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先生是巴金研究专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文学史家。他致力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他的文学史研究中,“民间”视野一直是他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述框架的重要角度,陈思和以其有关民间文化的理论,试图挣脱长期以来文学史叙述中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为建构新的文学史叙述范式提供可能,从而拓展了文学史的叙述空间。在本文中,我们将围绕他从“民间”角度进行文学史叙述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进行评述。
　　《上海文论》从1988年第4期开辟了一个“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王晓明在当期的“主持人的话”里谈到了他们对“重写文学史”的思考。他们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强调文学史写作中批评家的主体性,强调对文学作品作审美层次的阐释,强调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从而“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
　　陈思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力求摆脱传统教科书模式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倡导一种个人性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他认为过去文学史叙述中的所谓“主流/非主流”“左冀文化/非左冀文化”“反帝反封建传统/非‘五四’传统”“进步文学/反动文学”之类的二元对立式的叙述模式,体现的是“权力化的叙述模式”,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往往会“遮蔽、歪曲、封锁了大量丰富的文学史信息”,由此“产生了对文学史的全面遮蔽”。“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为例,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原生态被简化、宰割、歪曲,不仅许多重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被忽略,就是那些被关注、甚至推崇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他们所涵纳的大量的文学信息也被有意识地筛选、忽略或歪曲。”[1]在陈思和看来,这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史,未见得是一种可靠的文学史叙述,而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回到文学史本身,突破过去文学史叙述中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框架的束缚,走进丰富、复杂的历史现场,尽可能去还原文学史的“原生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思和的这篇论文《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的写作姿态,也是对过去文学史理论框架的突破,是尝试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被遮蔽的历史“原生态”的解蔽。
　　在这篇论文中,陈思和从民间文化的角度,首次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作出了他自己的全新解释。在陈思和看来,传统中国社会里只存在两种文化[2]——一种是体现为国家权力控制下的“上层社会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包括“钦定文书经籍,八股科举制度,纲常伦理教育等”,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一种是“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自19世纪西学东渐,打破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庙堂和民间之间自我封闭循环的轨迹,分裂为“三大领域”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在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从辛亥年到抗战,中国文化的这三大领域基本处于割裂状态,抗战前文化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庙堂和广场之间,知识分子虽然提倡白话,但这只是他们对抗庙堂的语言策略而已,他们并没有因此接纳大众文化,而是把民间视为充满了封建毒素而需要改造的对象而已。抗战的爆发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的剧变,救亡压倒了启蒙,才形成了“民间文化形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新文化传统”鼎足而三的局面,而“民间文化形态”得以确立的标志,是发生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但“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接纳和利用却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渗透和改造以及引起的一系列的冲突”,这“一系列的冲突”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延安时代对旧秧歌剧和旧戏曲的改造”;第二阶段表现为赵树理道路的悲剧;冲突的第三阶段是“‘文革’时代的样板戏和民间文化回归大地”。然而,民间文化形态自身的丰富性和生命力使它以反改造反渗透的形式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支配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作品中,因为“民间隐形结构”的存在而展示了自己的魅力。
　　“民间隐形结构”是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首次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存在两个文本——“显形文本结构和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外显为作品的“故事内容”,体现的是国家权利干预下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它可以决定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内蕴为作品文本的“艺术审美精神”,在具体作品中隐形文本结构的呈现或者透过不完整的破碎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是隐藏在显形文本的结构内部,甚至是“转化为艺术冲突的对立面上,通过被揭露被批评的方式,畸型地展施出自身的艺术魅力”。在这篇论文中,陈思和运用他的“民间隐形结构”的概念对具体作品的读解非常出彩,如对《沙家浜》中“一女三男”模式的分析;对《红灯记》中“赴宴斗鸠山”这折戏中“道魔斗法”模式的分析;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中民间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反改造反渗透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审美精神及其艺术表现得失的分析;对赵树理小说中落后反面人物如三仙姑(《小二黑结婚》)和小腿疼(《锻炼锻炼》)的分析等等,常常能反转出新,创新出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打开了作品文本阐释的空间。
　　除本文外,陈思和还不断应用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就已打下的两块理论基石——有关“民间文化形态”和“民间隐形结构”的理论,去建构他自己的文学史大厦。如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争题材小说的分析解读,对李准小说《李双双小传》和据此改编的电影《李双双》的分析阐释,都用到了这两个理论。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从自己建立的“民间”理论出发,不断对一些作家、作品及文学史现象进行诠释,写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如《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某种文学史的解释》[3]《民间和现代都市化——兼论张爱玲现象》[4]《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文学中的乡土、市井与西部精神》[5]《张炜:民间的天地带来了什么》[6]《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7]《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8]《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评50年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9]《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10]《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11]《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12]《〈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13]等等。
　　陈思和在重新架构文学史时,“政治意识形态(战争文化意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民间意识”[14]是他文学史拼图的三个板块。在这篇论文中,陈思和专注于对“三大板块”中的一个——“民间意识”进行论述。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陈思和依据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空间“三大板块”的划分,在史实和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民间文化形态”和“民间隐形结构”,成为他从“民间”角度对20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历史重新描述的里程碑式的文章。“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民间意识形态”“民间形式”“民间话语”“民间符号”等词汇是陈思和论文和著作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汇。从“民间”的视野和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此为基础,他以自己的一套话语批评系统——如“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等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学史批评模式。作为“第五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陈思和以自己的理论创新的勇气,不断冲破“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框架”,拓展了文学史叙述的空间。[15]相对于王瑶先生开创的“相信文学历史的不断进步”和“强调社会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决定性的影响”的研究范式,相对于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开创的以“‘二十世纪’的整体性眼光”、从“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价值立场”的“‘精英’式立场”研究范型,王晓明认为陈思和的文学史研究为开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可能。
　　当然,作为陈思和从“民间文化”建构其文学史叙述空间的第一篇重要的论文,在一些理论的阐述上,并不是毫无瑕疵。“庙堂文化/广场文化/民间文化”是陈思和对20世纪中国文化空间的划分。在这篇论文写作中,对“民间文化”的界定,内涵上有某种模糊性。如对抗战前“民间文化”的描述就有把“传统文化”等同为“民间文化”的嫌疑。对“民间文化形态”和“民间隐形结构”的概念的使用和确立,是在文本写作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在一些术语和概念的使用上,有某种游移和不确定的地方,如“民间/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形式”“政权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外来文化/五四新文化/精英文化”等等。这些概念是同一的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作为陈思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民间文化形态”系列研究的一篇奠基石式的论文,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建构了自己的一套话语批评系统,也不仅仅在于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开创提供了可能,它的更深层的意义,是通过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向度,从而拓展了文学史叙述的空间,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注释:
　　[1]陈思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1-12页。
　　[2]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第69-77页。
　　[3]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某种文学史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第53-61页。
　　[4]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第62-72页。
　　[5]陈思和,刘志荣,王光东:《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文学中的乡土、市井与西部精神》,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第181-189页。
　　[6]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张炜:民间的天地带来了什么》,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第71-72页。
　　[7]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余华: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之后》,文艺争鸣,2000年,第1期,第68-70页。
　　[8]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1-9页。
　　[9]陈思和:《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评50年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第44-50页。
　　[10]陈思和,刘志荣:《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第37-44页。
　　[11]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46-55页。
　　[12]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20-32页。
　　[13]陈思和:《<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5-16页。
　　[14]陈思和:韩文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序》,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第112页。
　　[15]郜元宝语,陈思和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翟应增 莫莉 王小可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655011)

• 翟应增 莫 莉 王小可： “民间”视野下文学史叙述空间的开拓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