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1期 ID: 148061

[ 王建平 文选 ]   

论南戏《拜月亭记》的民族文化价值

◇ 王建平

  摘 要:南戏《拜月亭记》生动描写了汉族与女真族民间交往、自由恋爱与通婚的感人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融合尤其是蒙古族、女真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运用汉族文化并逐步汉化的情况,展现了女真族政权内部的忠奸斗争及其与蒙古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情况以及这场战争给汉族、女真族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具有鲜明、深远、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
  关键词:《拜月亭记》 南戏 民族融合 文化价值
  
  元末明初著名戏曲家施惠创作的南戏《拜月亭记》被誉为“四大南戏之首”,它主要描写了穷秀才蒋世隆与尚书之女王瑞兰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他们之间的坚贞爱情,批判了尚书王镇挟权仗势、嫌贫爱富的行为。作品关目新奇,语言清丽流转、声情并茂,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受到了历代观众和读者的喜爱,尤其是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对《拜月亭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南北《拜月亭记》的比较,《拜月亭记》与其他戏剧小说的比较以及其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笔者认为,《拜月亭记》其实还具有鲜明、深远、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值得人们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拜月亭记》的全部情节是在蒙古军大举入侵女真族政权金国的战争乱离背景中展开的,涉及到汉族、蒙古族、女真族等几个民族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生活,这使得这部南戏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文化价值。概括起来,《拜月亭记》的民族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动反映了汉族与女真族的民间交往、自由恋爱与通婚情况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导致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冲突,严重阻碍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到了金元时期,统治者更是大力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在我国古代尤其宋金元时期的文学史上,有关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民间交往的作品并不多,而有关汉族与女真族之间民间自由恋爱与通婚情况的作品更为少见。值得欣慰的是,在南戏《拜月亭记》中,作者施惠精心安排情节,对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的民间交往、自由恋爱与通婚情况进行了生动反映。
  《拜月亭记》第七出“文武同盟”与第十出“奉使临番”中,作者特意通过曲辞与宾白,明确交代了剧中重要人物——金朝左丞陀满海牙之子陀满兴福和金朝尚书王镇为女直人(即女真人),“念兴福生来女直人”(《前腔》),“自家姓王,名镇,女直人也。”陀满海牙作为陀满兴福的亲生父亲,女主角王瑞兰作为王尚书的亲生女儿,他俩为女真人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剧中的男主角蒋世隆及其妹妹蒋瑞莲的民族成分,作者虽然未予明确交代,但根据蒋世隆出生世代儒生之家的身世和中都贡士的身份以及我们所知的一般文化常识来看,他们兄妹俩应该是居住在金朝中都一带的汉族人。从作品中的情节描写可知,蒋世隆与王瑞兰、陀满兴福与蒋瑞莲先后结成了夫妻。其中陀满兴福与蒋瑞莲的婚姻主要为他人说媒牵合而成,而蒋世隆与王瑞兰的婚姻则主要建立在逃难途中两人自由恋爱的基础上。他俩一个是父母双亡的穷秀才,一个是金朝尚书王镇家的千金小姐,以前彼此并不认识。由于蒙古军入侵,两人在逃难途中偶然相遇、相识,患难相依,进而相羡相爱、山盟海誓,私结百年之好。他俩感情深厚,彼此忠贞不渝,堪称佳偶天成。
  作者特意用了很重要的篇幅对蒋世隆与王瑞兰之间的真挚爱情以及他俩对爱情的坚守与执著进行了深入描写。在第二十五出“抱恙离鸾”中,当逃难途中的蒋世隆病倒在广阳镇旅店时,王瑞兰主动为其煎药煮粥,对其精心照顾,时刻不离左右。蒋世隆为了王瑞兰的终身幸福,特意叮嘱她在自己死后去另择佳偶,“若还我死,你必选个高门配,我便死向黄泉,一心只念你。”王瑞兰当即表示,“休提”。在王瑞兰被父亲王镇发现并强行带回家中后,她日夜牵挂着蒋世隆的病情,为此寝食难安、身体憔悴。在第三十二出“幽闺拜月”中,王瑞兰唱道:“我几时得烦恼绝?几时得离恨彻?本待散闷闲行到台榭,伤情对景肠寸结。”(《青衲袄》)她特意在月下安排香案,拈香祷告上苍,“愿我抛闪下男儿疾效些,得再睹同欢同悦”(《二郎神》)。在第三十五出“招赘仙郎”中,当王镇奉圣旨为王瑞兰招赘夫婿时,她当即表示“孩儿已有丈夫,不敢从命……孩儿宁甘守节操,断难从命”。蒋世隆考中状元后,心中也依然只牵挂着王瑞兰,不愿再另娶他人为妻。由于他不知王瑞兰即王尚书之女,误以为王尚书是让自己另娶他人,因而当媒人奉尚书王镇严命,特来向他递送订婚信物时,他当即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妻室,不肯重婚再娶,“这亲事断然不敢奉命”。当王尚书以“圣意如此,不敢有违”为理由亲自对其进行劝说时,他仍然态度鲜明地加以拒绝,“纵有胡阳公主,那宋弘呵,怎做得亏心汉。石可转,吾心到底坚”。直到他发现王尚书之女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王瑞兰时,他才欣然接受这桩美满婚姻。
  作为女真族高官的王镇虽然曾经反对女儿王瑞兰与书生蒋世隆相爱,并一度强行将他俩拆散,但这并非由于他俩分属不同民族,而只是因为蒋世隆穷困潦倒、身患重病,两人的门第、地位悬殊。而当蒋世隆考中了状元后,王镇则立刻欣然接受了他俩的婚姻关系。王镇的夫人在逃难途中因遭遇乱军而不幸与爱女王瑞兰走散,后又邂逅与哥哥蒋世隆失散的民女蒋瑞莲,她出于同病相怜的心理毅然把蒋瑞莲收为义女。她俩在逃难路上风餐露宿,互相帮助扶持,同甘共苦,最终苦尽甘来,巧遇王镇而得以返回京城家中。王镇得知夫人收留民女蒋瑞莲为义女后,不但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和不满,反而将蒋瑞莲视为己出,“就与我亲生女孩儿一般看待”(第三十五出“诏赘仙郎”),后来还热心为其挑选夫婿,举办婚礼。
  在第七出“文武同盟”中,陀满兴福为逃避官兵追捕而跳入中都路秀才蒋世隆家院内躲藏,蒋世隆得知实情后,不仅没有将陀满兴福送官请赏,反而主动送给他衣帽和银两,并与他结为异姓兄弟。陀满兴福知恩图报,时刻不忘报答蒋世隆的恩情。在他落草山寨并成为山寨之主后,特意叮嘱手下喽啰,“中都路人不可杀,秀才不可杀,姓蒋的不可杀”。他自己甚至还改名为蒋世昌。当他再次遇见蒋世隆时,立刻对其盛情款待。当蒋世隆表示不愿留在山寨,要告辞而去时,陀满兴福极力挽留。当蒋世隆去意难留时,陀满兴福当即以百金相助,作为其路上的盘费。
  可以说,在《拜月亭记》中,汉族与女真族在民间交往与婚姻关系中并没有明显的隔阂与禁忌,一切都显得那么真诚自然,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日益融合的特点。
  二、生动反映了民族文化融合尤其蒙古族、女真族自觉或不自觉吸收运用汉族文化并逐步汉化的情况
  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同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是一个主要趋势。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不少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密切交往的动人故事,如黄帝教导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各民族来习武,尧帝亲密团结九族,舜帝的施政措施使得交趾、戎、氐、羌、息慎等少数民族感戴不已。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不少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的事例,如周襄王娶翟族女子为王后,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屡次派宗室女与匈奴和亲。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愈来愈频繁密切。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匈奴、鲜卑、乌桓、羌、氐、羯等民族纷纷内迁,与汉族杂居相处。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但汉族以其先进的农耕经济和封建文化礼仪吸纳、融合许多民族。少数民族从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婚丧嫁娶、姓氏名字等方面与汉族趋向一致,最后完全融合于汉族。如鲜卑族首领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历代君王崇拜汉族文化,累朝提倡汉族文化,可谓不遗余力。自皇族、贵族起,首先同化于汉族。孝文帝元宏进行改革,大力提倡汉姓,使得鲜卑人冠以汉姓之风大为流行。宋辽金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辽金元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建国伊始,政治文化、典章制度都仿效中原汉族。在姓氏上,他们改本民族的姓为汉姓,如耶律改为刘、王两姓,术律改为萧氏,古里改为吴姓。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反映民族融合情况的文字记载多见于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在文学作品尤其元明戏曲中并不多见,而反映蒙古族、女真族自觉或不自觉吸收运用汉族文化并逐步汉化的作品更是少见,在这方面,南戏《拜月亭记》就显得弥足珍贵。在《拜月亭记》中,无论是曲辞还是宾白,几乎都是用汉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和曲律写成。即使是女真人、蒙古人进行语言表达和交流时,也主要采用汉语,只是偶尔才运用本民族语言。如在第三出“虎狼扰乱”中,番将(蒙古人)在曲辞、宾白中绝大部分运用的都是纯正流利的汉语,只象征性地运用了少量蒙古语(如把都儿、铁里温都哈喇、者么打么撒嘛呢等)。他还特意提到了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进行和亲、结为兄弟关系的情况,“汉家虽盛,曾与和亲;唐国称隆,结为兄弟”。
  作为女真族人,陀满海牙、陀满兴福父子俩保留了女真族姓氏的民族特色,而其名字则已经开始具有典型的汉族特色。而王镇、王瑞兰父女俩更是完全采用了汉族姓氏名字,人们已经很难从其姓名中看出他们父女俩为女真族人。陀满海牙、陀满兴福、王镇、王瑞兰等人对汉族诗词和文化名人都极为熟悉了解,可谓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具有很高的汉族文化素养。如在第四出“罔害皤良”中,陀满海牙与奸贼聂贾列展开激烈斗争,唱道:“今日任你就打落张巡齿……常自把严颜头手内提”(《雁儿落》),“俺学的是段秀实以笏击贼”(《沽美酒》)。由此可知,他始终是以忠贞不屈的汉族名人张巡、严颜、段秀实等人为学习榜样的。在第五出“亡命全忠”中,陀满兴福上场时先唱了一段《红衲袄》曲辞,然后吟诵了一首七言四句的上场诗,“胆略曾经百战场,势如猛虎走群羊。胸中豪气冲天日,训练三军悉智强。”在第十出“奉使临番”中,王镇上场时先唱了一段《丞相贤》曲辞,然后吟诵了一首七言四句的上场诗,“马挂征鞍将挂袍,柳梢门外月儿高。男儿未挂封侯印,腰下常悬带血刀。”在同一出中,王瑞兰上场时唱了一段《东风第一枝》曲辞和《前腔》曲辞,显得字正腔圆、对仗工整、音韵流畅。他们身为女真族人,即使在内部交流时也没有说一句本民族语言,说的全部是纯正流利的汉语,采用的是汉族典故和俗语名言,他们与蒋世隆、蒋瑞莲等汉族人交流时没有任何语言障碍。
  在结婚习俗方面,《拜月亭记》生动展现了汉族结婚习俗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结婚习俗互相融合的特点。如作品在描写蒋世隆与王瑞兰的婚礼准备时,涉及到了递送丝鞭、派官媒说亲、奉旨招赘状元、赠贯头钱、撒帐、选择黄道吉日、红丝牵幙等婚礼习俗。这其中除极少数是元代蒙古贵族特有的结婚习俗(如递送丝鞭,男方接受女方赠送的丝鞭,表示同意联姻)外,更多的是由汉族开创而被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接受的结婚习俗,如派官媒说亲,是起源于西周时期的汉族结婚习俗,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即婚配)”,官媒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掌握全国男女的姓名和出生时间,督促适龄男女结婚。《管子·入国篇》中这样描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官媒:“凡国皆有掌媒。”奉旨招赘状元,是起源于隋唐时期的结婚习俗。科举制选状元肇基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由于状元富有才华,前途远大,从而成为贵族官吏招赘女婿时的首选,甚至还有状元被招为驸马;赠贯头钱,是起源于宋代的结婚习俗,据清人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记载:“(宋)绍兴五年始创抄纸场于寺旁……凡引一界满,纳旧易新,率千文取钱六十四,曰贯头钱。”撒帐,是源于汉武帝时期的结婚习俗,《事物原始》记载:“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共坐,欢饮之后,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裙盛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选择黄道吉日以举行婚礼,这是汉民族自四千多年前有了历法以后就逐渐开始盛行的婚俗,有关黄道的天文定义,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红丝牵幙,是唐代就已经流行的婚礼习俗,唐代文人李复言在其小说《定婚店》中记载了月下老人为青年男女牵红线以缔结婚姻关系的动人传说,五代文人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牵红丝娶妇》中记载了唐朝士人郭元振牵红丝择妻的故事,“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以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却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
  《拜月亭记》中还写到了金朝普遍采用汉族官职名称(如左丞、尚书、监官、寺官、将帅、府尹、都督、翰林、驿丞等);实行科举考试,蒋世隆、陀满兴福后来分别考取了文武状元,受到金朝皇帝的褒奖;无论是在金朝皇帝的诏书文字中还是在官员的言谈对话中,都大量涉及汉族名人和历史典故以及文化习俗。这些都表明金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运用汉族文化并已经逐步汉化。
  当然,《拜月亭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与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如在第三出“虎狼扰乱”中,作者通过番将的宾白和曲辞明确指出了汉族与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俺这里吃的是马酪羊羔,说甚么龙肝凤髓?穿的是狐裘貂帽,要甚么锦衣绣裳?”“白草黄沙,毡房为住家。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身为汉族人的蒋世隆与身为女真族人的陀满兴福分别考取了文武状元,也隐约透露出汉族人重文、女真族人尚武的文化差异。
  三、生动反映了女真族政权内部的忠奸斗争及其与蒙古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情况,以及这场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
  《拜月亭记》是以女真族政权内部的忠奸斗争及其与蒙古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情况为故事背景的。由于蒙古军大举入侵,金朝内部围绕如何对付这场危机展开争论,最终演变成异常激烈的忠奸斗争。奸臣聂贾列主张迁都避敌,皇帝打算采纳迁都建议,忠臣陀满海牙主张遣将御敌,极力劝阻朝廷的迁都之举。结果陀满海牙遭到聂贾列的诬陷,说其“故意阻驾,谋为不轨”。皇帝昏聩不明,听信谗言,下旨令金瓜武士将陀满海牙打死在朝廷上,将其一门良贱三百余口尽行诛戮。陀满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为躲避朝廷官兵的追捕而不得不弃官逃亡。
  蒙古军的大举入侵使得金国上下无论女真人还是汉族人都遭受了一场浩劫,朝廷被迫迁都,百姓被迫离家逃难,骨肉分离的悲剧接连出现。女真族姑娘王瑞兰与其母亲王夫人、汉族书生蒋世隆与其妹妹蒋瑞莲都在逃避战乱途中因遭遇乱军而不幸失散,从而出现了王瑞兰巧遇蒋世隆并结为夫妻关系、王夫人巧遇蒋瑞莲并结为母女关系的戏剧性情节。《拜月亭记》用了不少篇幅描写蒙古军南侵金朝给各族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在第十一出“士女随迁”和第十二出“山寨巡逻”中,作者对金朝迁都、百姓逃难的情景作了总体性的概括描写:“黎民逃难,街衢中似乱乱奔獐。官宦随迁,途路里若慌慌走鹿。百司解散,百姓仓皇……听街坊巷陌,唯闻得炒炒哀声遍。田业家私不能守,不能恋。两泪涟,生死安危,只得靠天。”(《前腔》)“闻说中都起战尘,起战尘。黎民逃难乱纷纷,乱纷纷。”(《豹子令》)
  在第十三出“相泣路歧”中,重点描写了王瑞兰与母亲逃难时的悲惨遭遇,“身狼狈,慌急便奔驰……离帝辇,前路去投谁?风雨催人辞故国,乡关回首暮云迷。何日是归期?”(《破阵子》)“天不念去国愁人最惨凄,淋淋的雨若盆倾,风如箭急。侍妾从人皆星散,各逃生计。身居处华屋高堂,但寻常珠绕翠围。哪曾经地覆天翻受苦时。”(《渔家傲》)“迢迢路不知是哪里?前途去安身何处?一点点雨间着一行行恓惶泪,一阵阵风对着一声声愁和气。云低,天色傍晚。子母命存亡兀自尚未知。”(《剔银灯》)在第十四出“风雨间关”中,重点描写了蒋世隆与妹妹蒋瑞莲逃难时的悲惨情景,“雨儿催,风儿送。叹一旦家邦尽空……哽咽伤心,教我气填胸。”(《赛观音》)“途路里,奔走流民拥,胆丧魂飞心惊恐。风吹雨湿衣襟重,止不住双双珠泪涌。行不上,惟闻得战鼓声振苍穹。”(《人月圆》)“军马又来,四下如铁桶。眼见得京师城壁空。他每赶着无轻纵,人似豺狼马似龙。遭驱虏,亲骨肉甚年何日重逢?”(《前腔》)在第十六出“违离兵火”中,作者更是集中描写了王瑞兰与母亲、蒋世隆与妹妹蒋瑞莲因遭遇蒙古军而不幸走散的悲惨情景,“身遭兵火,身遭兵火,母子(兄妹)逃生受奔波。怎禁得风雨摧残。田地上坎坷。泥滑路生行未多。军马追及,叫我怎奈何?弹珠颗,冒雨荡风,沿山转坡。”(《满江红》)(众番上,赶老旦、旦、生、小旦,众番抢伞、包诨科……众番上,赶散科)他们与自己的亲人走散后,互相焦急寻找、大声呼唤,其情其景令人伤心感叹、唏嘘落泪,“(旦上)我那娘!心如醉,泪交流。去远家尊绝信久,途中母子生离别。这苦如何受?一重愁翻做两重愁,是我命合休。”(《东瓯令》)“(生上)瑞莲!叫得我不绝口,恰被喊杀声流民四走。慌急便寻,不知个所有。此间无处安身,想只在前头后头。”(《望梅花》)“(老旦上)瑞兰!寻思苦,路生疏。军喊风传行路促,娘儿挽手相回护,这苦难分诉。望天天怜念老身孤,免使受奔波。”(《东瓯令》)“(小旦上)我那哥哥!大喊一声过,唬得人獐狂鼠窜。哪里去了,哥哥!怎生撇下了我?教我无处安身,无门路可躲。”(《满江红尾》)像这样的文字描写在其他出数中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拜月亭记》通过描写蒙古军南侵金朝的重大历史事变,让上至朝廷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人物形象,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在舞台上一一呈现,让兵荒马乱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写出了广阔的社会风貌,从而使这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具有了极为深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相处的伟大国家,然而当今盛行的古代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文学史,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并不多。作为汉族文人的施惠能够在其南戏《拜月亭记》中生动描写汉族与女真族的民间交往、自由恋爱与通婚的感人故事,反映民族文化融合尤其是蒙古族、女真族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运用汉族文化并逐步汉化的情况,展现了女真族政权内部的忠奸斗争及其与蒙古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情况以及这场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使得这部作品具有鲜明、深远、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值得当今有关学者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王建平 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 432000)

论南戏《拜月亭记》的民族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