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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芹 文选 ]   

当代审美文化与人文重建

◇ 王亚芹

  摘 要:现代商品社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是当代审美文化生存的新语境,在此审美文化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而代表精英文化的文学嬗变是其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本文就从文学场的转型与裂变入手,探寻消费时代文学空间呈现的新特征,并针对此提出人文精神重建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当代审美文化 文学裂变 人文重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其中,审美文化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出现了许多过去从未有过的新现象、新景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便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这种新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它与消费社会的语境有何联系?如何摆脱文学危机走向人文重建?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因势利导,把中国审美文化引向健康发展的大道。
  
  一、消费社会:当代审美文化的生存语境
  
  新奇、快捷、多元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娱乐、模糊、感觉是这个时代的氛围。人们常常用“社会转型期”“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或“图像时代”等概念来给当今社会命名。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伴随着资本的流通以及商业广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噪,人们的消费欲望日益膨胀,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逐渐衍生成一种“消费主义文化”。那些以守护灵魂家园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1]。这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生存处境和传播语境,一切都在消费中,物质的欲求、观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终都可以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消费现象。大众传播媒介多声道、立体化的传播,不仅刺激了消费的欲望,而且正是通过媒体,大众消费的欲求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
  简言之,当代审美文化的兴起是建立在消费社会的土壤中的。后现代文化填平了艺术与生活间的鸿沟,使文学艺术转向了强调过程和体验,艺术的意义和手段之间出现了断裂。艺术和非艺术间的界限被打破,并且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沦为一种消费。消费文化遵循娱乐性、商业性和消遣性的消费逻辑,使得任何经典文化或精英文化都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甚至完全丧失了本质上的严肃与庄重。
  
  二、世俗镜像:文学场的裂变与转型
  
  在这样的语境中,当代中国文学由过去的意识形态化、知识分子精英化,转向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即转向世俗化。文学趋向的世俗化,既是文学在图像文化挤压下为获得生存空间所做的一种自救式选择,也是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艺趋势的一种积极顺应.
  (一)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文学的世俗化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从根本上来讲,它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在当代的一个“世俗镜像”。它以通俗化的表现方式,奉行娱乐化的艺术宗旨,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距离,促进了艺术的大众化与民主化,满足了人们消遣娱乐的审美需求。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世俗化文学存在的明显的审美缺失,即消解思想深度,缺少文化内涵,丧失道德追求,甚至流于媚俗和庸俗。一言以蔽之,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导致了整个文学场域的裂变与转型。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世俗化文学的审美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文学作品的创作违背了“真”的原则。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有些作品仅满足于表象的真实,却远离了生活的本质,从而也就丧失了应有的人文历史内涵。都市化的发展,使文学也裹上了“虚伪的面纱”。尤其是网络小说,无论革命题材、英雄事迹还是武林外传抑或都市传奇,往往故意过滤掉生活的苦难与沉重,把艰苦卓绝的人生跋涉变成轻松惬意的梦幻之旅。这种远离人间烟火的叙述,降低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使人分不清虚幻与真实,与文学真实性的宗旨背道而驰。
  2.背离了“善”的标准。
  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文学对人格的培养和人性的引导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人性是个复杂的善恶综合体。正因为如此,文学才更应努力挖掘和展现人性的闪光点,给人以启迪与引领。从形而上层面讲,“‘善’是人的‘目的性’,是人类实践的普遍要求和现实性,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起进步作用的普遍利益”[2]。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对人性的表现,不仅要忠实“真”,更要合乎“善”。但是,综观我们现在的文艺创作现状,尤其是影视作品,结果并不乐观,而且由于现代化传媒的强大优势,其负面的社会影响不容小觑。
  3.丧失了“美”的品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诗意沦丧,其中以先锋小说、新写实、“身体写作”为代表。毋庸置疑,文学艺术具有娱乐功能,但这种文化的“乐”必须与“美”相连,在不对“美”造成损害时,才具有积极的社会功效。在娱乐化、世俗化之风的荡漾下,整个文艺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快乐大本营”。文艺不再是“美”的化身,而是逐渐沦为欲望的“麻醉品”。
  (二)作家主体精神的萎缩
  曾几何时,作家被视为精神启蒙的精英、灵魂的拯救者,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我们常常被作品中作家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但在物欲横流、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许多作家完全迷失了自我:他们抛弃了“为人生”“为艺术”的道德理想,放弃了“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审美追求,而倒向物质欲望的怀抱。于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作家由启蒙大众的文化精英,沦为满足大众消费的文学商品生产者。
  1.作家“触电”
  自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作品经张艺谋之手搬上银幕而大获声誉之后,“触电意识”开始成为作家们不可遏止的诱惑。现代的很多作家,写小说是为了能拍成影视获大笔稿费;走下讲台是为了走上屏幕;签名售书是为了传媒爆炒……“作家触电”正日益使文学向媚俗化发展。作家们的创作向传媒靠拢,这固然显示了传媒技术的无穷潜力,但也不免有像商业谄媚之嫌。
  2.“欲望化”写作
  欲望文本的书写,从根本上颠覆了作家的精英意识和人文立场,使得文学在消费中被异化。“新生代”作家们高举“欲望的大旗”,徜徉在物欲、权欲、情欲和财欲的海洋中:何顿直面于中产者无限膨胀的人生欲望;邱华栋扩大都市“顽主”追逐金钱、游戏爱情的生命欲望;陈染、林白等对个人隐秘的大胆表现等等。值得商榷的是,这种关注与描写,大多是对传统道德与主流社会的拒斥,遮蔽了作品仅有的那点思想内涵。这必然导致诗意的缺失和人文精神的匮乏。
  3.“光晕”消失
  “光晕”是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首次提出的,用来泛指传统艺术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膜拜价值和本真性的审美特征。而现代的机械复制技术却可以使艺术无限多的复制。这样,原作的本真性、权威性、唯一性就消失了,艺术品存在的质地一再贬值,环绕它的光晕也就丧失了。[3]艺术上的粗制滥造和内容上的低俗、雷同成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征。为了迎合读者的消费需求,适应批量化生产的需要,作家的主体精神丧失,沦为猎取读者的写手。
  (三)文学接受的缺失
  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那些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高雅文化越来越趋于边缘化,而轻松娱乐的通俗文化则风生水起。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除生产与创作外,还与读者的欣赏与接受息息相关。
  首先,从欣赏目的看,过去人们认为文学接受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和完善自我。现在许多人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和娱乐,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打发时光,人们更多地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满足愉悦。
  其次,从欣赏趣味看,现代不少人的欣赏趣味已从那种微言大义的高雅文学转向了网络小说、明星绯闻、都市传奇等通俗读物。有的只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趣味,文学已丧失了充当衡量人们人生价值与品位追求的标准。
  再者,从欣赏方式看,印刷时代语言文字的特殊魅力,使人们沉浸在文字的想象中,形成了“静观”的审美方式。现代图像的强大视觉冲击力,让人们走出文本,直面感性视图,在“看”与“被看”的狂欢中丢弃了对价值的思想,转向了图形的平面化与浅表化。
  不难发现,消费时代的文学已由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成为商业社会的点缀,文学曾一度引以为荣的启蒙意识、精英意识、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在商业社会也失去了魅力。因此,消费时代,文学要重整自己的版图,重新赢取言说自己的话语权力,选择与商业合谋似乎成了文学的救命稻草,尽管这是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
  
  三、人文重建:重绘文学地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传统精神,一度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和民众精神上的启蒙导师。后来,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中西文化发生剧烈的碰撞。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精神信仰也不断变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摧毁了作家们营构的启蒙神话,世俗的伪艺术和瞬间的文化快餐成了文化场的主流,而精英文化则在政治与商业大潮的双重抛弃下严重受挫。
  面对着知识分子自身的边缘化和精英文化的衰落,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内在的不满、焦虑走向了抗争与呐喊。他们在批判社会转型期人文危机的同时,也在探寻着走出危机之路。而文学的危机是人文精神危机的一个突出表征。所以,“重绘文学地图”就成为当代审美文化人文重建的关键所在。
  正如王晓明所说:“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因此,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4]“谈论当下的文学,没法回避市场化、都市化的背景,但市场化只是外因,精神的发展才是决定文学前途最根本的东西。”[5]“生态可以变迁,技术可以突进,生活方式可以改变,感觉可以重塑,欲望点可以移位,趣味可以诱导,甚至智力模型、情绪惯例等都可以调整,但是人作为人的基本心性结构是很难改变的……”[6]
  针对当代审美文化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危机的种种表现,可以发现,传统的“文学场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裂变,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一系列环节都与以前有所不同。因此,要重绘文学地图,就必须从整体着眼,充分处理好各个链条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文学出版者、文学接受者都要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和审美品位。
  首先,最主要的是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当知识分子失去了“王者之师”的优越与“为民请命”的崇高之后,知识分子的身份与立场定位就显得异常突出了。蔡翔就直接将人文重建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等同起来:“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是针对这种在思想解放和商品大潮中的困惑,以求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7]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现实中反对文学“商品化”;二是在传统中反对文学“政治化”,即知识分子如何在艺术与现实中重建自己的位置。
  其次,在终极性视野中重构人文性。在海德格尔的辞典中,他把时间视为“存在”的本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之中,与人的存在关系最为切近的,并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未来在原始而本真的时间统一性中占有引领地位,它是“存在”的题中之义。与此相应,在人文重建的浩大工程中,真正的人文关怀也应该关注那些高于“现实性”的“可能性”领域,以更高的美学视野来重塑人在世界的生活状态,才能实现“诗意地栖居”。
  
  结语
  当代审美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从不同的视角去观照会有不同的发现。但其中文学危机是最显著的方面之一。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世俗化对欲望的沉溺与对神圣的消解,使得我们无法冷眼旁观。而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无论何时,与其一味地否定与指责其不良效应,不如努力探寻其解救之道。由于这一文学现象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变革中的衍生物,而“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无疑又具备了重构文学空间的潜力。于是,作为人文精神负载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担当着这种建构人文精神的使命与责任。因此,我们既应该“入乎其内”,又应该“出乎其外”,以客观、辨证的态度来审视与直面这种现实,通过实现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融合、文学生产与受众欣赏的衔接,探求当代审美文化的良性发展通衢。
  
  注释:
  [1]宋遂良:《漂流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6期。
  [2]史可扬:《影视传播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4]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5]雷达:《思潮与文体——20世纪小说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陈望衡主编:《美与当代生活方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2页。
  [7]南帆:《问与答:人文精神·文化基因·文学批评》,文论报,1995年,第5期。
  
  (王亚芹 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15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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