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鲁迅、周作人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以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其对于鲁迅、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鲁迅 周作人 《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和周作人都曾留学日本，难得的生活经历带给他们全新的观念，心灵的冲击，精神与情趣，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宽阔的思路与空间，也给新文学的蓬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日本留学经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以鲁迅在1924年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一个“原点”，挖掘这一“原点”之于二周散文的特殊意义。
　　1924～1925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著作的文艺理论《苦闷的象征》和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达到了高潮。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出了象牙之塔》中厨川白村指责了国民的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痛陈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和卓绝的人物。而这一时期适逢鲁迅、周作人人生最仿徨、苦闷的阶段。鲁迅遭受了兄弟失和、大病、被革职、打官司……与许广平恋爱又饱受非议。周作人避祸日本友人家中，有家不能归，况几年来一直与长兄形如参商。心里身外，障碍交困。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首先，是对个性表现的充分重视。厨川白村这样诠释创作：“在里面烧着的生命的力成为个性而发挥出来的时候，其间就有着真的创造创作的生活。所以也就可以说，自己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个性的表现，个性的表现，便是创造的生活了罢。”“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他极力主张宏扬、表现个性，只有这样才能成其为文艺上的创作。这与鲁迅推崇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和周作人“言志的散文是个人文学之尖端”的观点甚为相合。张扬个性、抒写自我成为鲁迅、周作人进行文学创作努力的方向。
　　其次，是散文创作中从容潇洒、随感漫议、轻松自由、任意而谈的闲话氛围的营造。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谈到现代散文时，有一段诗意的叙述：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吸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他们的散文如同老友对坐，任心闲话中神游一番，题材之广，范围之大，无不可谈。在亲切自然、和谐放松的氛围里，与读者平等交流，兴之所至，文之所从。
　　再次，他们自我心灵的对语与任心闲谈相对时，创作又充满了紧张感和沉重感。这又与厨川白村文艺创作是苦闷的梦或象征相契合。厨川白村突破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局限，将生命力扩展为整个生命的冲动，强调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进而认为文艺是人的生命力遭受压抑之后所生苦闷情绪的象征性表达。社会的动荡不安，严峻的现实斗争，使二周倍感失望进而怀疑自我价值意义，陷入思想危机。他们的创作，缘于寂寞苦闷、自我安慰、自我认同的需要。纷繁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散文，鲁迅《野草》中有7篇直接以“我梦见自己”开头，用“梦”的形式演奏自己在幽冥花园里的狂想曲；周作人则把自己的作文当做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好梦，明知是梦却依然盼望在梦境中多流连。创作变成了他们内心的渴望、情感的诉求，只能将生之痛苦、现实中无法实现的自我欲求转移到文字中去。他们的散文以其包容性、开放性和灵活自由的特色担此重任，成为周氏兄弟苦闷的象征。
　　面对心灵的苦闷，周氏兄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鲁迅走出了象牙之塔，以出击来痛快淋漓地宣泄苦闷，他向往的是在风沙磨砺的大悲痛中体味生命飞扬的极致，“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周作人则开辟了“自己的园地”，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苦闷于他而言，在闲谈中慢慢消释。在审美的意义上，周作人选择了和谐的优美，鲁迅选择了崇高的壮美。
　　
　　邹雪梅，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邹雪梅： 浅析鲁迅和周作人散文的日本文学经验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