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然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学上的自然观是文学宝库中的遗产,是文人们永恒的话题。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自然之观照的态度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自然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学前进中所发挥的力量。中国文学中的自然,既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特征。本文从谢灵运和梅尧臣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入手,从“玄心”和“理心”、“赏心”和“味心”、“宿心”和“世心”三个方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和宋代自然观的不同。
　　关键词:自然观 谢灵运 梅尧臣 比较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高举哲学概念而屹立于天地之间的是老庄思想,它影响了整个文学历史;诗风标举自然、诗作高唱自然、诗性本属自然的是陶渊明和王维;崇尚自然的朝代主要是魏晋和唐朝。所以历来的研究者都把关注自然的目光放在了这些地方,而关于宋代自然观的研究相对于魏晋南北朝和唐朝来说则少之又少。本文以南朝的谢灵运和北宋的梅尧臣为例,来探讨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在自然观上的不同,希望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让更多的人了解宋代,了解中国传统自然观发展的脉络和继承的链条。
　　谢灵运致力于山水的描写,有很高的成就;梅尧臣开宋诗风气之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 [1](P22)。两人既有可比性,又有代表性。本文将深入讨论两人的诗歌自然性,通过比较得出相对中肯的结论。
　　
　　一、谢灵运诗歌中的自然和自然观
　　
　　谢灵运是南朝诗人,南朝势力所及的江南地区给谢灵运以深刻的自然启蒙,其热爱山水的心态非常人所及。《宋书·列传》第67卷有以下记载:“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2](P1172)、“游娱宴集,以夜续昼”[2](P1174)、“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2](P1174)、“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2](P1175)可见其自然情趣之浓厚。
　　谢灵运政治上是失意的,不平与不满,使他漫游于山水,这是事实,但不是其大力创作山水诗的直接原因。谢灵运生就酷爱山水,他自己就说“山水性之所适”,因此可以说是谢灵运内心的本真状态激发他对自然的观照,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谢诗中有很多关于春天景物的描写,比如“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3](P96)(《登石门最高顶》);“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3](P91)(《酬从弟惠连》);提到春天的行乐,他卧病眺望:“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3](P43)(《登池上楼》),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一派生机勃勃,而自己却卧病在床,萎靡不振,于是慨叹唏嘘;“初簧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3](P76)(《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曕眺》),写出了春天新鲜平和的景色,让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在作于扈从宋武帝时的《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中,他也歌咏了春天美丽的景色:“鸣笳发春渚,税銮登山椒。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有散红桃。”[3](P85)春天是新鲜的,明朗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是谢灵运特别喜爱的季节。
　　谢灵运在描摹景物时,运用的词汇具有很强的色彩感,给人炫目的感观享受。比如“红萼”、“紫苞”、“绿箨”、“紫茸”、“白日”、“绿柳”、“红桃”等。谢诗中很难见到暗淡色彩。一般都是大红大紫、大绿大白地去形容他眼中的景物。这种强烈色彩的运用使得全诗萦绕着很明朗的感觉,青天白日,红花绿柳,莺飞燕舞,自是别有一番韵味。这种明媚的色彩运用也就形成了谢诗明朗清爽的诗性。
　　通过以上分析,很清楚地看到被谢灵运所吟咏的自然是美好的,是根植于精神状态之上的美好,他喜爱的是清新明丽的自然,毫不雕饰、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自然。谢诗具有以上的特点,和诗人自身的本性以及当时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诗人性本爱山水,天真澄明的心态孕育出清朗平和的诗风,更为重要的是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们那一代文人。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二、梅尧臣诗歌中的自然和自然观
　　
　　梅尧臣是安徽宣城人,宋初致力于作诗的诗人。对于梅尧臣,历来的评价基本上都没有去观照梅诗中描写自然的诗歌,他并不是一个“自然”诗人。不像谢灵运,只要翻开他的诗作,铺天盖地的是炫目的色彩和清丽的风景。梅尧臣是一个现实的诗人,那些写景的诗作是融合在反映现实的诗作之中的。本文中我们对这些诗歌单独进行分析,探讨梅尧臣眼中的自然和自然观。
　　梅尧臣的一生并不一帆风顺,丧妻、不仕等挫折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他。政治上失意,生活上失去伴侣,梅尧臣的生活是痛苦的。反映在诗作中,就是大量运用各种冷色调的意象,运用“孤”、“寒”、“雨”等具有冷色调的词汇,使全诗萦绕着一种肃穆、庄重又略显压抑的气氛。“禅庭松色寒,石室苔痕古”[4](P15)(《少林寺》),“雨后秋气早,凉归室庐清”[4](19)(《秋雨》),秋凉已经让人很落寞,而归家之后,空空如也,没有温暖,愈发使人孤寂苍凉。再如作于庆历六年的《春寒》[4](336):
　　春昼自阴阴,云容薄更深。蝶寒方敛翅,花冷不开心。
　　压树青帘动,依山片雨临。未尝辜景物,多病不能寻。
　　这是诗人于初春写的一首景物诗。政治的动荡,妻儿的离世,一直摧折着诗人。以此为背景,作者在诗中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初春寒冷的自然景物,传神地写出了料峭的春寒。一派峭寒,推迟了春光的脚步,窒息了大地的生机,使天宇充塞着寥落凄冷的气氛,把春寒真切地刻画出来。诗人实写蝶和花为寒气摧抑,不能使自己新生的双翅和蓓蕾得到人们所期望的舒展和开放。同时也虚写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的境遇,托意深远,凄苦的情怀溢于言表。
　　梅诗力主平淡,诗歌创作讲求“意新语工”,讲求意境的幽远含蓄,讲求内容的现实意义,所以他在宋初就提出了“平淡”诗风,并为同代乃至后世所尊崇。梅氏所倡导的“平淡”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是一种不露痕迹的自然,由极工极巧而臻天生化成的理想境界,不是浅显近俗的艺术描写所能达到的。它不单纯描写景物,而且还有深刻的现实况味,讲究理趣,是不平淡中的“平淡”,带有一种沉著之气和隽永之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张舜民的话说:“梅圣俞之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见之,不觉屈膝。”[5](P257)他作诗一直在追随陶渊明的平淡之美。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平淡是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高逸情趣正蕴其中的“不俗”的平淡。这也是梅诗一直在追求的结果。如《田家》[4](P9)其二、三云:
　　草木绕篱盛,田园向郭斜。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
　　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
　　
　　荒村人自乐,颇足平生心。朝饭露葵熟,夜舂云谷深。
　　採山持野斧,射鸟入烟林。谁见秋成事,愁蝉复怨甚。
　　学习陶渊明,得其形似,亦得其神似。从农事开始一直写到农事结束,农人们的生活状态、农作物的成长状态、归家休憩的心理状态等等都描写得入木三分,使人如临其景,如闻其声,如观其人。平淡之中见真情,富有韵味和神理。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诗人经历了太多坎坷,诗人的心早已不再年轻,所以梅诗中难得一见色彩比较明朗的词汇,大部分还是那些暗色的、隐遁性的字眼。似乎张狂不属于宋代人,理性的节制才是宋人的品格。梅诗中的自然活在雨中,是一种孤寂、散发着阴冷的气味。
　　三、梅诗、谢诗自然之比较,亦即魏晋与宋之自然观的不同
　　前两章我们已经分析了谢灵运和梅尧臣诗歌中关于自然的特点,从谢诗的诗歌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诗中的自然和其眼中的自然是一样的,是一种玄化的空灵的自然,是诗人精神高蹈的栖息地,这亦是魏晋时期世人内心的共同渴求;而梅诗中的自然仅仅是诗人眼中的自然,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承载了太多的理性节制和情感宣泄,趋向于情化的自然,宋人观摩自然,寻求心灵的解脱和释然,却并不是出于出世的态度。在此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详细分析梅诗谢诗自然观之不同。
　　(一)“赏心”和“味心”
　　所谓赏心,是一种带着美好的感情去欣赏所见之景的心态,是一种悠游自得的畅快。受玄学思想的影响,生于乱世中的魏晋人崇尚出世和远游,寄情于山水,寻求精神休憩的家园。东晋简文帝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7](P80)这就是一种赏心的状态。谢灵运诗中多次提到。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作过一首《游南亭》,他目睹春去夏来的美丽景色,感慨自己年龄的逐渐老去,于是唏嘘“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3](P56)。又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序中,借曹丕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3](P120)在作于永嘉的《晚出西射堂》中说:“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3](P37)想到自己的孤独漂泊,诗人内心慨叹万千。“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3](P72)(《田难树园激流植援》)赏心是不可缺的,只有真正具备赏心的人才能享受到大自然真正的美丽。根植于玄学思想上的赏心普遍流行于魏晋诗人之中,也因此魏晋自然诗成为此类诗歌中的佼佼者。
　　所谓味心,是一种带着理性的分析去品评、品味入目之景的心态,是一种捻须闭目的庄重,更强调的是诗歌的含蓄之美。梅尧臣曾对欧阳修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8](P267)此观点意在要求诗人对景物的描写应含蓄,真切表达无限的情思和意蕴,即做到精深入微地描绘景物的精神韵味,使人如临其境。“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在“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要求在描景状物逼真传神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强调诗的余味,诗情要含蓄,不能发露无余,要做到余味曲包,“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于诗是至境。梅诗力求韵味,比如《鲁山山行》:“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4](P115)我们不得不仔细咀嚼,细细品味方能体会。这也是整个宋代的文人习惯。
　　(二)“宿心”和“世心”
　　这是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在诗歌所传达出的心理状态上的不同。所谓宿心,就是一种隐遁山林、悠游于世俗市井之外的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魏晋时代老庄思想的流行造成了人们的隐遁风气;清谈的盛行造成了超脱世俗的风气。再加上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的盛行,不少文人士大夫少了奋斗的激情和动力,也有的是因为进仕无门,遂将目光转向山林,祈求获得精神的永生。山林成为了文人精神休憩的游乐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现山林之趣。谢灵运在《山居赋》中多次提到山水之趣。“远趣”、“细趣”、“有趣之极”等等,也“正表明他欣赏山水时在内心深处充盈着难以言说的审美意趣”[6](P211)。这几乎成为了魏晋文人的自觉追求。山林是他们生活和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谓世心,就是一种关注世俗政治、市井风情的心态。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得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得以进身于官僚阶层,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9](P325)是宋代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宋代已不见了大漠风尘的生活经历和开疆拓土的冲动激情,而是在浅斟低唱中寻求对于社会、人生的深思独见。人生价值不是在马上取,而是在书斋、园林中得到的。于是宋人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现实中,放在世俗而琐屑的生活中。此时的自然,仅仅是他们旅途之中的风景而已,是他们闲来无事时的随心吟咏。不再具备很独立的意义。梅尧臣一生都与政治无缘,但他一直也没有放弃政治,这正是宋代实行科举所导致的。文人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入仕,所以他们不会再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自然。仕途顺畅,旅途中的风景便是美好的;仕途坎坷,于是笔下便充满了阴暗、寒冷、寂寞之意象。宋代的自然观是建立在宋代诗人追求仕途的基础之上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魏晋和宋代的自然观之不同,魏晋诗人笔下是真性情的自然,宋人笔下的自然则更多的带有了世俗的意义。一个时代对自然的观照与这个时代的世情和哲学思想有着复杂的关系。古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彩缤纷的自然图,上面点缀着魏晋的风流和宋代的闲适。这是我们的特有文化,是文学宝库中的遗产,是文人们永恒的话题。中国文学中的自然,既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又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会有终结,它将以一种高蹈的姿态一直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1][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3]李运富:《谢灵运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
　　[4]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6]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9][清]吴自牧,吕留良,吴之振:《宋诗钞》(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李运富.谢灵运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9.
　　[4]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赵志军.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0]张克锋.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自然”观[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6).
　　[11]杨慧.梅尧臣与宋代诗学的理性精神[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2]施霞.从梅、苏、黄、邵四家看宋诗平淡美[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9).
　　(陶秀真 烟台 鲁东大学文学院 264025)

• 陶秀真： 魏晋南北朝与宋代自然观的比较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