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必然影响到诗人的创作,诗人的诗作必然会烙上其人生际遇的烙印。杜甫能成为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自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生经历分不开。清末诗人郑珍诗歌亦被后人尊为“诗史”,他之所以在创作上步武老杜,亦是与其所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纵观杜甫和郑珍的人生经历,会发现他们的人生际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是郑珍的诗歌创作主要以杜诗为蓝本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杜甫 郑珍 人生际遇 相似
　　
　　一、奋发图强的课读经历
　　
　　杜甫出身仕宦之家,世代官宦的家庭,使杜甫自小拥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再加之他自幼刻苦读书且聪敏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襄”[1],使他自幼就具有了良好的文学素养,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珍虽生于西南僻壤,但其家族本非遵义土著。先世乃为江西吉水人,七世祖郑益显为游击将军,为平播州之乱入黔。郑珍虽出身寒门,但和一般的寒素之家又有区别,那就是不太注重功名,却代代强调读书养性。在郑珍五、六岁时,祖父便教他读书识字,七、八岁时祖父双目昏花,不能教导,便由其父教读。郑父课读颇严,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决不耽误。同时,郑母对他的学业也犹为关心,用种种办法来激励他勤苦读书,他在《题黔西孝廉史适洲秋灯画荻图》一诗中这样描绘母亲“陪读”的情景:“虫声满地月在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两句诗,累母四更五更守。”[3]父母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让郑珍从小就养成了刻苦治学的习惯和奋发向上的坚韧毅力。再者,家中世代积累下来的丰富书籍亦让他大开眼界,《播雅·郑秀才传》载:“珍六、七岁时,一小斋中犹盛书满满数柜”[4],他在《埋书》一诗中也写道:“生小家壁立,仅抱经与传。九岁知有子,《山海》访图赞。”[5]从中可知,少时的郑珍已是博览群书了,既有经学也学史学,还学汉学。正因为杜甫和郑珍各自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刻苦课读,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功底,方能在以后的艺术创作中“下笔如奔川”,给后世留下那么多美妙绝伦的不朽诗作。尤其是两人技艺高超的律诗,无论是工整严密的近体,还是别出心裁的拗体,若没有深厚的文字学基础和文学素养,是定然创作不出的。
　　
　　二、壮志未酬的相似经历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一生只在儒家界内”,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其价值取向自然是以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为标准。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立登要路津”从而实现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入世的心愿,始终深深地吸引着杜甫,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十五岁那年,他结束了自己“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踏上了入京求仕的道路。
　　这时正是李林甫专权时期,“野无遗贤”的骗局,致使无一人及第。杜甫不幸成为这次骗局的受害者,成了权奸压制人才的牺牲品。这使杜甫既痛心又愤慨,无奈之余,他只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6],竭尽所能地靠近当时权贵,结果令他颇是失望,仍无一官半职在手。于是,杜甫干脆决定直接向皇帝“求官”,天宝六载,他向玄宗献上了《天狗赋》,毫无音讯;天宝九载,他又献上《雕赋》,同样石沉大海,天宝十载,他又献上了《三大礼赋》,这一次终于有了希望,玄宗命他待制集贤院,天宝十三载,他又向玄宗献上了《献封西岳赋表》,这次终于“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7]。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封官河西尉,算是正式踏上了仕途之路。
　　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了,杜甫还没来得急走马上任,即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设法只身逃出,来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8]被授官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又因上疏申救房琯而触怒肃宗,于乾元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之后,杜甫便远离了政治中心。尽管此后他也做了很多努力,希图再次得以重用,但一直事与愿违。后因时局的急剧动荡和贫困的生活所迫,只好携眷流寓秦州,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就这样,“读书破万卷”,立志“立登要路津”,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在自己的人生仕途上作了一番艰苦的打拚后,最终一无所获,在疲惫不堪中给自己的仕途之路无奈地画上了句号。
　　和杜甫一样,少时的郑珍就已胸怀大志,自命不凡,对自己的文才和前程都充满自信。儿时即在《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四)中自信地抒写了自己的抱负:“少志横四海,夜梦负天飞。”[9]与杜甫所不同的是,郑珍世代身居黔中穷乡僻壤,更无一人“显官”所曾相识。于是,求取功名的路于他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京应试。
　　按清代的科举制度,县、州、府考合格者为生员(即秀才),生员参加省里三年举行一次的考选,考取者为举人,举人参加全国会试,考取者为贡士,再经殿试即为进士。郑珍是在二十岁时被选为拔贡生的,从而取得了保送入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在二十一岁时,郑珍开始了他第一次进京应试的寻梦之旅。
　　郑珍是1826年春与其舅父黎恺束装北上应会试的。当时要由黔进京,须从黔南重镇镇远乘船,沿舞阳河东下,然后入湖南、湖北,经河南,方进入河北。全程四千八百多里,需经转驿站八十多个,历时两个多月。此次应春闱,郑珍及舅父黎恺均下第,于仲夏乃治装南归。
　　郑珍第二次进京应试,已是1837年冬,时隔第一次入京已十一年之久,时年已32岁。郑珍这次是冒着严寒踏上了他第二次进京的寻梦之旅的。此次和他同行的是表弟莫友芝。经过八十余天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于次年二月十八日到达了北京,不幸的是,郑珍入京便病倒了,开考之日,他只能强撑着进场,结果郑珍和莫友芝均榜上无名。
　　郑珍第三次进京应试是1843年。之所以还要对“功名”一往情深,除了想实现自己“负天飞”的夙愿外,还有为生计所迫的缘故。至此时郑父母都相继去世,家里的生计境况亦每况愈下:“资身无术具衣粮,贫乞燔馀亦自伤。”[10]三十多年来,郑珍奔走于科场与官场间,却处处碰壁,生活道路荆棘丛生,“种豆不得豆,蒿藜满山丘……哀哀如笼鸟,一生逐四隅”[11],未遂的功名理想,生活重压的驱使,使郑珍不得不再次奔赴科场,这和杜甫晚年求仕的心境,是多么的相似。可是,命运之神仿佛故意和郑珍过不去。这次他刚到京城,就患了严重的眼疾,眼睛日渐失明,然而更大的不幸是在临考的前一天夜里,由于疟疾发作,二更左右居然昏厥过去,待到三更过后方才苏醒过来。第二天在朋友的搀扶下进入了考场,然后在号舍里睡了三天两夜,交了白卷,从而再次名落孙山。
　　 就这样,上下求索了二十多年的郑珍和自己的“负天飞”的梦想决裂了,从而决定“归去誓携诸葛姊,锄花冢下过馀生”[12]。显然,在几经求索而功名难就之后,郑珍只好去追求陶渊明式的“独善其身”了,这和杜甫在与官场决裂时的表白“本无轩辕意,不是傲当时”[13]以及“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14]的追求正好不谋而合。两人在“致君尧舜上”的鸿鹄之志均成了黄粱一梦后,给自己所找的归宿也是如此的相近。
　　
　　三、身经战乱的流亡经历
　　
　　在影响诗人诗作的诸多因素中,时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无疑最为深刻。郑珍之所以始终以杜甫为楷模,以杜诗为蓝本,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们都处在“万方多难”的时代,都亲历了无尽的战争,都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相似的境遇使郑珍自然而然要把自己的感情天平倾向前辈杜甫了。
　　在杜甫的一生中,战争一直如影随形。尤其是“安史之乱”给他的一生带来了大不幸,对于这一历史过程先贤的相关论述颇多,在此不再赘述。在郑珍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日趋尖锐。到了1845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莲教的一支——斋教,在杨龙喜的领导下,于贵州遵义桐梓起义,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白号、黄号、红号等起义军,其势力遍及了贵州全省。”[15]这些此起彼伏的起义虽然使郑珍惶恐不安,但还不至于让他逃离家园,形势的极端紧迫出现在1854年。
　　1854年8月6日,贵州爆发了“咸同大起义”,而起义的地点就在遵义桐梓,距离郑珍所居住的子午山仅一百多里,起义军一举攻下桐梓城,直取遵义府,眼看遵义朝不保夕,周边的百姓人心惶惶,四处逃亡。郑珍也慌忙藏好家里的谷物和书籍,逃到黔北湄潭一同姓家中避难。但这只是暂时的流寓之所,他还得作长久之计才是,在亲友的建议下,郑珍决定去当时相对较安定的荔波避难,巧合的是,杜甫西出秦川天寒地冻,“天寒日暮山谷里”,而千年后的郑珍的第一次逃亡亦是在“北风朝怒号”的寒冬腊月。贵州境内本多山崖,道路崎岖不平,在这样的风雪天气里,行程更是寸步难行。逃亡途中的狼狈,和千年前逃亡中的杜甫不相上下。
　　经过了近三个月的艰难跋涉,郑珍一家终于安全到达了荔波县城,可就在当年夏天,荔波便爆发了由潘新简领导的农民起义,于八月直逼荔波城下,郑珍只好带着全家沿荔江之南仓惶出逃。辗转了近两月,才到达贵阳,暂时寄居在表弟唐炯家,此时郑珍还把表弟给他寄居的茅舍命名为“待居草堂”,显然是以当年的杜甫自喻。之后郑珍就一直在遵义和贵阳之间往返,战争的此起彼伏让他根本不可能回到他的望山堂老家,只好寓居在遵义一朋友处艰难度日。
　　同治元年(1862)八月,石达开的太平军围攻遵义城,郑珍一家被困城中,如坐针毡,不过这却让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的始末,使他写下了《闺中八纪事》这首长达两百多行的长诗。而在此后的两年,也是郑珍生命历程的最后两年,由于号军曾多次卷土重来,郑珍再也未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老家望山堂常住,直至同治三年(1864)九月十七日于贫病交加中客逝于禹门山寨。
　　就这样,残酷的现实,纷飞的战火,多艰的生活,使杜甫和郑珍这两位诗人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饱尝人间艰辛,也看透人情冷暖。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寻常的坎坷的相似经历,才激发了他们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用诗歌沉痛真切地反映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是非曲直,从而使他们的很多诗歌都被称为“诗史”,他们本人亦成为我国流传千古而不朽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
　　
　　注释:
　　[1]杜甫:《壮游》,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8页。
　　[2]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3]郑珍:《题黔西孝廉史适洲秋灯画荻图》,第1258页。
　　[4]郑珍:《播雅·郑布衣传》,贵阳文通书局,1912年线装版,第9卷。
　　[5]郑珍:《埋书》,见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367页。
　　[6]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页。
　　[7]刘昫:《旧唐书·杜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65页。
　　[8]杜甫:《述怀》,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8页。
　　[9]郑珍:《和渊明〈饮酒〉二十首》,见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987页。
　　[10]郑珍:《贵阳寄内四首》,见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900页。
　　[11]郑珍:《和渊明〈饮酒〉二十首》,见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987页。
　　[12]郑珍:《卧两日交白卷出适生日作六绝句》,见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502页。
　　[13]杜甫:《独酌》,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4页。
　　[14]杜甫:《江村》,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6页。
　　[15]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3页。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治亭.清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黄万机.郑珍评传[M].成都:巴蜀书社,1988.
　　[4]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郑珍著,白敦仁笺注.巢经巢诗钞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
　　
　　 (黄定成 贵州遵义凤岗职业高级中学 564200)

• 黄定成： 杜甫和郑珍人生际遇的相似性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