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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飞 文选 ]   

论川端康成小说的“西方现代意识”

◇ 李鹏飞

  摘 要:川端康成是一位执着于日本传统的作家,但如果仅将其定位于此未免过于狭隘。作为一位曾经接受西方近代文学洗礼,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小说始终潜藏着难以掩饰的西方现代人生感受,展现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疏远冷漠,现代人病态、变态的行为及内心的失落、孤独、荒诞感。而这些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却与东方的哲学美学相融合。本文试图解读其小说中带有东方色彩的“西方现代意识”。
  关键词:川端康成 异化 荒诞 孤独
  
  川端康成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其小说中潜藏着西方的现代意识、理念及审美情趣。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奥斯特林在致川端康成的授奖词中就多处谈到:“有关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及其本质,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们无法最终逼近川端作品的核心,但是一经读了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在气质上与西欧作家有某些相似性。”[1]在谈到其获奖的意义时指出:“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其二,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2]在短短几千字的授奖词中就多次谈到川端康成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由此可见川端康成小说中难以掩饰的西方情结。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人设立的奖项,在评选过程中难免带着西方的情绪,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衡量作品。因此,川端康成作品的被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审美情趣角度对其作品的肯定。如果我们具体分析川端康成作品中受西方影响的因素时,便会发现技巧大于思想。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就谈到“他的描写技巧在某些方面往往超过欧洲”[3],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川端康成文学在思想上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果没有在思想上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何以会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贡献呢?只不过作品中呈现出的浓郁的日本传统文化精神遮掩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理念。
  
  一、异化感、荒诞感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带来了人的全面异化,现代人强烈地感觉到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和谐关系消失了。在个人与物质文明方面,现代人深切地感受到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给人们精神带来的痛苦,使人陷入威胁、恐惧之中,认为物质世界有抑制人的生命体,扼杀人性甚至毁灭人类的危险。艾略特在其《荒原》中就描绘了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的可怕情景,奥尼尔的《毛猿》也表现了物质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使人的价值等于甚至低于禽兽。在个人与社会方面,现代人认为社会固然给个人以安全感,但社会力量又在有形无形中制约着人,使人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渺小无力,个性丧失,被社会所异化。尤奈斯库的《犀牛》描述了一个把人变成犀牛的故事,开始只是一个人变,后来一群群的人变,最后只剩下出版社的一个小职员贝朗吉没有变,他孤独地呼喊:“我一定要一个人对付整个世界!”“我是最后一个人,我将坚持到底!我决不投降!”
  现代作家还表现了现代人的荒诞感。荒诞的含义是不合常规,不可理解,不合逻辑,不和谐。现代作家认为,主宰着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力量,人们根本无法抗拒、逃脱它的摆布。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表现了现实社会的荒诞。两个流浪汉在一条荒凉冷寂的大路上苦苦等待戈多,但戈多却始终没有出现,关于戈多是谁,他代表什么,剧中没有说明,只有些模糊的暗示。两个流浪汉似乎在某个场合见过他,但又说都不认识他,戈多是什么样子,甚至他的名字是不是叫戈多他们都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等待这个既不知其貌,更不知其本质的戈多先生呢?因为戈多一来,他们就可以“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可以“得救”。但戈多会来吗?他们不知道,只能是等待。现实社会让人不可理喻,让人一片茫然,表现了现代社会存在的荒诞及生活的无意义。总之,现代作家处在20世纪这个信仰丧失、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的社会,他们往往从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人的异化感及对现实的荒诞感。
  川端康成也致力于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探究现代人内心复杂的感受,表现现代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疏远、冷漠、及现代人变态、病态的行为。如在《山音》中,就描写了信吾一家几个人的性格由于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艰苦环境而扭曲。在作品中,信吾与妻子、儿子、女儿都存在着难以消除的冷漠,却对自己的儿媳产生了些许爱意。因为他在儿媳身上发现了自己曾爱恋过的大姨子的美,但又始终无法超越道德的界限走上乱伦和堕落之路,而只是限制在“精神上的放荡”,在行为上以更多的理智加以制约。信吾的儿子修一也处于精神的麻木状态中,他的家庭观念和社会道德被战争扭曲了。他与妻子、父亲等家人难以沟通交流,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与战争寡妇绢子的婚外恋并非出于真情,而是由于两人身心都受到战争的创伤,同病相怜。战争寡妇绢子在战后无依无靠,一个弱女子已经无法再忍受孤独和伤痛,她明知修一已有妻室却还与他往来,并且决定生下一个自己的孩子,借以寻求生的希望与理由。尽管修一与信吾苦苦相逼,甚至修一对她拳打脚踢,她也不为所动,并苦苦哀求:“我不会要求别的什么,我只要求能让我生下这个孩子!”总之,作品展示了战争造成一代人的精神麻木和颓废,在这里人与人无法理解难以沟通,人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扭曲与变形。
  川端康成的作品还表现了对现实合理性的怀疑,表现了现代人内心的荒诞感。如在《睡美人》中,江口是一个丧失性功能的老人,面对自己的老丑,为了战胜死亡而多次来到“睡美人俱乐部”。小说描写了老人通过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手段来爱抚睡美人,希望以这种方式与睡美人进行实际不存在的、抽象的交流,或曰生的交流,借此追忆逝去的年华。在这里,老人在虚幻的氛围中,以这样一种荒谬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渴望,也反映了老人对现实世界荒诞性的理解。小说详尽、真实地描绘了老人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下混乱的意识流动,如:回到了童稚时代,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女人及自己一生作的恶等。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江口老人属于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然而在他一生的回忆中却充满悔恨与痛苦,渴望回到童稚时代。从老人混乱的回忆中,不难看出现实社会的荒谬性和人生的无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现代人内心的荒诞感。
  可见,川端康成小说同样表现了现代人的异化感及现实的荒诞感。西方现代作家往往通过人性的变异、甚至变形表现人的异化、现实的荒诞,而川端康成却通过描写人的一些不正常的、病态的、变态的情欲,表现人的异化及现实的不合理,如《千只鹤》中的菊治,《山音》中的信吾,《睡美人》中的江口老人。现代作家在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诞时,往往陷入一派虚无颓废中,而川端康成引入了佛禅对世界的认识,从禅宗里找到了一种安慰生命的思考方式,使人在感受到残酷现实的同时,又保持了从容的心态。
  
  二、孤独感
  
  20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物质生产的突飞猛进给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空前的重压,人们普遍感到现实世界无法把握,内心充满了焦灼不安、迷茫痛苦和孤独失落。现代派作家致力于探索现代人的这种孤独的精神世界,致力于探索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关系的对立,表现人在这种对立关系中极端孤独的心理。斯特林堡在《鬼魂奏鸣曲》中让人与鬼魂同时登场,把现实与虚幻混杂在一起,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倾轧和残杀。用剧中人的话说就是“不是你喝干我的血,就是我掐断你的咽喉”。奥尼尔的《毛猿》以辛辣的笔触,道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主人公只好与猩猩为友,寻求理解,结果被猩猩掐死。尤奈斯库在《秃头歌女》中一反常规,用荒诞的形式来说明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陌生的关系达到了十足可笑的地步。一对夫妇应邀赴宴,见面后竟互不相识,无话可说,尴尬万分。两人经过回忆来伦敦的路线、乘坐的车辆,家中的摆设和女儿的特征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乘坐同一辆车来的,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睡在同一张床上,“啊,我们原来是夫妻”,而且还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夫妻间的关系冷漠到如此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隔膜就可想而知了。
  川端康成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他也特别注重在自己的小说里表现现代人的孤独感,失落感。但川端康成小说中表现的孤独感却有别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现代人的孤独:他表现的孤独更多地融入了作家自己的经历、体验及日本传统的美学观念。川端康成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本着对人性的关怀,不仅以同情的心态表现了下层人物悲惨的生活境遇,而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内心孤独、哀伤的情绪。这一点可以说贯穿川端康成创作的始终,由前期的对个人孤独感的描写发展到后期对现代人孤独境遇的展示。
  川端康成前期的作品受其“孤儿情结”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色彩,多从自我的角度阐发内心的那份孤独、忧郁、哀伤的情绪。在《伊豆的舞女》中,“我”是一个孤儿,为排遣现实生活的苦闷决定到伊豆旅行。从作品的一开始,“一位孤儿一人独自旅行”就给整部作品加上了一种沉重的色调,接着作品中写到,为使孤寂的心得到些许安慰,“我”多情地追随一伙艺人并与舞女产生了微妙朦胧的恋情。作品从一人独自外出旅行开始,到孤独一人最后踏上归程结束,从孤独开始到孤独结束,把“我”内心难言的心境,表现得入木三分。在作品中,作者把自己的身世之感,与艺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失落心态,“离别之悲”,这几种复杂的感情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作品忧郁悲凉的孤寂氛围,这就更加渲染了“我”内心的孤独感。
  川端康成后期的作品对人性的探索表现得更加成熟,由前期对个人孤独的咏叹上升到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心境,从而表现现代人内心的孤独境遇。因此,这一阶段的作品所反映的孤独不仅仅是个人的孤独,而是表现了人在社会中的根本孤境,显示了现代人生存的一种尴尬局面。像驹子、苗子乃至秀哉等众多人物,虽然他们的环境和际遇不同,但他们在生活上的孤独处境却是一样的。《雪国》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哀伤和痛苦。《雪国》由岛村、驹子、叶子、行男构成小说中主要的人物关系。小说中的驹子虽沦落风尘,却并不甘心于长期忍受被人玩弄和出卖肉体的屈辱生活,她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与憧憬,对爱情充满渴望。因此她同岛村邂逅之后,岛村对她的些许同情和虚幻的爱恋,便促使她真诚地把全部爱情倾注于他,而不顾自身的得失。而岛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整个人生社会充满怀疑、厌倦,无所希望无所寄托,他不可能爱驹子,也没有能力解救驹子,在他的眼里,驹子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与驹子的关系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同时他又对叶子产生爱慕之情,为她近乎悲戚的美所吸引,所倾心。而叶子则一心一意爱着行男,至死不渝。行男则对驹子痴心不已,驹子对行男却全无男女之爱。由此看来,驹子、岛村、叶子、行男都沿着一个方向指向别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永远没有希望的死系统。驹子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因此驹子的处境是孤独的。而岛村来到雪国就是想暂避内心的苦闷、孤独,想从雪国中找到安慰,其悲观、虚无的心态使其虽遇到驹子、叶子但结果仍未摆脱内心的孤境,找到精神的寄托,可以说他是一个孤独的幽灵。叶子深爱着行男,而行男却注视着驹子,最后行男病逝,叶子的处境尤为孤单、可怜。行男对驹子倾心,却得不到驹子的呼应,也是一个可怜孤单的灵魂。由此可见,四个人虽然关系紧密却彼此疏远,很难沟通交流。小说在表现现代人内心的孤寂与痛苦的同时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可怕的孤境。
  尽管川端康成对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小说中表现了现实的荒诞及人内心的孤独异化,但现实中的问题又是川端康成不愿面对,无力解决的,于是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矛盾之中。为了摆脱这种矛盾的苦闷心境,有时他便把“禅”的消极思想引进人物的心灵世界,企图以此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禅是构成日本特质的唯一要素”[4],禅的精神就是日本精神,是日本民族的思想精髓。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便流露出虚无之情与哀伤之感,那么,作为日本民族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便毫不例外地用禅文化来观照与接受世上的一切事物,他自己就曾说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下成长的,那古老的佛法歌和我的心是相通的”[5]。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佛禅的人生态度,认为人生无常、虚幻、万物皆空,在作品中充溢着虚无、悲凉、哀伤的氛围。川端康成在他的小说中一方面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把这些现代人引入虚境,引入到一种虚无飘渺的空的氛围中,很好地将西方的现代意识与日本的传统精神融合在一起,既有西方的意识理念又有日本的传统精神。
  
  (本文为2010年度校内创新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视野下川端康成小说研究,批准号:2009NC103。)
  
  注释:
  [1]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临终的眼》,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汪介之:《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周春生:《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郑克鲁:《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石昭贤,马家骏等编:《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李鹏飞 包头 内蒙古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014040)

论川端康成小说的“西方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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