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美籍华裔作家的代表人物,谭恩美作品中的中国意象始终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对其代表作《喜福会》中四位母亲形象的文本细读,认为她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现着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式女人”的特征。那便是:背负着生活的伤痛,然后学会在磨难中累积生存的智慧,又因为聪明地洞穿了生命的真相而讳莫如深,终于得以坚强地完成自己的一生。
　　关键词:喜福会 中国式 女性 文本细读
　　
　　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纯粹的美国生长经历以及浅陋的汉语水平,总与她作品中充斥的东方意象大相径庭。2006年,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她以西方人的坦率直言不讳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而同年她为ELLE拍摄过的一张照片中,女作家一袭黑衣,坐在白纱帷幕之中,精致的妆束和内敛的笑容又神似中国旧时大宅门里的女子。这种东西方的对比和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也如实地反映在她包括处女作《喜福会》在内大多数受到好评的作品中。无怪乎每当涉及到描写东西方文化差异,或者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的文学作品时,文学评论界也总喜欢在谭恩美的众多小说中寻找例证。
　　谭恩美构思和写作她的成名作《喜福会》,有一种很有趣的文化背景:书中那个所有故事的发源地她并没有亲身探访,是她的人文经历触及不多的他乡异土。可以说,这部看似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意象(定型书中人物和角色的诸多要素),完全是构建在作者的想像之上。这些想像,当然来源于谭恩美那位历尽艰辛辗转到美国并最终扎根于美国的母亲,但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作者从小在美国环境中所接触到的关于古老中国的模式化和神秘化的认知塑造(这在她的作品中多有体现)。这样一部落脚点看似并非坚实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所讲述的故事满足了美国读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好奇心,也不仅仅在于那些爱恨纠缠的母女深情令人欲释还休,当然更不止于小说里不时出现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摩擦、交错和碰撞。在谭恩美的《喜福会》里,她抓住了作为女人的基本元素——生存、生育、以及对于人生的母性式的经营,将之用作她去丰满人物的原料,而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进程里,女人的生理特性和社会功能却是唯一一致的素材。
　　《喜福会》中主要塑造了八位女性形象。在谭恩美的笔墨里,她们中的每一位都线条完整、浓淡适宜,以个性鲜明的姿态出现在小说的叙事中,向读者展示了她们各自的人生起伏以及生命路程中的酸甜苦乐。作家力图将随着她们的流动而处在不断漂移中的铭有女性标记的那些中国元素的成分,绑定在她们每一个人身上,籍以表达谭恩美心中的“中国式女人”的印象。比如:龚琳达的逼人气势像一个无形的气场时刻弥漫在她的周围,这的确是中国式女人常有的生存能力的象征;而映映的先知先觉有时难免令人感觉毛骨悚然,却是她并非自愿的人生积淀。作家谭恩美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纯熟的语言技巧,使她笔下的女性们在“女人”的前提下各自独立,由她们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式女人”的画卷。
　　对自己母亲的依赖与深情,使得作者在创作书中的母亲们的形象时,流畅地涌入了教人动情的情感。这就使得作品中的四位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映映,无论读者从任何角度去接近她们,总会感觉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处在透视学立场的中心位置。她们虽然从各自的“点”上,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往事,背负着截然不同的情感行囊,但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被命运之手挥动,飘出了自己的祖国。在一片模糊的憧憬里,她们心怀忐忑,身不由己地踏入了全然陌生的国度,并且固执地要将自己像一棵树一样,在他乡的土地里扎下根来,以便结出自己期待中的甜美果实。她们的人生转折,宿命般使她们在异国冷漠无常的天空下相认相识,目的与目标的相近,让这些个性迥异的母亲,很轻易就找到了将话题同一的理由。她们的那个名字中充满中国寓意的“喜福会”,给了她们极大的慰籍:不仅可以彼此温暖,也做到了对自身的“中国女人”的认同,更加现实的是,在这里她们为自己保留下一小片温暖自在的天空,能够稍作从容不迫地呼吸和感慨。
　　当我们对这些母亲的形象进行文本细读时,会发现一些她们继承于她们自己母亲的东西,那便是我们的所谓传统。《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的形象随着阅读的深入慢慢重叠,直至融合为一,谭恩美让读者通过她的作品,看到了一个她心目中的“中国式女人”。那便是:历尽了生活的伤痛,然后学会在磨难中累积生存的智慧,又因为聪明地洞穿了生命的真相而讳莫如深,终于得以坚强地完成自己的一生。
　　谭恩美将她心中的“中国式女人”精心地划为四个侧面:伤痛,智慧,沉默,坚强。
　　一、中国式伤痛
　　潮湿的宅院,阴森的大厅,窄而陡的楼梯。这是谭恩美精心为幼年的许安梅设计的,典型的中国式生活环境。外婆那一个个诡异的故事,挂在客厅中父亲的巨幅遗像,舅母刻薄粗暴的态度,以及不允许被提起的母亲,贯穿于小安梅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都拖着一条苦涩的影子。
　　而这些弥漫于空气中的无形悲伤,在安梅四岁那年,终于借着一锅滚烫的火锅汤水,将那种伤痛作为一个真实的伤口,永远地烙在了她的皮肤上。从此就算时间将触目惊心的伤口褪为苍白平亮的疤痕,安梅总能记起当时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唤,而她是那么地痛。哭泣都不行,呼吸都不行。
　　就像是眼见着母亲从自己手臂割下肉来,与汤药搅在一起,竭力灌入外婆那已经闭紧僵硬的唇中,那种女儿为母亲所承担的切肤之痛,也沿着相同的血脉被安梅真切感应。然后由此而来的一切都要甘之如饴。哪怕会痛到哭泣都不行,呼吸都不行。
　　所以安梅选择离开宁波阴郁的宅院,陪伴母亲到遥远的天津去过那种被家乡人所不耻的姨太太的生活。
　　那当然不是幼小的安梅所能理解的,但她决定接受。从接受母亲在服丧期的浓妆艳抹开始,然后接受那套极不合身的洋装,然后接受半夜里被那个阴影般的男人从母亲身边赶走,然后接受吴家大院里姨太太们的勾心斗角,然后接受不得宠的母亲偶尔的抱怨和倾诉,然后接受母亲被骗沦为姨太太的真实经过,然后,在清冷的小年夜,接受母亲的吞药自尽。
　　只因这“中国式伤痛”太过沉重,在它面前,“理解”丧失其全部意义,“安慰”苍白得无足重轻。如果我们真能做些什么,那便是将它接过来,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那是怎样的一种痛,哭泣都不行,呼吸都不行。
　　二、中国式智慧
　　小说中龚琳达的身世在旧时日的中国实在不足为奇。两岁时便订下娃娃亲,十二岁时因为家道中落而住进夫家成为童养媳,十六岁时嫁给比自己年幼一岁的刁蛮少爷为妻。一个女人的一生草草牺牲于一句父母之命。
　　自从迈入夫家宅院的那一刻起,稚气未脱的她便瞬间长大了。她的直觉告诉她,在这样一个全然陌生又充满敌意的环境,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心智是她手中唯一的本钱。于是,首先是隐忍——再难过的时候也咬紧牙关,使低眉顺目成为自己脸上仅存的表情。接下来是察言观色,找出自己必须取悦和服从的关键人物,以便在冗长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求得自保。但若仅是如此,那么龚琳达的智慧也不过是勉强助她相对平静地熬过生活,所谓拯救遥不可及。所以随着故事的发展,当看到这个女孩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权衡利弊,精心谋划,等待时机,终于在一场自编自演的闹剧之后,为自己讨回了久违的自由时,笔者也不禁折服于龚琳达的“中国式智慧”之中——不动声色,甘于等待,一击致命。
　　在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也正是这样的智慧,提醒着龚琳达,她是如何又一次地被命运抛入了另一个全然陌生又充满敌意的天地中。早已成熟的她,便又一次地观察,权衡,等待,出击。那曾经将她从一个男人的枷锁中拯救出来的中国式智慧,凭借着一张刻意安排的命运纸条,点石成金般赐她名正言顺的全新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个人认为龚琳达更像是一个谭恩美臆想中的中国式女人,或者说是美国人臆想中的中国式女人。作者虽然为她安排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办婚姻和作为童养媳的生活经历,可龚琳达面对这一切的态度和对策,不但充满着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中国式智慧”,甚至还隐约地流露出一丝调侃和幽默,就像是迪士尼动画中那个满嘴俏皮话的花木兰,虽然还是中国古代那位替父从军的女勇士,却已然是被美国文化“新解”过了。
　　笔者认为,这样的写作效果并非谭恩美从作品构思之初就经营好的,只是以乐观幽默为范式的美国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她的心底,所以难免会在其创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所以,尽管笔者很怀疑在故事发生时的中国会有如此的女性,但我仍然赞同龚琳达的身上闪烁着的智慧,的确是“中国式”的智慧。
　　三、中国式沉默
　　映映的故事可谓全书中最令读者唏嘘不已的段落。越是随着她的脚步与她前行,就越是让人不禁想要回头张望。那个耍着小聪明独占兔子月饼的小女孩,那个认真地与自己的影子游戏的小女孩,已经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得形影模糊。是漫长的生活将调皮好奇的小女孩打磨成如今这个神秘难测的老妇人。暗藏玄机的命运,总是于生命的起承转合处埋下伏笔。
　　似乎谭恩美对于映映这个人物是有着些许的偏爱的。因为她将映映的故事起始于一个中秋节的夜晚——这个日期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对于团圆、美满等的美好祈愿。而映映这个名字本身就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夜色中倒映在水中那皎洁宁静的月亮。宁静,也就委婉地成为映映一生中必修的课程。
　　在讲述映映幼年故事的“中秋之夜”,有两句教训就像是两堵高墙,突兀而又粗暴地挡住了如水月光,而那月光已经融进映映心头泛起的涟漪里。——“你要安静听话,这样,才不会受到神明惩罚。”“许愿就是你心里想的,却是不能说出来,别人也不能问。因为一问了,就会不灵了。”这“中国式沉默”咒语的法力高强,将稚嫩的映映牢牢地箍进那身又闷又热的新衣中。她闭紧嘴巴,用心记牢在接下来的这一天,自己是如何因淘气而弄脏了新衣;因好奇而落水,险与家人失散。最不可磨灭的记忆是,当她双唇颤抖,急切地想将自己的许愿倾诉出来,那个美丽哀婉的月亮娘娘,是如何走下戏台,扯下长发,脱下长裙,彼此擦身的那一刻,变成一个满眼血丝的男人。
　　这样的教训是如此有效,映映果真从此为自己隔离出一个只容得下自己的世界,她听、她看、她经历、她承受。从第一任丈夫的背叛,到爱尔兰丈夫的追求,再到儿子流产的打击,她甚至在自己的一贯沉默中已经学会敏锐地预见到事情的结局。只是她什么都不说了。她再也不说。
　　生活既已面目全非,语言便也可以舍弃。
　　为了衬托映映的“中国式沉默”,谭恩美无巧不巧为她安排了一个爱尔兰裔(却不是中国移民)的丈夫。一个几乎不懂英文的映映,和一个几乎不懂中文的丈夫,这样的安排就像是一个表彰她“中国式沉默”的终身成就奖。
　　四、中国式坚强
　　可以说,谭恩美通过《喜福会》为我们勾勒出她所谓“中国式女人”——在历经着种种中国式伤痛的同时,一点点练习怎样运用中国式智慧与生活周旋,终于在高深莫测的命运面前也能够宠辱不惊,始终保持中国式沉默。
　　这样的女人,谭恩美还赋予她一样珍贵的美德——中国式坚强。正像小说中作为线索母亲的吴素云,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这种坚强已经化作中国式女人心底永不枯竭的一口泉,无论何时都涌动生命的力量。
　　日敌入侵,烧杀抢掠;山河破碎,妻离子散。吴素云的桂林故事写满国仇家恨。为了躲避战乱与丈夫和一对女儿逃到桂林;为了活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警报声响起时及时冲入防空洞;为了将自己从绝望的深渊中拔出来,号召女伴兴办喜福会;为了赶去重庆与丈夫会合,用独轮车推着女儿和行李,挤在逃亡的人流中咬牙闷头赶路。都在这里面了。这样的故事绝非童年时吴精美以为的那样,是一个中国童话。
　　只是就算是刚刚从防空洞中爬回地面,吴素云的眼睛也看得到“那被燃烧的炮火染得通红的天际下的山峰,却竟然毫无损伤,完好如初。”就算身困异乡,战乱的阴云越压越重,吴素云也尽力将喜福会组织地热闹开心,苦中作乐也要为自己保存一丝对未来的盼望。就算是在出逃桂林的途中,行李和干粮都因疲惫而弃于她一步一步挪过的路途两侧,濒临崩溃的精神和病痛侵袭的身体频频试探着她生命的极限,吴素云也用仅存的力气将所有钱财珠宝堆进女儿的襁褓,细心地留下照片和地址,最后一次抚摩女儿的脸颊,在生与死之间,她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孩子找寻唯一的出路。
　　甚至就算是在逃亡前夕的忙乱整理之际,吴素云,这个被硝烟遮住未来的女人,依然不忘在自己的身上仔细地套好三件漂亮的绸旗袍。后来她与第二任丈夫在战地医院中初见时,那个男人也惊诧于她那与战争年代极不相称的绸衣裳。“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彼时,虚弱到早已神志不清的吴素云不停地这般自言自语。而这般自语时,她那瘦削肮脏的脸上,眼睛明亮如星。
　　在作家心里,如果一个女人还不曾舍弃对美丽衣服的痴迷,还不曾熄灭眼中薪火般燃烧的希望,那么她的坚强,足以赐她奇迹般的力量,去击退绝望,鄙视死亡。
　　谭恩美身在遥远异国,自幼便接受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对于中国和中国女人的认知,除了其成年后访问大陆的亲身见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家母亲对往事的回忆与转述,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作者与母亲的交流和沟通。根据作家母亲的描述,谭恩美的外祖母曾遭强奸、被迫做妾,在生了最后一个儿子后吞鸦片自杀,她的女儿———也即谭恩美的母亲———当时9岁,目睹母亲死去,从此也一生都企图自杀。而在谭恩美十四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和哥哥在7个月之内相继因脑癌病逝,悲痛欲绝的母亲只得带着她和弟弟在美国、欧洲颠沛流离。这些中国女人的经历都被作家记述于自己的小说中。同时,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人文积淀,中国女人所独有的品质、气质,也通过血脉传承,从母亲那里传承给了谭恩美本人,正如她于神情中总是不自觉流露出的隐忍和坚定。可以说,她所刻画的每一个母亲,都是她母亲的某个侧面,她所描绘的每一个中国女人身上,都隐藏着她心中美好女性的某种品质。
　　在谭恩美的作品里,我们清晰地看出作家的探寻历史或者是在历史中探寻的努力,在她的“感性”积淀中,“过去”总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她的“理性”提取物。相对于历史中(既有)的中国女性,谭恩美的描述最大程度地做到了真实。这是她理应获得尊敬的地方。虽然作家在《喜福会》中所塑造的四位母亲形象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烙印,时代的前行和发展也使得她们的故事不可复制,但是,她们身上展现出的宽厚包容,忍辱负重,仁爱无私,却正是每一个中国女人的“基本面”。真的很感激谭恩美女士,她将一面很沉重的“镜子”放在现代女性身边,从而使我们有以为鉴,为今天的女性应该怎样走向明天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美]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美]谭恩美.我的缪斯[M].卢劲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徐桁 咸阳 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 712046)

• 徐 桁： 中国式女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