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分析了刘以鬯小说代表作的反小说化特色,并探究这一特色的成因。当刘以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他对人物的内在真实也就有了十分精准的把握。他的种种探索,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刘以鬯 反小说化 真实
　　
　　一
　　
　　刘以鬯曾说过,“我写的小说,可分两类:一类‘娱乐他人’,一类‘娱乐自己’。写‘娱人’小说时,目的只在换取稿费,不避俗,也不避熟。写‘娱己’小说时,我有意通过实践去寻找另一类叙述方式。”[1]的确,读刘以鬯这些“娱乐自己”的实验性纯文学小说,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十分新颖,眼前一亮,从没有作家进行过这样的创新。
　　其中,实验性体现得最明显的特色,在于小说主体内容的反情节化。传统的理解中,小说是什么?应该就是讲故事。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小说都是文体中通俗性最强的。大众最喜欢读的就是小说,而所喜欢的小说无不是讲一个跌宕起伏、有矛盾有冲突的故事。20世纪以前的小说,无论是经典名著还是通俗文艺,情节都是最重要的。通过情节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是小说约定俗成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无故事,不小说。
　　然而,刘以鬯的“娱己”小说大多偏偏就没有情节。有人评价刘以鬯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刘予以否认:“我与法国新小说派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2]但在反情节这一点上,刘以鬯确实与法国新小说派有着殊途同归的相似性。
　　他的《对倒》讲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的一段生活与各自的回忆、畅想,两个人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甚至并未相识;《链》通过一个人物引出下一个人物,用一条人物链速写了一幅市民百态图;《吵架》通篇都是描写,没有人物,没有叙述,只是表现家里吵架之后破碎狼藉的情景;《春雨》则是兼用描写与议论,写一段春雨降临的情景,用黑体字写一段对世界局势与人类社会玄之又玄的观点,二者反复交替;他的长篇小说《酒徒》,情节也被淡化了,主人公的思绪、和朋友的对话成为小说的主体。凡此种种,情节要么被取消,要么处于十分次要的位置,成为刘以鬯小说的一大特色。
　　同时,在刘以鬯的笔下,文字符号本身成为表达意义的一种方式。譬如《盘古与黑》,他调动了各种形式来写盘古所处的漫无边际的黑暗:写下“黑黑黑黑黑”后是长达三四行的省略号,或是朝着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印刷的四行“黑”字,或干脆是大大小小散乱分布的“黑”字。文字在他的笔下,有了崭新的运用方式。
　　多元叙述视角的大胆尝试,也是刘以鬯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独特之处。一般的小说选择好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便固定下来,讲述线性发展的故事。刘以鬯则偏爱用两个或多个视角来叙述小说,也通过这种叙述口吻的多角度并行解构了情节的线性规律,如小说《动乱》。其实,要讲的事件本身——香港的一次群众骚乱——情节性是很强的,但刘以鬯偏偏不走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老路,不以人而以物为叙事主体,通过垃圾箱、石头、汽水瓶、计程车、街灯、刀子这些物体的所“见”所“感”来表现这样一场动乱,每个物体都是一种叙述视角,也各自有着自己的态度,唯独取消了“人”的介入,再来看这场人世间的动乱,反而留给读者无限的反省。无疑,文字形式的崭新运用、叙述视角的多元化与反情节化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多样的语言结构,有了多元的发展脉络,情节也就不能线性前进,传统的小说架构也就被打破了。
　　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种对情节的解构不但没有使小说失去应有的魅力,反而大大开拓了小说的发展空间,让人看到了小说可能达到的维度。本来,取消了情节,小说的合法性便是一个问题,小说还是小说吗?刘以鬯对这个难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没有情节,小说的可能性反而丰富起来,依然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刻画人物,表达思想,引人深思。
　　
　　二
　　
　　那么,刘以鬯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创作这样一类反小说式的小说呢?这当然与一个作家在前人基础上追求突破的创新意识、创新活力分不开。对刘以鬯而言,这种热情可能还来自于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写了大量“不避俗”的“娱乐他人”的小说。
　　刘以鬯为了谋生,不得不给报社写连载小说,对这一点,他是既反感又非常无奈的。作家的生存问题,一直是刘以鬯深深关注并为之焦虑的问题。他曾谈到:“当社会要求作家负起责任时,必先负起对作家的责任。”[3]倘若社会让作家连起码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那作家何谈社会责任?但现实却往往正是如此残酷。香港作为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大众文艺、通俗小说十分盛行,严肃文学、实验小说的发展则履步维艰。没有读者的作品,就没有发表的空间,作家也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要谋生,就只能向通俗文学妥协,写言情,写武侠,哪怕滥情、虚假甚至低俗,也只能以这样的文字来换取维持生计的稿酬。刘以鬯写“娱乐别人”的小说,所说的不避俗、不避熟,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无奈。
　　那么,回归到独立的自由创作,不考虑“商业卖点”,刘以鬯就可以大胆地进行创作尝试了。对商业小说而言,首先要求的是通俗性,情节上跌宕起伏,充满巧合与矛盾,人物情感关系复杂,只有这样的设计安排才能吸引读者。刘以鬯对这种俗套是很反感的,《酒徒》开篇即嘲讽了廉价的街头通俗小说:“这是‘四毫小说’的好题材,我想。最好将她写成黄飞鸿的情妇,在皇后道的摩天大楼上施个“倒卷帘”,偷看女秘书坐在黄飞鸿的大腿上。”[4]而当他从这种庸俗套路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主动地走向其反面也就不难理解了。淡化情节,不设巧合,没有离奇虚假的起伏冲突,只有不动声色的平实记叙。这样的小说描摹出的是生活原原本本的真实,但对习惯了通俗小说的读者而言,却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比如他著名的小说《对倒》。小说刻画了两个人物,并行展开两条线索,一个是经上海到香港的中年男子淳于白,在漫步中不无伤感地回忆过去,怀念往昔;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亚杏,在闲逛中憧憬未来的爱情。讲到这里,读者纷纷会以为接下来这两个人会相识相知,在邂逅中产生一场爱恋,这也是大多言情小说的套路。刘以鬯确实让两个人在电影院里相遇了,也曾互相对视过,但什么感情也没发生,亚杏还对淳于白有几分嫌恶。电影结束,两人一北一南地离开,继续着各自的生活。读者或许会有所失望,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们每天都在与许许多多的陌生人擦肩而过,什么也不会发生,戏剧性的爱情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个小说可以让我们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对言情小说的反讽,也应该可看作是理解这部小说的方向之一。
　　颇有意味的是,著名导演王家卫受这部小说启发,拍了电影《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固然经典,但王家卫终究让男女主人公从互不相识发展为心生情愫,最后黯然分别,讲述了一段惆怅的爱情。这与小说所透露出来的意旨,似不完全相符。《对倒》强调的是,两人完全属于各自的世界,彼此十分遥远,只有在读者的眼中他们才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而他们两人本身并不知晓对方的一切。电影与文学不同,文学可以没有读者,但电影却不能没有观众,因为没有票房就不能收回成本。拍摄电影就是为了呈现给观众。也就是说,电影是必须要“娱乐别人”的。因此,我们从《对倒》与《花样年华》的差别中似乎可以看出,“娱己”与“娱人”的对立性,二者是难以调和的。而刘以鬯“娱己”小说的反小说化特色,所反的正是“娱人小说”。
　　
　　三
　　
　　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作家施展才能的空间,也限制了读者的思考余地。刘以鬯的创新,其意义正在于对这种束缚的突破。他还对一些传统故事进行重写,以求打破一些作家、读者形成的固定思维。比如《蛇》,翻用民间故事白蛇传的题材,结尾之前,情节与白蛇传基本相同。但结尾却峰回路转,白素贞根本不是蛇,许仙遇上的和尚不过是冒充高僧法海的江湖骗子,一切只因为许仙自己太过多疑,白素贞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这种写法看似意外,实际上是对过于怪异离奇的某些小说的一种反拨,给习惯了这种模式的读者以全新的启发。
　　可以说,刘以鬯有两套文学思维模式,写“娱人”小说时采用的是传统的、大众化的思维模式,特点即“无巧不成书”,这恰恰是非真实的;写“娱己”小说即实验性纯文学小说时,采用的是他自己喜欢的叙事思路,与前者相反,回到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探求人物真实的内心活动。
　　由此,刘以鬯开辟出了通过发掘人物心灵的一番新天地,他的心理描写,总让人在颇感意外之中钦服其准确传神。比如《蜘蛛精》,当唐僧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还原成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时,他在美艳而挑逗的女妖面前就把持不住了,这时对他内心灵与肉激烈冲突、心理防线逐步崩溃的描写,也显得格外细腻逼真。又如他改写《西厢记》的诗体小说《寺内》,对张生与崔莺莺产生的爱情,用十分唯美的语言描写了一些性心理、性幻想,不仅无损于小说的美感,反而增添了几分真实性。而久居香港的刘以鬯,写起都市人在整日忙碌中内心的无聊、迷茫、慵懒或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更是得心应手了。
　　昆德拉曾经说过,“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5]。刘以鬯众多令人眼前一新的实验小说,其价值正在于拓展了小说复杂性的维度,让大家认识到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丰富的表现空间,从而也在商业时代中影视文艺大为走红的背景下,发掘出小说其独特的价值与不可替代的魅力。他的实验性纯文学小说,以反小说的方式,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探求生活本真与心理真实,赋予了小说崭新的生命力。
　　
　　注释:
　　[1][2]刘以鬯:《刘以鬯小说自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3页。
　　[3]刘以鬯:《短绠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页。
　　[4]刘以鬯:《酒徒》,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5][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张皓宇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

• 张皓宇： 浅析刘以鬯实验小说的反小说化特色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