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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河岳英灵集》中所选李白诗

◇ 张 佳

  摘 要: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他潇洒不羁、充满浪漫豪气。其诗歌创作形式多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在盛唐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中,所选李诗种类、数量均很有限。本文试从该选本的编著者殷璠的选诗标准出发,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 李白 选诗标准
  
  李白一生创作颇丰,传世诗歌九百余首。《中国文学史》评述“李白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1]而在《河岳英灵集》——对盛唐诗歌具有总结意义的选本中,录选王昌龄诗十六首,居冠。李白诗选入数目居常建、王维等人之后,仅十三首。注语“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后人书写的文学史中李白位及泰斗,诗作凌驾盛唐众诗人之上,而在殷璠笔下他却未能拔得头筹。本文试根据殷璠的选诗标准,从选与不选的角度探究其原因。
  
  一、殷璠的选诗标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和《集论》中提出“三来四体”、“声律风骨兼备”、“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观点,也涉及了“兴象”、“音律”、“风骨”等概念。后代诸学者对其选诗标准有不同的诠释。
  如王运熙强调风骨、声律、兴象三者并重;蒋凡在强调三者统一的同时,认为“三来”(神来、气来、情来)是兴象的延伸;林继中提出“三来”“四体”并重,“神来”关乎“神思”,“气来”关乎“风骨”,“情来”关乎是“兴象”……各家因视角不同而各具片面性,又均有合理性。
  笔者认为,殷璠的文论观被武断分开了,他并未提出选诗的终极标准。而是在“审鉴诸体、按详所来”的过程中,对不同体裁诗歌采取不同态度。“神、气、情”是评价“雅、野、鄙、俗”各体的标准,仅为选诗的下限标准,是选诗最简单的评判准则,故野、鄙、俗三体不入《河岳英灵集》。
  而选诗的上限,则在“新声古体”、“文质”、“风骚”、“气骨”、“宫商”等各方面,兼备即可。多种创作理念在一首诗中共存难度很高,故殷璠的选诗标准是在不逾下限的基础上,达到上述任一特征即可。
  李诗共收录十三首:《战城南》、《远别离》、《野田黄雀行》、《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咏怀》、《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赠》、《答俗人问》、《古意》、《将进酒》和《乌栖曲》。多为乐府诗或由此而来的歌行体,或古朴自然,或气骨壮丽,均符合殷璠选诗上限的一个或多个特征。
  
  二、李白诗缘何进入殷璠的视野
  
  1.“风骚两挟”
  就诗歌创作风格而言,“风”、“骚”是中国诗歌创作的源头性概念,分指《诗经》传统和《楚辞》传统。殷璠“风骚两挟”即谓风骚兼重。“‘风’意味着典雅凝重的诗体,主要通过艰苦的构思达到内涵丰富、立意曲折的境界,形成意趣幽远的特点;‘骚’意味着奇伟恣肆的诗体,以淋漓酣畅的才情挥发形成奔放超迈即‘高逸’的格调。”[2]由殷璠的评注可知,“属思既苦,词亦警觉”的常建是“风”的代表,“文章率皆纵逸”的李白是“骚”的代表。明代胡应麟《诗薮》评述李杜时,也提到过李白之骚体:“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
  值得注意的是,殷璠所录《乌栖曲》有别于骚体的雄奇奔放,借夫差振兴之后的荒淫托讽唐玄宗沉迷声色。结尾一改旧题偶句收结格式,用一句“东方渐高奈乐何”反问,发人深省。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此诗可以泣鬼神矣。”
  可见李白在文学创作中风骚两挟,或为骚体《蜀道难》式的酣畅,或为风体《乌栖曲》式的讽谏。虽两种风格未同存一诗,却在李白身上产生了“两挟”的意义。
  2.“复晓古体”
  从诗歌体裁而言,《河岳英灵集》中古体诗数目约占四分之三。虽然李白格律诗创作数量不如古体诗多,但殷璠选诗十三首中仅一首绝句,其它几乎均为古体、乐府、歌行体。
  究其原因,是由于李白古体诗更为出色,近体诗音律束缚较多,会限制其放荡不羁的天性影响才情发散。一韵两句用于叙述的古体诗,表情达意则较自由,更适合李白的创作风格。
  另外,李白张扬“蓬莱文章建安骨”,其“风骨”理论,与殷璠“言气骨则建安为传”的“气骨”理论相当契合。因此,无论是从李白的创作倾向还是从殷璠的选诗标准来看,古体诗都成了首选对象。
  3.“新声”“宫商”兼及
  从声律角度而言,随着诗乐分家,诗作为案头文学偏重用词、用字,出现了有别于自然宫商律的人工平仄律。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中提出“声合宫商,肇自血气”观点。认为声律是乐府传统的宫商角徵羽,与人的生理相关。《总述》中“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诗的好坏不在外在式、声律,无韵之笔也可写出有韵之文,刘勰在不否定人工声律的同时,侧重自然声律。
  南朝“永明体”是强调“四声八病”的人工平仄律,殷璠认为它造成“理则不足,言常有余”、“专事拘忌”、“齐梁陈隋,下品实繁”的恶性循环。在《集论》中,提出“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谓知音”。由此可知,殷璠对待声律的观点与刘勰相近,推崇自然“宫商律”的统筹,对“新声”人工平仄律也不断然排斥。作诗不应一味追求形式方面的格律、华美,更要重视内在思想。只要文合于心,完整表达诗人思想,“纵不拈綴”也是“雅调”仍存的。
  反映到对李诗的选录上可见,李白早期虽有些工整的格律诗,如《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但由于殷璠对“宫商律”的侧重,《河岳英灵集》所选李诗均是遵从“宫商律”的古体、乐府体裁。
  4.激扬刚健的盛唐精神
  从时代风格而言,《河岳英灵集》彰显了激扬刚健的盛唐精神。当时国家兴盛、社会稳定,诗人张扬民族自信心和创造性精神,激昂向上,强调风骨、刚健。
  殷璠提出的“风骨”品评标准,是顺应时代精神的产物。如评高适“诗多胸臆语,兼多风骨”;评王昌龄“饶有风骨”……此类“风骨”诗人,入选作品较多,高适13首,王昌龄16首。殷璠对李白并无“风骨”的直接点评,但其《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等诗,也都是盛唐精神气度的代表作。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意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自信、豪壮等等。
  所以说,李诗蕴含了时代精神,殷璠诗论反映着时代精神,在对诗歌的选录上,李白的这些作品自然会进入殷璠的视野。
  5.“本诸自然”的灵秀人才
  从灵秀天才角度而言,殷璠以“河岳英灵”为名,意为品评大好河山孕育出的灵秀之人,“英灵”蕴含杰出人才之意。在《序》的末尾殷璠也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强调的也是天然的灵性才能。
  李白入选《河岳英灵集》,也因其符合殷璠“本诸自然”的天才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言“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正因李白才情的先天性,殷璠才会认为李诗合于“道”,进而选录。
  
  三、李白诗未入选之因由
  
  1.山水诗:李白的牢骚满腹
  开元文坛两颗巨星王维和李白在山水诗歌方面均有所建树。但《河岳英灵集》中,王维“词秀调雅,意新理惬”的山水田园诗选入多首,而李诗未几。笔者认为,原因在于王诗达到了超越世俗常情的自在圆融,亦是盛唐气象的折射;而从李诗中可窥谢灵运的“影子”,是仕途不得志而后不得已的“寄情山水”,政治牢骚满腹。
  王维的山水诗“文质半取”,即殷璠所谓“雅体”,神、情、气合而为一。行歌绿水间通过“坐忘”“心斋”由外至内、由形向神而自足。人境交融一体,平和淡远。隐逸式的诗歌虽不壮大,却也不消极,蕴含着健全人格,内显出盛唐精神之进取、博大。
  李白的山水诗多为官场失意的“感”“激”,骚韵强烈。因仕途无望而纵情山水,即使物我交融,也不时冒出几句牢骚,在“无意识状态”下将山水诗歌政治抒情化。故而可言,其出世、入世的徘徊造就了理想主义的矛盾,山水诗多为“气来、情来”之作,未达到王诗的“文质彬彬”。
  2.旨远兴僻:殷璠的尚奇
  殷璠评常建,称其诗“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评李白为“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殷璠对二者之“奇”均有褒扬。但笔者认为,常建的奇中“旨远”终归“大道”,具有思想和形式的双重奇观。殷璠也称其“属思既苦,词亦警絶”,虽然兴僻却又不离“国风”传统,有“文质半取”的效果。而李白之奇在骚体之形式,“纵逸”和“奇之又奇”的评价多从格律出发,仅关乎体调,与“旨”无关。与常诗相比,“奇”在风格的汪洋恣肆。故李白之奇在乎形式而非内容、本质。
  3.时间局限
  李白生卒年为公元701和762年,《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日期“起甲寅”,“终癸巳”(四部丛刊影明刻本、《文镜秘府论》等)。选诗时间范围是公元714年-753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成书时,李白的诗歌创作并未结束,故其最后十年创作的诗歌,殷璠不及看到,未得入选。
  四、小结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所选李诗的分析,可见殷璠从“骚”风格、古体诗体、宫商声律、盛唐风尚、天才论等角度对李白诗歌创作进行了认同。同时,也根据自己的选诗标准,舍弃了其格律诗、山水诗和部分尚“奇”诗篇,表现出他在文学批评过程中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也是独立自主盛唐精神之一种。
  殷璠诗歌选录从文学创作本体出发,体现了当时人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但又因其与李白所处时代相同,造成其文学史视野的局限,不能用史学眼光发现李白“浪漫主义”、“诗歌革新”等价值。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2]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周祖撰.隋唐五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张少康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邹然等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沈松勤,胡可先,陶然.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5]杨星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纲要[M].重庆大学出版社,1991.
  [6]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委会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释“神来、气来、情来”说——盛唐文评管窥之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蒋凡.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2辑.文学批评史中之殷璠及其《河岳英灵集》[J].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张佳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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