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霸王别姬》是张爱玲较早时期的一篇小说,作品中以巧妙的叙事角度和深刻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虞姬形象,呈现出与历史叙事文本及男性作家笔下不同的女性内省意识。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结合小说的创作背景,试图揭示出张爱玲笔下虞姬形象所独具的性别身份和历史文化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 虞姬 女性自省 文化意义
　　
　　张爱玲的小说《霸王别姬》创作于1937年,是其较早时期的一篇历史小说。作者借助“霸王别姬”这一历史场景,运用细致而深入的女性视角,对虞姬形象进行独特的书写和重塑。在张爱玲笔下,虞姬被剥除了之前男性叙事者所附加的种种身份构想,以真实而坦诚的女性意识回望自身的处境与身份,呈现出与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叙事文本及男性作家创作不同的女性主体意识。
　　“霸王别姬”故事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在描写“垓下之围”时虞姬形象得以出现,“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歌数阙,美人和之。”[1]在这段最初关于“霸王别姬”故事的文字中,虞姬形象并没有得到正面描写,她仅仅是作为宏大历史叙事中男性形象的衬托而出现。虞姬的身世、形象、甚至是后世文学所热衷讨论的结局都没有被提及,只留下了一个具有无尽想象空间的“美人”符号。在《史记》中,“霸王别姬”故事是不完整的,虞姬形象的缺席使得这一事件没有能够形成自足的叙事结构,在班固《汉书》和荀悦的《前汉纪》中,叙述“垓下之围”时与司马迁上述文字大致相同。这些恰为后世文学中对“霸王别姬”故事的重写与加工提供了多种言说的空间和可能性。
　　虞姬形象在上述历史叙事文本中的缺席,并没有影响她在汉代之后文学创作中的精彩演绎。较为完整的“霸王别姬”故事出现在明代沈采的戏剧《千金记》中。《千金记》本是记叙韩信封王并被赐千金的故事,在《别姬》一场中描写了“霸王别姬“的场面,并出现项羽兵败垓下、虞姬为表忠贞之情而自刎身亡的后世常见情节。在《千金记》之后,对虞姬贞烈形象的塑造成为明清时期“霸王别姬”母题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西汉演义》第八十三回《霸王帐下别虞姬》、《楚汉春秋》第十九出《霸王别姬》中虞姬自杀前都以“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2]的类似语言进行自我剖白,她的死被体现出更为崇高的社会和伦理意义,从而成为遵从礼教秩序女性的典型。对于这种文学现象,冯梦龙在《情史》中说“余谓以籍之喑哑叱咤,千人自废,而虞能温顺得其欢心,虞真可怜人哉!籍之雄心,已先为虞死矣,虞特以死报之耳。”[3]冯梦龙认为虞姬的死是对项羽耽于儿女之情而丧失“雄心”的报答,是美丽、坚贞的女性形象。至此,“霸王别姬”故事系统已基本形成,虞姬被塑造成了一个为情、为义而死的贞烈女性。虞姬的死,既是对项羽的报答,也是为西楚政权所做出的“自觉”(作者代言下的“自觉”)殉葬,被赋予了更为沉重的社会意义和职责:代表着女性在身体上对男性的贞洁和文人“臣妾”品格在精神上对君王忠诚的隐喻。
　　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千金记》经梅兰芳等人的整理改编,形成了京剧《霸王别姬》的剧本。剧中以传统的“全知”叙事手法,对虞姬形象的塑造更为注重人物行动与心理活动的结合,虞姬由“缺席”状态、无声的男性所有物身份开始拥有并表现自我的身份与“声音”。虞姬对自己身份进行了直接的表白,“妾身,西楚霸王帐下虞姬。生长深闺,幼娴书剑;自从随定大王,东征西战,艰难辛苦;不知何日方得太平也!”[4]这段文字是对《史记》中“有美人名姬,常幸从”未明身份的补充,正如虞姬“西楚霸王帐下虞姬”、“幼娴书剑”的自诉,剧中虞姬不仅是项羽身边的姬妾,也是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具有女性和臣子的双重身份。她不仅为解项羽的烦恼而“后宫备酒,与大王同饮”,在项羽熟睡之后替其巡帐,更是为西楚的战事出谋划策,项羽也唱出了“到后宫与妃子议论出兵”的言辞。甚至在剧中虞姬的女性身份让位于忠臣的人格建构,其最终主动选择自刎及自刎前对项羽所说“免得牵累大王”、“且退江东,再图后举”之辞,表现出儒家理念与制度下男性叙事者对女性身份和社会性格想象、代言的浓重色调。虞姬在被男性叙事者视角观察和想象的重写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女性形象被男权文化赋予了种种意义和价值,女性的自我之声却被抹煞和压制了。”[5]的特点。
　　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出现了两篇涉及“霸王别姬”故事主题的小说作品,即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和张爱玲的《霸王别姬》。郭沫若于1936年创作了小说《楚霸王自杀》,主要是描写项羽乌江自杀的场景,虞姬的形象并未得以出现。在作品中,郭沫若着重探讨末路英雄失败乃至自杀的原因,大力表现具有现代意识的领路人——“读书人”——的形象,并以此和残暴、失路的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凸显出强烈的批判意味和社会意义。与郭沫若所着意表现的政治意图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不同,张爱玲在她的这篇少年作品中以特立的女性书写方式对虞姬形象进行了重塑。在小说中,虞姬仍然以项羽的宠姬身份而出现:“后面跟随着虞姬,那苍白的,微笑的女人,紧紧控着马缰绳,淡绯色的织锦斗篷在风中鼓荡。”[6]作为项羽的追随者出现,是文本一开头就为虞姬奠定的身份基调。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让虞姬沉默下去,她有着男性话语文本建构中不曾也不可能出现的自我意识:“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她像影子一般跟随他……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7]张爱玲笔下的虞姬,剥除了之前男性叙事者附加给她的种种身份构想,以真实而坦诚的女性意识回望自身的处境与身份。文本中的“月亮”、“影子”、“回声”等意象的运用和描写,无不是处于男权社会之下女性“他者”身份的写照,投射出虞姬之于项羽的意义,是英雄传奇中的装饰,是男性社会中的从属。虞姬在自省的心理过程中,充满了恐惧(“又厌恶又惧怕她自己的思想”),这种矛盾是其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之后无法面对自身处境而又无力自我摆脱的心理投射,她的生存处境即使有所改变也无法逃离男性社会秩序的统治:“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8]张爱玲的笔触戳破了传统叙事对“霸王别姬”故事的种种想象和装饰,以女性自省意识观照虞姬生命的处境和意义,这一结局既是虞姬对他者身份的反抗和摆脱,也是其对自我社会身份的寻找和建构。虞姬用项羽“不懂”的而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对生命进行了“收梢”,在能够自由选择权限中寻求生命的独立与自我拯救,对男性社会秩序提出了主动的挑战。但这种死亡的绝对方式恰恰暴露了作为男性社会的他者——女性,无力实现自我的身份构建,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她们缺乏有效和有力的反抗途径,最终只能以自身的消亡解决上述终极难题。
　　张爱玲《霸王别姬》是其少年时期的作品,小说中作者运用女性的内省视角对传统文本进行现代阐释,重新审视男性话语中“缺席”与“失语”的虞姬——不再是被禁锢于“英雄美人”叙述模式下的配角)发出女性主体意识之下的“自述”[9]。在张爱玲笔下,虞姬形象于历史叙事文本之外,融入了作者独特的生命感受和生存体验,体现出作者少年时期特殊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带给其创作的影响。《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形象不仅意味着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觉醒,奠定其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也为“霸王别姬”故事母题的现代流变提供了崭新的性别视角和文化意蕴。此后文学作品中的虞姬不再只作为单纯的艺术形象而出现,而是承担着深重的文化阐释功能和意义,这一特点在之后的李碧华、潘军、莫言等作家的创作中均有着明显体现。
　　(本文为校级科研项目成果,项目名称“虞姬形象演变的文化阐释” 编号:2009ysk21;项目名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伦理文化” 编号:2008ysk05)。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3页。
　　[2][明]甄伟:《两汉演义》,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3][明]]冯梦龙:《情史》,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4]中国戏剧家协会:《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版,第107页。
　　[5]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页。
　　[6][7]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8]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9]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51页。
　　
　　(贺闱 安徽宿州学院孟二冬文学院 234000)

• 贺 闱： 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言说与断裂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