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吉诃德》和《西游记》这两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在东西方文学史上几乎同时诞生。其主人公唐吉诃德和孙悟空存在着精神上的相似性,即都具有不息的斗争精神,同时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又都存有许多的非理性因素。但二者在结局上的不同,却又显示出东西方在文化内涵与民族心理上的巨大差异。
　　关键词:唐吉诃德 孙悟空 非理性精神 文化差异
　　
　　世界文学史上,西班牙文学大师塞万提斯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一笔,那就是创造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唐吉诃德》。其主人公唐吉诃德的精神内涵价值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时间的界限,在人类的文化史上一直启示着世人。他的疯狂愚痴,他的坚忍不拔,他的执着追求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唐吉诃德》的出现为西班牙文坛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令我们欣喜的是就在《唐吉诃德》诞生的前十几年,中国也出现了一部令我们引以为豪的经典名著《西游记》(《西游记》诞生于1592年,《唐吉诃德》问世于1605年),而且其中也有一位光辉灿烂的人物:孙悟空。更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两位主人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说孙悟空就是中国的唐吉诃德。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塞万提斯和吴承恩之间不可能存有相互的影响,但二者在艺术构思上却是不谋而合,这里面应当有创作上的偶然性,也有符合当时各个民族社会历史经济状况的必然性,值得仔细研究,但不属于我们今天的论题,故存而不论。
　　
　　一
　　
　　孙悟空的一生是追求超越、自由、自尊的一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的一生。石猴出身的他吸取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诞生之初就因其勇敢聪明而在花果山上取得了领袖的地位,争取到了集体领导权。之后为了自己的修行又远渡重洋,历时数载,到终南山上拜得菩提老祖为师,学成一身本领。后又因为追求生命的无所限制,能够做到真正的“不伏麒麟管,不受凤凰辖”,孙悟空打入地府,永绝后患。这一切的努力都因他追求超越,追求自由,不甘于平庸。孙悟空最辉煌的大闹天宫则是因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被当朝所骗,从而萌生“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思想。正当他无法无天之时,无边佛法把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饮苦思悔,加上观音菩萨的点化教诲,终使他归入沙门。而一旦皈依佛法,成为唐憎的徒弟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取经事业当中。为了求取真经、普渡众生,孙悟空含辛茹苦、坚忍不拔、逢山开路、遇妖降妖、为民除害、置个人名利于度外,最终力保唐憎历尽八十一难,上得西天大雷音寺,功德圆满,成“斗战圣佛”。纵观孙悟空奋斗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他上天入地、除暴安良、降妖伏魔、拜佛求经的行为背后是一颗为理想而生的心。为了自身超越的理想,为了拯救芸芸众生的理想,他在不息地斗争着。孙悟空的辉煌斗争历程似乎与唐吉诃德的疯癫可笑行为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孙悟空的精神实质里暗含着唐吉诃德的影子,二者在精神追求上是相似的。“天叫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是让我恢复金子的时代,一般人所谓黄金时代”[1]这就是唐吉诃德的理想。恢复骑士道,重铸骑士精神就是唐吉诃德的精神追求。为了这一虚无飘渺的理想,唐吉诃德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与自以为真实的敌人展开了英勇不懈、令人捧腹也让人钦佩的斗争。在他的骑士世界里,磨房的风车就是三头六臂的巨人,羊群就是军队,养猪女就是绝世美人,旅店就是城堡,这不但形似于孙悟空魔幻世界里的妖鬼变化,而且更是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所要真实面对的考验与磨难。唐吉诃德的神魂颠倒、荒唐可笑是作者赋予唐吉诃德的表层含义,与这种浅层讽刺相对应的是塞万提斯在深层上对唐吉诃德的喜爱。在一件件令人忍俊不禁的荒唐事背后,我们看到了唐吉诃德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他冲向羊群、戳破酒囊、与风车搏斗,是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都是社会的丑恶势力,而他所崇尚的骑士道便是要争得民主自由平等,并随时准备为了理想去赴汤蹈火。这不正是为了美好的理想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勇士吗?这与为取真经力战群魔的斗士孙悟空有何异?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就是孙悟空与唐吉诃德相同的精神境界。
　　孙悟空还与唐吉诃德一样具有游侠的精神,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人于水深火热。唐吉诃德解救被欺负的少年,孙悟空搭救遭暗算的公主;唐吉诃德释放被压的犯人,孙悟空帮助无辜的憎人;唐吉诃德为美人力战强手,孙悟空为百姓上天请命……这些人都和他们非亲非故,但他们能够该出手时就出手,尽自己之力,为他人解忧。这种“侠”的精神在他们身上也有共同的体现。
　　
　　二
　　
　　唐吉诃德和孙悟空在精神与行为的相似性中,还掺杂着另一个层面的相似性,就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都存有非理性的因素。
　　唐吉诃德不能用理性的眼光清醒地看待周围的世界,而只是凭着狂热的幻想去任意地扭曲他眼前的景象。满屋子的骑士小说让唐吉诃德脑子里充满了妖魔暴徒,现实世界在他荒唐的白日梦里都变了形。唐吉诃德一旦进入了由骑士小说搭构起来的幻想世界,就有了上面提到的种种似乎不可理喻的非理性行为。我们既要能看到其荒唐行为背后所隐含的为理想献身的崇高精神,也要承认其行为的非理性。
　　孙悟空的光辉行为中似乎看不到唐吉诃德那样的非理性因素,仔细分析之下,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一下孙悟空所具有的唐吉诃德式的非理性。
　　1.火眼金睛之辨。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其重要的降妖法宝之一,没有了火眼金睛,孙悟空的降妖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孙悟空在运用他的火眼金睛时存有一些问题。《西游记》所呈现的是一个神人妖兽集居,鱼龙混杂的世界。孙悟空何以判断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少妇、不是老婆婆、不是老翁而是白骨精的幻象?全凭他的火眼金睛。他自称:“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富贵贫穷,却好施为,辩分邪正”。[2]甚至在四十里外,只是遥遥一望,就可以断定乌鸡国里有妖怪。可见,孙悟空辨别是人是鬼,只需要用眼一看就行,根本没有经过理性的分析,全凭自己的直觉。在此我们要问: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难道就不曾出现过失误吗?而且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超自然能力越强,其理性思考能力就越萎缩,行为的非理性因素就越多。故此,有位学者曾言:“他(指唐吉诃德)那充满着狂热幻觉的头脑和孙悟空的一双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火眼金睛正是彼此对应的部分,主宰着中西方文学名著中两位主人公的行动,在这一点上二者可说是一致的:都排斥了理性的思考。”[3]
　　2.真假美猴王事件。这是《西游记》里很精彩的一回。六耳猕猴不但占据了真猴王的花果山,而且自立取经队伍,要到西天求经。但是在真假猴王的拼斗中,孙悟空丝毫没有占得上风,可见假猴王本领委实不小。而且,据如来介绍,此六耳猕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能知千里之事。假如这样一个人才能加以有效利用的话,岂不是又能多一个除暴安良、维护人类利益,孙悟空般的斗士。然而,六耳猕猴刚在如来的钵盂下现出原形,孙悟空就“抡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此绝此一种。”[4]不能不说孙悟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有欠考虑,一时的丧失理性,造成了不小的遗憾,连如来看后,也连道“善哉”。
　　3.玉面公主事件。玉面公主是一系列手无缚鸡之力,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小妖的代表。尽管孙悟空曾言:“老孙是兽类,见做了齐天大圣,与他(黑熊精)何异?大抵世界之物,凡有九窍者,皆可以修行成仙。”[5]但是,孙悟空的行为并没有他说得那么宽容。在对待像玉面公主这样的小妖精时,他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理性思考,而是在非理性的支配下将其尽皆打死。《西游记》中一再展现这一类的触目惊心的场面:“把群妖众怪,尽情打死,剿除干净”[6],“把那万数小妖,尽情剿绝”[7],“点起烈火……把一座清华妖怪宅,烧作火池坑”[8]。……孙悟空所主导的这一系列事件,无疑明显地体现出其身上的非理性因素,甚至有些暴力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孙悟空与唐吉诃德在理想追求和行为主体上是一致的,但同时在他们的执着精神与无畏行为中都融入了诸多的非理性因素,这些因素为他们的形象带来了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三
　　
　　孙悟空虽然与唐吉诃德有着上述种种相似性,甚至可以把孙悟空看作是中国的唐吉诃德,但二者在最后的结局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一个战功赫赫、终成正果;一个错尽错绝、潦倒一生。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性格、心态之间的不同。民族文化性格或心态是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在极为漫长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心智倾向,包括这个民族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思想意识倾向、道德准则等很多方面,是一个民族过去的经验和知识的一种不自觉的积淀。它作为一个民族深层的心理准备状态,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以至决定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化活动。无论是就某一民族整体而言还是具体成员而言,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不可能脱离其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民族文化心态。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包罗万象,其中却有数千载而不断的文化心理倾向,即重群体而轻个人、维护群体利益、服从绝对权威、舍己为公。这种长期积淀的文化心理时刻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世人的思想与行为。孙悟空为众生而战的精神正好符合了这种潜在的道德行为要求,因此数百年来,孙悟空的形象一直为世人称颂。同样,西方的民族文化心理倾向决定了唐吉诃德悲剧的一生。从古希腊神话开始,西方所推崇的不是为群体而战,而是为自己的欲望满足而努力。这种重个体轻群体、舍公为己的文化心理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沧桑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中间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其实,即使在中世纪这种世俗享乐主义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民间潜流般存在),但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让并没有在中世纪灭绝的个体意识重获生机,并进一步加强。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唐吉诃德逆时代潮流而动,妄图用一己之力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这与西方的主体文化心理是相背的,因此他的最终结局也只有如此的黯然。
　　东方的孙悟空与西方的唐吉诃德都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着的不平凡的角色。他们之间的一些通性既体现了我们人类不停奋斗、执着追求的优秀品格,也反映了人类在进步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这些对于我们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二者之间的异处,正是不同文化发展的结果,对于当今全球语境下的文化研究有着宝贵的启示。
　　
　　注释:
　　[1][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2][4][5][6][7][8]吴承恩:《西游记》,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275页,第803页,第238页,第975页,第1061页,第1088页。
　　[3]方平:《孙悟空和唐吉诃德——关于非理性暴力的思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马桂芝 山东省邹平县第一中学 256200)

• 马桂芝： 中国式的“唐吉诃德”:孙悟空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