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三年》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中作者提出的“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的观点在学术界几乎是被众口否定的。而革命和人道主义孰轻孰重，对其应该有一个新的讨论和审视，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和理智地研究这一问题，不要过分夸大人道主义的不可抗拒性，也不要一味推崇暴力革命，革命的人道主义才值得提倡。
　　关键词：《九三年》 革命 人道主义 绝对 相对 革命的人道主义
　　
　　《九三年》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创作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一部作品，因为是其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被认为“是雨果整个创作的终结”[1](P249)。作者在小说中更加深刻地凸显了他作品中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通过对1793年革命与叛乱的思考，回答了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国内外文学界对雨果小说的研究，总体而言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而对他最后一部力作《九三年》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探讨和评价上，其中最被研究者所注意的无疑是小说中的“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2](P408）这句点睛之笔。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对此观点都是否定的，如：
　　“雨果通过这样的故事（朗德纳克的故事——自注）情节，进行了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说教，这种说教与他对革命斗争的形象描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是作品的一个重大的缺陷。”[3](P661)
　　“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了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4](P142)
　　“雨果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把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以牺牲革命利益来求全人道主义，这实质上是与雨果所宣扬的革命的必要性也是悖逆的，在阶级社会里，绝对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对一个阶级实行人道，就意味着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压迫。”[5](P59)
　　以上的批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作者雨果的确是以“人道主义”高于“革命”的基调去刻画人物和组织情节的，那么在小说中，作者是如何把内心的天平偏向人道主义这一边的，而我们又应该如何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呢？
　　在《九三年》中，雨果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旺代叛乱的反革命首领朗德纳克、共和军的领袖郭文以及受国民公会委任去监督郭文的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这三个人物在雨果的笔下血肉丰满、形象鲜明，从第一次出场开始，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作者设置的特殊环境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一切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小说结尾的两次转变却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叛军首领朗德纳克在逃生时，冒着生命危险回来营救三个快要葬身火海的小孩，自己却被革命军俘获；革命军领袖郭文被朗德纳克舍身救孩子的举动感化，擅自放走了朗德纳克，而自己被判处死刑。但实际上，如果把这两个人物放到现实生活中，他们还会经历这样的转变吗？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朗德纳克和郭文的转变是出人意料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但在雨果的笔下，“奇迹”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朗德纳克从一个“魔鬼”转变成了一个“英雄”，而郭文则从一个“领袖”沦为了一个“罪人”，这其实是一种思想发挥了作用，那就是雨果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把人道主义的思想分摊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严峻而又冷酷的现实人物；另一个是有远大理想、和蔼可亲、宽恕一切的人物”[6](P399)，他借这两个人物说出了“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他把革命和人道主义放在了天平的两端，天平到底偏向哪一边呢？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只有建立共和国，人民才能脱离苦海，社会才能安定，而革命必然会有流血牺牲，必然会有冲突暴力；另一方面，雨果又认为在肯定革命的基础上，还要奉行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可以用博爱、宽恕、善良、仁慈来解决对罪恶的惩罚，他坚信人性本善，提倡以爱制恶，那到底什么才更崇高呢？雨果用他手中的笔选择了后者，他把天平偏向了人道主义。
　　第一，净化了朗德纳克。朗德纳克是一个凶残暴戾的恶人形象，他的内心是丑陋的、冷漠的、毫无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他的军队到处烧杀抢掠，制造死亡、纠纷和黑暗”，在他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和未完成的复辟事业返身进入大火中去抢救三个孩子之前，他只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鬼”，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刽子手，这样一个恶魔式的人物，理应受到惩罚，他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然而被困拉杜格城堡深处，他却意外获救得以逃脱。当读者正在为这个恶人的逃脱而愤慨不已时，他的良心突然觉醒了，在他从石门走向铁门的那一刻，在他的心灵里，人道战胜了一切。其实这是作者赋予他的人道主义，是作者的刻意安排，雨果想用自己的笔去净化朗德纳克丑恶、荒芜的心灵，想用这样一个恶人身上一瞬间闪现的爱心和表现出来的仁慈更好地诠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或者说是用人道主义让朗德纳克完成一次心灵的回归，一种由恶到善的回归，这也符合雨果一贯认为的“人性本善”的观点，他认为人性中的善必将战胜恶，恶人也可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作者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净化朗德纳克是为了说明人性中善和恶的斗争随处可见，即使在激烈的对抗和斗争中，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在作恶多端的恶人身上，善良的人性还是能够被激发出来的。这样一次人性的闪光其实也让一直和朗德纳克处于对立的郭文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他的眼里，朗德纳克的心灵被降伏了，“人道战胜了不人道”，“它用的是什么武器？用的是什么战争机器？它用的是摇篮”[2](P409)，对于这样一个在心灵里“巍然屹立起了纯洁无邪”的人，郭文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处置朗德纳克，雨果以净化的方式去艺术化地处理朗德纳克这个人物，也为郭文的转变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其实目标是指向他所坚持的人道主义。
　　第二，美化了郭文。主人公郭文无疑就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化身，在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作者赋予了他很多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的仁慈、善良、宽容、博爱都在雨果的笔下熠熠闪光，他实行仁慈和宽恕的原则，不伤害弱者，对贵族的妻室和小姐都尽力营救，而且他主张赦免俘虏，这些都让郭文成了爱和宽容的化身；另一方面，对于朗德纳克的凶残，他毫不手软、从不动摇，并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在他眼里，革命是正义的、有必要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性在他身上兼而有之，他既勇于献身革命，又维护人道主义原则，朗德纳克“冒着一切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牺牲，高傲地救出了三个孩子，同时交出了自己的脑袋，交出了那个此前令人恐怖、如今令人敬畏的脑袋”[2]（P413）。郭文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痛苦的矛盾当中，最终，雨果替他做出了选择，放走朗德纳克，而这对于郭文来说，是个“多么重大的责任”。因为于心不忍，郭文用自己的脑袋换取了朗德纳克的自由，这样的郭文是完美的，甚至是过于完美的，雨果美化了这个原本就有着宽容、仁爱之心但又有着革命决心的人物。在郭文眼里，朗德纳克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保王党杀人犯了，他看到了朗德纳克身上也“存在着人类博大无比的同情心，存在着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存在着安全的人对危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存在着老年人对所有儿童应有的慈爱”[2](P419)，他想要“证明这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是献出自己的头颅来证明”[2](P419)。雨果显然夸大了转变朗德纳克的感化力，积压在郭文心里的对朗德纳克的仇恨，似乎一下子土崩瓦解了，郭文的心里虽然有挣扎，但灵魂深处的博爱、宽恕占了上峰，在雨果的笔下，郭文被拔高到了另一个高度，被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美化了。
　　第三，弱化了西穆尔登。西穆尔登在雨果的笔下被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冷峻、铁面无私、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斗士，他有着“冷酷无情者的威严”和“一种冷冰冰的铁石心肠的刚毅”，他接受了国民公会的任命和朗德纳克“针锋相对”，“与这个人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为的是把共和国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他的革命决心是坚定的、无人可以改变的。他认为郭文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宽容，容易心软，他也不止一次地提醒郭文对敌人不能抱有一丝的怜悯之心。他把郭文视如己出，当然希望郭文和他一样，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说，郭文是尊敬这个革命经验丰富的恩师的，对他的教诲也自然谨记在心，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违背了西穆尔登的意思，放走了共和国的敌人。国民公会铁一般的纪律和他应该履行的职责让西穆尔登战胜了私人感情，他最终下令处死郭文，但在郭文人头落地的那一刻，他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打击，开枪自尽。在偏向人道主义的郭文面前，西穆尔登是雨果设置的阻碍人道主义的绊脚石，虽然郭文被送上了断头台，但西穆尔登的死似乎表明还是人道主义赢得了胜利。雨果弱化了西穆尔登对郭文的影响力，替郭文选择了人道主义这条路，虽然郭文知道自己“放走了祸害祖国的家伙”，他是“有罪的”，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这一切都是在雨果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完成的。西穆尔登这个革命者坚定如磐石的革命决心依然抵不过人道主义的力量。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充分肯定了革命的正义性，描写人民起义的内容无疑是小说的核心和高峰。作者选取的是1732年法国巴黎街垒的战斗场景，歌颂了为共和国献身的英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起义失败了，革命暴力的手段没能达到目的，而作者贯穿于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加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革命和人道主义之间，作者更加偏向的是人道主义。
　　在雨果创作的很多作品中，革命和人道主义成为作者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在他内心的天平两端，革命和人道主义都显得极其重要，但在情感上，他更偏重于人道主义，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待革命和人道主义，我们应该如何去正确地审视它们两者之间的重要性呢？
　　首先，不要过分夸大人道主义
　　在《九三年》中，叛军朗德纳克终于落入共和军手中，郭文却因为他舍身救人的举动放走了他，笔者觉得这个决定是冲动的，不理智的，也是不合适的。朗德纳克的生死与否对共和事业的意义太大了，共和军经过了长时间激烈的斗争，牺牲了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还有很多无辜百姓，为的就是剿灭叛乱势力，抓住这个恶行昭著的刽子手。虽然从人道主义看，在朗德纳克良心发现救了孩子的情况下，再把他送上断头台，有些不忍下手，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但是在这种时候，刻意拔高了人道主义而忽视了革命的法纪显然是不明智的、于理不容的。
　　又如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40多天的血腥屠杀，他们惨绝人寰地杀害了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余万人。日军的滔天罪行令人触目惊心：把南京青年当作刀靶练习刺杀；对人进行集体屠杀，尚能呻吟挣扎者，重被刺刀杀戮，最后将尸体焚烧；举行杀百人比赛；对放下武器的士兵和人民，用机枪扫射……疯狂的日本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我们无数死难同胞面前，没有怜悯、没有同情，他们用杀戮展现其早已泯灭的人性，对于这样的暴行，每个直接参与犯罪者都应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试想如果这两个“魔鬼”像朗德纳克一样救了三个中国孩子，被俘之后，我们如何处置他们呢？能因为这个举动就学郭文放走他们吗？毋庸置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道主义固然可贵，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法纪才是重中之重，杀人如麻的罪犯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才是理智的，这也并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人道主义并不是无条件地对任何人仁慈，而要视对象、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不要一味崇拜暴力革命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奉行优待俘虏的制度，在俘获了敌军之后，中国军人不但不会将他们杀害，而且会以一种宽大的态度优待他们，因为当敌人主动投降之后，再对其施行暴力就没有必要了，这是人道主义很好的体现。虽然被俘的日军曾经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但从他们放下武器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不再是斗争的矛头，这种制度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为人称道的。
　　再谈谈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得伐石太太，她是作者笔下的反面人物，她出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姐姐、哥哥都惨死在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手中，只有她一个人幸免于难，因此她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把仇恨转到了厄弗里蒙地侯爵的后代代尔那身上。在大革命中，所有贵族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镇压，虽然代尔那早已脱离了贵族家庭，放弃了贵族特权，但得伐石太太还是要将他置于死地，还要斩草除根，连代尔那的妻子、女儿也要一起消灭，她的丈夫得伐石劝阻她，她也丝毫不为所动。她本来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形象，她的遭遇也是值得同情的，但她的残酷的报复心理显然已经使她丧失了人性和理智。在她的眼里，要革命就一定要采取暴力手段，一定要将敌人消灭，这种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想法，革命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被暴力蒙蔽了眼睛，丧失了人性的革命斗争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再次，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革命和人道主义，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它们放到一个平面上去进行直接的比较，给它们扣上“绝对”的帽子。实际上，革命和人道主义是相对的，哪一种情况下革命是正确的，哪一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是正确的，这都要在具体的环境中去认定、去考察。
　　在雨果的很多小说中，都有着或浅或深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在他的旷世巨著《悲惨世界》中，我们也能看到浓厚的人道主义的氛围。不管是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的道德感化，还是冉阿让对沙威的宽恕，甚至是沙威最后时刻的觉悟，都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完美再现。这一系列的意料之外的情节转变，却是在情理之中的，对于《悲惨世界》中的人物而言，他们面对的主要是个人的仇怨，虽然也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但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冲突并不十分明显。小说中冉阿让是一个为生活所迫而“失足落水”的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因为一个面包被关了19年；米里哀主教则是一个人道主义精神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他收留了冉阿让，并用仁慈和尊重感化了冉阿让那颗因生活所迫变得麻木、冷漠、芜杂的心。冉阿让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他的悲惨境遇和当时的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当他找回了久违的良知和尊严，立志向善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沙威是一个过分恪守“理性”的人，是一个对法律忠实得无可挑剔的执法者的形象，他为人正直，但在雨果的笔下却成了恶的化身，因为他只认法律而不问对错，对冉阿让曾经是苦役犯的偏见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他像恶狗一样死咬住冉阿让不放，想置他于死地。这样一个人物是冷酷无情的、令人生厌的，对冉阿让来说，沙威一次又一次给他刚刚开始的新生活蒙上阴影，毫无疑问，冉阿让是恨他的，这种仇恨根深蒂固、难以磨灭。当沙威落到起义军手中，起义战士把枪决他的任务交给冉阿让完成时，他却以德报怨，放下对沙威的所有仇恨，只说了一句“您自由了”。对于冉阿让来说，他并不否认自己曾经是苦役犯，而沙威对他的穷追不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法律的无比信仰，在他眼里，沙威也并不是一个罪不可赦的人，而他也从米里哀主教那里学会了用仁慈去对待和感化他人，所以，他放走了沙威，这也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虽然沙威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了一个“恶人”，但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是他身上很可贵的地方，当冉阿让毅然地宽恕了他之后，他被感化了，最后选择了放弃追捕冉阿让并“引咎”自杀，这样一种结局是能为读者所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人道主义去感化一切，是会让人有温暖的感觉的。
　　相反，《九三年》中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斗争比较尖锐和激烈，共和军和叛军的斗争如火如荼。叛军首领朗德纳克杀人如麻，是共和事业的“绊脚石”，可以说共和军首领郭文和他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但当朗德纳克放弃了逃走的机会而返回火海去救了三个共和军收养的孩子之后，郭文却放走了他，代替他走向了断头台，这样的结局是经不起推敲的。让这三个孩子陷于危险的就是朗德纳克，而且他是个冷漠无情的“刽子手”，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善举成为一个“圣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救这样的一个人，似乎有点不太实际。而这正是雨果希望用他认为的“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去感化一切的表现。人道主义并不是万能的，在革命的矛盾斗争如此尖锐的背景下，需要更加理智地施行人道主义。
　　《九三年》和《悲惨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以一个生命的完结结束故事，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因为走向死亡的一个是正义方的共和军首领郭文，一个是恶势力的代表沙威。沙威用自杀的举动表明了他的觉悟，这是人道主义的感化起了作用，恶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得以消失，而郭文这个前途无量的共和军领袖的死让人觉得有点凄凉，他的死换来了朗德纳克的自由，他是在用革命事业作赌注，但是谁又能保证朗德纳克不会重新集结反革命力量与共和军继续为敌呢？
　　因此，我们既要革命法纪，又要充满理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二者并不是孤立的，我们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不能把这个原本统一的整体分成两种绝对的观念，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就《九三年》来说，雨果对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人道主义”高于“革命”，甚至高于一切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在情节的安排上应该更加理智和客观，应该把人道主义和革命放在两个不同的层面考虑，这样人物的性格发展和情节的演变才能更加顺理成章，更加合情合理。对于郭文来说，他的革命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他也应该一直抱定革命的理想，而不应该用葬送革命事业的代价去换一个罪恶的敌人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说朗德纳克那一瞬间闪现出的人性火花就应该被忽视，且在抓住朗德纳克之后，就要果断地把他送上断头台。朗德纳克救孩子的举动是值得肯定的，但却无法将他的过去全部抹去，他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的，为了革命的事业，处决朗德纳克是非常必要的，但处决他的方式应该相对人道一点，断头台是比较残忍的方式，可以用一种更加人性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或者对他采取终身监禁，至少确保反革命势力不可能再次卷土重来。
　　因此，总的来说，对待革命和人道主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毛泽东曾经提过的“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我们不能一味地死守革命高于一切的原则，有时也要用人道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一些问题，如对待平民、对待战俘问题，我们既不能过分夸大人道主义的作用，神话人道主义，不分对象、不分场合地对任何人实行人道主义，也不能过分崇拜暴力革命、流血革命。对于革命和人道主义，我们不必绝对地苛求天平到底偏向哪一边，因为我们要的是平衡，是和谐，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我们要的是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
　　
　　注释：
　　[1]柳鸣九编：《法国文学史》（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雨果：《九三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张英伦编：《外国名作家传》（中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4]杨周翰等编：《欧洲文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冯汉津：《从<九三年>看雨果的人道主义和理想》，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
　　[6][苏]尼·穆拉维耶娃：《雨果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参考文献：
　　[1]仵从巨.“革命”与“人道”关系质疑——关于《九三年》评论中的一个问题[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6）.
　　[2]唐晓宁.浅谈雨果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1）.
　　[3]李倩.人性、人道、革命和爱——雨果小说对爱的独特理解[J].淮阴师专学报，1996，（3）.
　　[4]李艾兰.人道主义——雨果小说的灵魂[J].新闻出版交流，1997，（4）.
　　[5]高韵青.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J].外交学院学报，1998，（3）.
　　
　　
　　
　　
　　
　　（何崇见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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