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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遗失与原始反抗

◇ 李孝德 邵平和

  摘 要:《飞越疯人院》是少有的囊括五项奥斯卡金奖的好莱坞电影,这部电影的反传统意识和非正常人题材都显示了导演福尔曼的不寻常之处。在祥和的表象下,隐藏着的是几乎不能抗拒的专制,连精神病人也不能在梦中获取补偿,而唯一能将之击碎的,不是进入现实层的人——麦克默菲,而是停留在想象层的人——“酋长”,这是一个荒诞的世界。
  关键词:精神分析学 非正常人题材 主题建构
  
  一、精神分析学与电影解读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解释分析学的基本框架由五大支柱构成,分别为:无意识、婴儿性欲、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节)、抑制、转移。其核心是由性爱伸发出来的无意识和泛性论。[1]
  60年代末期,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提出,婴儿从半岁到16个月期间是其生存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镜象阶段。而后个体经历想象界、象征界、现实界等三个阶段,完成由想象到现实的转变,接受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从而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体。
  电影的精神分析符号学以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为研究电影的理论基点。电影院里,人坐在黑暗中被动,消极,但却能通过认同机制(认同于摄影机和人物)如做梦一般发泄积郁,实现理想。电影像梦的运作一样,会掩抑令人不快、世所不容的因素。电影中英雄排难而胜的过程和大团圆的结局使观众(像在梦境中一样)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呼唤”。电影精神分析的主要对象便是这种好梦的类似物——好莱坞电影。
  
  二、《飞越疯人院》与非正常人题材
  
  《飞越疯人院》是作家肯·克西发表于1962年的小说,小说以疯人院意指美国式的社会体制,反体制意味浓烈。经移民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之手,于1974年拍成电影,并在1975年的奥斯卡奖中获得5项金像奖。
  精神正常的主人公麦克默菲,因误会被送进了位于群山之间的国家精神病院。无拘无束的他进入精神病院后,不断与象征精神病院权威的拉奇德小姐发生冲突。如要求停止例行的讨论,让大家看世界棒球的现场直播,甚至把众病友偷偷带到海边玩耍。结果麦克默菲被切除脑叶,成了傻子。夜里,印第安酋长用枕头闷死了他。然后,奋力抱起麦克默菲以前举不动的水泥墩,砸开了铁窗,跃入重重莽林,飞越疯人院。
  《飞越疯人院》的巨大成功,除了具有政治色彩的象征暗示之外,还有对非正常人题材的挖掘。“描写非正常人具有天生的优势:歌颂生命,歌颂奋斗精神,歌颂真善美。银幕上的弱智者和残疾人投来的一束束目光,是对现实社会正常人的偏见和冷漠的挑战,也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讽刺。”[2]
  
  三、文明的专制与原始的反抗
  
  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经过编码的信函”,梦的本质“就是一种愿望的满足”[3]。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都会缓解人的疲惫和内心的焦虑,所以精神病院病人的思维应是非理性的、混乱的,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生活在梦中似乎更符合病人的情况。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病人没有梦——梦的权利遭到了阉割。地板是清洁的,服饰是干净的,气氛是和谐的,然而祥和只是表面现象,护士长用铁窗、安眠药和电疗维持安静,这扼杀了人的自由和正常需求。
  对秩序完整、封闭的疯人院来说,麦克默菲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在麦克默菲的撞击下,原来规矩、安分守己的“疯人”们开始流露正常人的天性:他们欢乐地享受海边阳光的沐浴,体验和女人在一起的乐趣,争取自我的反抗。这是一种在反常规活力的冲击下体验到发自生命本身的愉悦。
  有人把电影比喻成梦。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却可以采用艺术的手段去实现。电影这种特殊的符号,在表述“专制”时相当含蓄,无论声音,还是图形色彩都有意识地构造诗境,让人在善的外表下,品味专制的可怕。这就像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的紧张、压抑和恐怖,使观众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认识专制的虚伪。结尾“酋长”“飞越疯人院”,可以说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一种超人再现,也可以说是作家的一次白日梦,只有这样观众的心理才能得到满足。
  在论述主体确认及对社会的态度等问题时,阿尔杜塞曾提出一个实例:一个人正在街上行走,另一个人向他打招呼:“嘿,是你!”前者转过身来,意识到实际上是有人在叫自己。这就是“呼唤”过程——转过身来,意识到有人在招呼你。在阿尔杜塞看来,意识形态将具体的、现实的和经验的个人变成服从一个具体表述性机构的主体的个人。“呼唤”是社会机器为具体个人提供一个位置的过程。根据拉康的提法,主体对自己的位置会产生根本性误认。这种误认源自对下述先验图式的内化过程:通过对来自“他者”的形象的内化而提前确认自身的完整性。
  在《飞越疯人院》中,典型的正反拍镜头多次使用在麦克默菲与拉奇德、麦克默菲与酋长之间。在篮球场麦克默菲第一次教“酋长”打球时,其中有把镜头切向拉奇德的场景。麦克默菲的活跃情况暂时中断,但是我们从护士长的表情中可以获得弥补,依然可以想象出麦克在球场的快乐、力量,以及生气的张扬。
  麦克默菲在遭受电疗之前,与“酋长”坐在一起聊天吃口香糖的场景中,镜头在二者对视中不断切换,让观众可以感受到在电影中这个人物的身上存在互补的因素。麦克默菲具有欢快的笑声和不屈的毅力,但是却缺少足够的本能力量;与之相对,“酋长”铁塔般的身躯,具有无穷的力量,却缺少反抗的精神和智慧。二者的关系在正反拍镜头的变换中,不断地暗示给观众:躯体与灵魂的关系。所以,电影结尾处“酋长”“飞越疯人院”时,必须带上他的灵魂——麦克默菲。
  电影开始于麦克默菲的到来,结束于麦克默菲的死去;或者说电影开始于麦克默菲进入精神院,结束于“酋长”“飞越疯人院”——导演福尔曼有意识地设置了电影的首尾对应结构,在对比中告诉观众突破专制的力量何在。
  “酋长”是一个健康、强壮、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印第安人,他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现代文化污染的正常人。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出发,我们可以说这个缺少语言沟通能力的壮汉,既不会在建构语言的过程中领悟象征层,更不会通过象征层发展为现实层。由此我们可以说,在主体的建构过程中,“酋长”还停留在想象层阶段,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发育完全的印第安人,具有无穷的力量,最终让浮躁的现代文化不堪一击。电影如此的结尾,或许传达了导演福尔曼对西方世界的深刻认知和对人生目标的大彻大悟:我们处在一个荒诞的同时也是秩序井然的世界中,非理性的反抗必然失败,而理性地选择逃避是惟一的能够获得成功的反叛形式。
  
  注释:
  [1]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2]张专:《西方电影艺术史略》,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3]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李孝德 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50100,邵平和 武警济南指挥学院文化教研室 2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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