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在酒楼上》整篇以吕纬甫的叙说为主,“我”只不过在他叙说的过程中追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处于漂泊、彷徨的“我”长久以来探索人生、追问生命苦思而不得答案的问题。从吕纬甫的现实人生经历中,“我”明白了:“我”只能前行,不能“逆转”,否则,是更深的沉沦,乃至绝望。
　　关键词:《在酒楼上》 吕纬甫 生命 追问
　　
　　《在酒楼上》是一篇对话体小说。小说围绕“我”和吕纬甫的对话展开,以吕纬甫的叙说为主,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是间插进去简短的问话,而且没有一句是谈及自己别后十年的经历的,都是吕纬甫在大段大段地讲述自己别后十年间的人生故事。“我”只是不断地发出一个又一个的追问:“啊,——纬甫,是你么?”“你在太原做什么呢?”“这以前呢?”“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我”在与旧友别后十年邂逅于酒楼的交谈就是由这七句问话贯穿始终的,表面看来吕纬甫掌握着整个谈话的话语权,而“我”好像处于失语状态。实际上在这一系列的问话中,真正操作着整个谈话过程,掌握着整个谈话过程的主动权的却是“我”,也正是这七句问话,蕴涵着“我”无尽的人生经历和经历后的探寻,以及无尽的关于人生的追问。过去的“我”和吕纬甫都曾是对人生对未来充满着无尽的激情和斗志的勇士。然而,十年后的吕纬甫像一只“蜂子或绳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吕纬甫的人生历程的轨迹已很清晰,可概括为旧——新——旧。而“我”的人生历程至此进不能,退不得,依然朦胧晦暗。现实的苦闷,人生的无着,选择的艰难,便是促使“我”借旅游排遣苦闷的主因,S城之行既是一次真实的实地远行,又是一次觉醒后,依然不知道路在何方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一次实地考察、求索、寻找的历程。和吕纬甫的意外邂逅、喝酒、叙谈、追问则帮助“我”完成了探索道路上的一大步,虽不知前行“我”将走向哪里,但起码“我”知道了——“我”不能退却,不能“逆转”,只能前行,退却只能是更大的失落和迷茫,甚至于毁灭。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追问,消解了“我”久淤积于心的对人生的质疑,从新结构了“我”对生命的新的理解,也同时更坚定了“我”前行的决心和勇气。
　　追问之一:是你吗?
　　“我”在“风景凄清”的“深冬雪后”出游,就注定了这次远行是一次“懒散”无聊的时间消磨,再加上“旧友”的不在,旅馆饭食的粗劣,更使“我”觉得乏味至极,为了打发这无聊,“我”便到酒店喝酒,“并不专为买醉”,而吕纬甫是专为买醉而来,同是喝酒,却截然不同:“我”是为消遣,而他独是为借酒麻醉自己,忘却清醒的“自我”。“他总不很吃菜,但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觉醒后的吕纬甫,面对强大现实的挤压,失却了十年前“到城隍庙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的锐气和斗志。然而吕纬甫毕竟又不同于“铁屋子”里长睡未醒的国人,他毕竟觉醒了,是觉醒后的“逆转”和退却,这就使得他的“躬行先前所憎恶,反对的一切”[1]比别人有着更大更深的苦痛和折磨。这种苦痛和折磨在沉闷而死寂的现实中,他无法言说也无人可说,因此便内化为自我的一种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又不由自主地表现在他的面貌行为言语间,便有了“我”初见他时的吃惊和不解,“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精神”“颓唐”,“眼睛”失了“精采”,言谈间多次凄然地谈到自己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虽生犹死的生活现实:“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了”。“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对自己对生命的漠视、虚掷、不负责任可见一斑。一个人到了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真实的生命可言,还有什么人的主体性,人的本位可言?克尔凯廓尔的生存哲学所认为的“在生活中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随大流的人,他们可以说存在着,但并不生存着。”[2]形同活的他物,人的被异化触目惊心,这异化的根源便是清醒后的退却,退却后的清醒的自我麻木,自我“买醉”,于是便有了吕纬甫自虐式的从内到外的巨大变化。这就不能不令“我”大为诧异地追问:“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吕纬甫从肉体到精神的溃败,已暗示出“逆转”后的知识分子的没落和毁灭。同时,“我”也从吕纬甫退却后的悲剧中清醒地看到了“此路不通”,也同时更坚定了自己前行的决心。虽然“我”仍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的朋友,仍看不清前路而苦闷彷徨,不知道前面叫“我”的是什么“声音”,然而“我”清醒地知道:“就没一处没有明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3]
　　吕纬甫从内到外的巨大变化中,隐蕴着“回去后”的知识分子的辛酸、苦闷、忧伤,他的回归显示了内外交困下的知识分子彷徨之后的退却——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选择。
　　追问之二:为什么?做什么?
　　吕纬甫“回去”了,回去的原因从他自己的从容冷静的叙说中依稀可找到答案:一为母亲,一为生存。
　　母亲一听到三岁时去世的儿子的坟“浸了水”,“要陷入河里去”,便“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为了“安”母亲的心,吕纬甫毕恭毕敬,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迁葬”的“道德”使命:哪怕所谓的小弟的尸骨已毫无存在,他也仍然“监工”着,并“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的坟旁埋掉了”。也同样为了“安”母亲的心,几经周折,为邻居姑娘送剪绒线花。哪怕“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吕纬甫明明知道自己的所有付出都是一场虚空,是旧的传统旧的礼教牵制并愚弄着他。然而他可以“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可以“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面对慈母的温情的“眼泪”和“几夜睡不着”,他却无法坦然地斗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几千年的历史集体无意识的代代因袭,使得中国的母亲本身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她们所遵循的是封建社会和父权制所强加给她们的伦理道德,于是母亲便成为父权的代表和化身。封建的传统思想便有了借母亲这个温情的介质而得以侵蚀“新”的机会,积习而久,鬼气终于挤走了人气。吕纬甫就是这样在母亲的脉脉温情下,在邻家小姑娘腾腾的“荞麦面”的关照下,不自觉地减弱了人气,浸渍在鬼气中,失却了斗争的勇气和锐气,最终背逆了自己的初衷和信仰。
　　马克思说人首先必须活着,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活动。在统治严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不仅在思想上更严密地钳制着人们,而且更进一步把持着坚实的经济基础。觉醒的先驱者本来就为社会所不容,被视为“异端”和另类,难以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找到谋生的门路、职业了,这样他们便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面对来自强大现实社会的挤压,涓生和子君在困窘的经济打击下,所构筑的理想爱情很快土崩瓦解,并最终把逃出旧家庭牢笼的子君又送回了旧家庭,由此导致了子君的香消玉殒,只留下涓生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无聊的生命。(鲁迅《伤逝》)“孤独”的魏连殳穷困末途,为了“要活下去”, “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4]吕纬甫每月为了“也不大能够敷衍”的“二十元”安身立命的费用,不得不做了他先前所力排的封建社会的布道者,教授“子曰诗云”,以此而获得为小弟“迁葬”的费用、送花的费用,以至于喝酒的费用。
　　在“民以食为天”的最基本生存条件下,吕纬甫恐惧了,退缩了,从这个意义上,“我”没有也不会指责吕纬甫的无奈选择,但没有也不会同情他。因为吕纬甫所走着的正是此时踌躇矛盾的“我”试图尝试还没有走的另一种人生道路,只不过吕纬甫在实践中帮“我”完成了拟想中的一次人生实验。他的人生选择宣告了“我”拟想中人生实验的失败。
　　追问之三:以后怎么办?
　　“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浑噩度日,自我沉沦,一任时间的河流将一副躯体的空壳随意流转,最终消亡。作为人的吕纬甫已不存在,他已沦落为一个能指的符码占据着些微空间。“朽腐促进生长,但生长又造成了朽腐。死肯定生,但生也走向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5]正是吕纬甫自己的人生方式和生命体验完成了他自我的人生逻辑,从此走向生命空无的吕纬甫会在“他者”的意志中工具式机械地运转。活着,苟且借酒麻醉清醒的自我不满;死去,便终将从沉重中解脱。我们依稀从“孤独者”魏连殳身上,已看到了吕纬甫的悲剧结局。
　　“我”听完了吕纬甫的人生故事,早对“逆转”充满怀疑的“我”,最终从对吕纬甫的一步步追问中,完成了“我”对人生探索的一大开拓,许久以来,困扰着我的两难处境终得以解脱。小说结尾说,“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这里看似旅馆方向的相反,其实象征着“我”和吕纬甫人生道路选择的背离;象征着“我”以后绝不会再走吕纬甫的人生之路。“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爽快”。由漂泊彷徨到犹疑质问,到最终求得解答,久遭苦闷、沉重缠绕的心灵顿时变得洒脱、轻松起来。在以后前行的路途和征程中,尽管还有迷茫和莫测,“我”不会再像以前犹豫、彷徨。吕纬甫的退却的人生实践帮“我”完成了求索的第一步,只能进,不能退,回去是更深的绝望,是更大的生存危机。虽然前行的路仍很茫茫,但总有希望。
　　“作为现实的选择与存在,鲁迅无疑是个‘漂泊者’,他也为自己的无所归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灵的深处是怀有对大地的‘坚守者’的向往的,但他又警惕着这样的‘坚守’可能产生新的精神危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往返质疑,因此,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实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6]鲁迅正是通过设置了“我”向吕纬甫质疑的追问而回答了自己,也回答了许许多多处于两难处境中曾和他一样犹疑、彷徨、觉醒后的知识分子所必然遭遇又必须正视的问题。当然这种回答鲁迅未作出任何评价,就犹如“我”未对吕纬甫的叙说和选择自始至终未作出任何指责和肯定一样,他只是冷静而坦然地向读者呈现事实和真实,到底是进还是退,还需由各人自己作出抉择,从这里我们又能看到鲁迅人本位和人性关怀的一面。在那个四周死一般沉寂的“铁屋子”里,他本人也曾经犹豫迷茫,寻不到出路,他又怎能苛求他人呢?他让读者自己从无可辩驳的现实中去求解。
　　
　　注释:
　　[1][3]鲁迅著,孔范今选注:《孤独者》,《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2]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4]鲁迅著,童秉国选编:《过客》,《鲁迅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5]孙玉石:《现实的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6]钱理群:《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张文英 江苏省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成人中专 4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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