革命恋爱恋爱小说如此，就连久负盛名的创造社作品，著者也认为历年来它们的价值被研究者所低估。以前文学史在谈到创造社作品时，多认为其所选择的哲学基础和观念技巧是受到了西方文学、文化的影响，因此学界品评创造社小说时，普遍认为其价值意义与本土的不相契合性而大打折扣。事实上，创造社作品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有着深远的血脉关联。最典型的莫过于郭沫若的《女神》，学者多以之与雪莱的《西风颂》相比较，认为《女神》是划时代的，但在艺术上尚不完美。著者以为，这种评价标准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郭沫若“融汇于庄子的浪漫逍遥精神，在创作中就必然要求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以郭沫若极力反对的“形式的严整”作为权衡其诗作完美与否的标准，显然是不当的。郭沫若对新文学贡献恰恰在于对形式的大胆突破。
　　该书研究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联系，但是在具体研究中，著者视野相当开阔，将这一关系与现代文学的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中外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内部诸子百家的关系等等）联系起来综合考察。论述条理清晰，思维严密，理性的思辨与行文的流畅相得益彰。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厚重、扎实的学术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学界关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如今，现代文学的思维和审美方式经过近百年的沉淀，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传统”，我相信著者还可以就这一关系“接着往下说”。
　　
　　马德翠，任职于广西自治区党校文史教研部，文学博士。

• 马德翠： 刘保昌新著《汹涌的潜流》评介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