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集中展开对梁启超、周作人二人的美学思想的趣味范畴的探究和挖掘,并进一步对二者的趣味美学思想加以比较。结合当下许多学者分别对他们二人各自的思想和趣味进行理解阐释和合理论述。
　　关键词:梁启超 周作人 趣味 美学 比较
　　
　　一、引言
　　
　　梁启超和周作人二人对国人民族文化灵魂的艺术构思正是基于对趣味美学思想范畴的深层构思和文艺美学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经典阐释。二人的美学思想在学界大都是对各自的趣味思想、趣味主义、趣味观及其审美观、美育观、教育观等思想展开论述或深究。本文主要集中展开对二人的美学思想趣味范畴的深究和挖掘,进一步对二人的趣味范畴加以比较。
　　
　　二、趣味美学思想比较
　　
　　梁启超的生活艺术化主要是以情感本能为基础、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对民族文化的深思和理解,主要是以艺术审美的趣味表达和深沉审美体验、文学修养和文化熏陶为基础,其中趣味美学范畴主要集中在梁启超趣味主义思想中。梁启超的“趣味主义”试图通过“生活化的审美之思和达成的生活艺术化构思,它主要是以情感本能为审美的心理基础、对社会文化的良知体悟为趣味主义思想前提”[1]同时,又是以艺术审美为通向生活艺术化的最终途径、而且又是以精神自由为宏伟目标展开对生命自由的趣味美学范畴的感性思想火花的合理表达和理性思想的审美化阐释。
　　周作人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的学习中,他深刻体验到了中日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他深思回忆留存于感动异国他乡的故国传统和日本文化独具的“雅俗分明、别具一格”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构思。更让他惊叹不已的是日本文学富于“幽默滑稽”和“平和冲淡”的审美情调,体现了日本文学富有文学雅韵的诗意精神和富于审美的文艺美学趋向,这主要源于对趣味驾驭审美理念的真实描摹和对审美趣味的美学功能的文艺追求。周作人很早就形成了“趣味读书”的良好风格和优良习惯,“强调不论国别派系都倡导以兴趣读书的方法为学习求知的第一标准或者通达学术求真理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2]梁启超则在《学问之趣味》、《美术与生活》、《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等文章和论述中试图用“趣味主义”构建一个通过“趣味而构建学术学问的对真理审美化的追求”[2]、“为生活而艺术所形成的对艺术审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3]及“趣味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中的趣味共存所形成的审美化教育的美育追求”[4]所达成的生活艺术化的人生自由之境。犹如庄子的“心斋坐忘”所形成的对生活的空灵心境和艺术化的心灵神静。
　　周作人主要是因小品散文的成就而确立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趣味文艺美学理论范畴。他的小品散文的最大美学特征就是“情调化趣味化韵律化”和“旁征博引”。[5]“情调化”使得其文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情感融入和一股引人入胜的神韵协调融合而产出,可以陶冶人的美好情操,也可以移植人的性情和升华人的人格及其增添人的人气和人格魅力;“旁征博引”源于周作人的书香门第及其文学大家鲁迅和留学日本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博学。
　　由此,周作人梁启超他们都体现了雅俗分明,有高雅崇高的审美风尚之别和低俗文化的鉴赏之辩,使文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上下逢生,左右逢源,使文章有理论的高度和实践中抒情思理的散文笔调,使文章极富知识性和应用性,颇富文采雅韵和韵律趣味。使文章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情怀和高雅趣味的审美抒情笔调。因此,不论是读梁启超还是周作人那些文章作品,都可以欣赏到一些传统的生活情趣,可以陶冶人的性情。都无不充满审美的情趣和艺术的诗性精神。都无不充满一种引人入胜的充满意蕴诗趣的审美艺术化情调。梁启超和周作人二人都倡导趣味的审美追求和对趣味的文学艺术化和诗意化的审美追求,都强调趣味范畴在文化领域、文学领域和美学领域的审美追求和高度评价,都强调趣味是美学文艺及其文化领域作为审美的第一标准。这一标准在引用起来都看似简单、零散和弥漫,但是二人在趣味范畴实质上都带有主观选择过程中的主体自身严格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规定性。都是一种文艺审美趣味的直观反应。他们同时企图渴望创造一个并非脱离现实的自在世界,而是脱离世俗的美文世界(天然世界),又都淡泊明智在超然物外的净化心境之中或淡若焉然的旁人静观的恬然闲适中,以至于他们都深藏无法脱离世俗的雅俗共赏。
　　梁启超是在实践活动和人的存在层面上展开其“趣味主义”[8]思考的。在梁启超看来,趣味就是人生在进行艺术创造构思的过程之中与对理想化的艺术本身形象幻象的外合。梁启超把对美的追求视为生活的第一要素。在许多学者看来,趣味就是注重厚重质感和诗性自由的合理化追求,对诗性精神的阐发。“趣味主义”的本质就是在美学视野下的,由人的生物构成和社会构成所决定的精神自由。显然可以看出梁启超周作人充满情趣、诗趣的、引人入胜的画卷的充满生命的自由审美精神的共同之处。周作人能把这种别人直接感受不到或笔下难以有的趣味、情致写出来,这就更显出其善于写出情趣的艺术本领和小品散文,从而富有情趣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言志的诗性阐释。“言志”在先秦时有儒家政教的因素,唐宋文论的“载道”同它一脉相承。而周作人却赋予它以新意,强调作家意识的自主性、随意性,并将它作为审美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周作人的“言志”[9]既继承了古代重主观印象与深刻感悟的批评传统,又注意从批评对象寻求作家对人的价值、个性的尊重与张扬,因而其美学思想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的映射。
　　
　　三、结束语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梁启超对于趣味的理解同周作人对美的认识是有一致性的。周作人通过对趣味的非目的性和非手段性的分析,把趣味规定为不是为着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是一种纯粹自由自觉的行动,也就指出了趣味的非功用性标准。西方文化审美也影响周作人盛远,西方现代审美主义始于康德,之后,席勒、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直至福柯等后现代理论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建构和发挥。在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过程中,汉语思想也形成了一股堪称审美主义的思潮。“它的发展自20世纪初起,直贯当代,其宣称:回归内在性、维护一切生存意趣的此岸性,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以艺术代替宗教、对生活有种自由乐观积极的审美式态度,凡此皆堪称华夏智慧的传统。”[10]
　　周作人对趣味的阐释是多元宽容的,他的“趣味”也是各种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调和。周作人介绍日本文时总结过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清雅的意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在中间的蕴藉而韵味的趣味。”[7]可见雅趣与谐趣也是周作人关注的两个方面。他求雅趣,即是“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的“调和”,[6]求谐趣,即是在滑稽之中看到“辛辣而仍有点甜味的”意思,在戏谑之中发现“使人闷使人难过的”力量。而雅趣与谐趣的调和才是周作人心目中的美学理想。
　　梁启超的“趣味”美学思想与周作人的美学思想有种相似性。所以,“趣味”并不专属游离于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之外的所谓审美活动领域,而是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文化的等多方面活动中的体验性收获。梁启超关于“趣味”的美学思想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定的政治、民族、文化危机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其本人对美的独特理解与创构,富于乐观进取精神和社会承担情怀,是关于美的尚实理性与人文理想的化合,开启了将审美、艺术、人生紧密相联的既脱胎于传统又颠覆传统、既积极入世又极富玄想的现代美学之路,具有鲜明的现代审美主义的启蒙特征。此后,梁启超所拓展的富有个人品格、民族特色、时代特征,融人生、艺术、审美为一体,肯定情感与生命、关注创造与人格的审美人生学说及其美学精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光潜、丰子恺、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等人各自从不同侧面与层次涉及了此命题。他们的思想倾向与具体观点尽管不尽相同,但却共同丰富、拓展了这一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现代审美主义方向,将梁启超式的趣味主义和人生艺术化的美学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并融合生成为中国现代主流美学注重情感人格建构与诗性生命提升的重要精神传统与美学品格。
　　
　　注释:
　　[1]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抄》题辞,梁启超全集:第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6]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8]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9]胡经之:《中国现代美学丛编》(1919—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朱光潜:《周作人印象》,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苏龙祥 重庆北碚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

• 苏龙祥： 梁启超周作人趣味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