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零余者”是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体形象，忧郁苦闷，悲观绝望，颓废消沉。他的自传体散文中虽然这种“零余”感要弱化得多，但同样也是郁达夫卑己自牧伤感情调的又一表现。郁达夫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从富阳到杭州到日本，旅途漂泊，人生孤寂，这些作品中的“我”是他众多“零余者”形象中最真实最写白的一个。
　　关键词：郁达夫 自传体散文 “零余者”
　　
　　“零余者”，即剩余的人，没有用的人。“活着与世无补，死了也与世无损”（郁达夫《零余者》），他们才华过人，却与社会人群格格不入，想逃脱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却又感到个人力量的微弱，忧郁苦闷，悲观绝望，颓废消沉。“零余者”是郁达夫作品中重要的主体形象，而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丰满立体些，评论界对之也论述较多，而对散文尤其是自传体散文中的“零余者”形象涉及得就相对较少。
　　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一般指的是写于1934年和1935年之间的包括《悲剧的出生》、《孤独者》等在内的八篇自传，加上1936年写的《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这九篇文章回顾了作者从出生到留学日本的大致历程，真实深情地记录了作者人生旅途中说不清、 道不尽的情、景、事，让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的一段动荡漂泊的孤寂之旅和那个一生都未曾挣脱的“零余者”的灵魂。
　　一、“零余者”的表现特质
　　在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大多表现为自卑、软弱甚至变态，兼具多重分裂人格。典型者如《沉沦》中的“他”，《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更多小说中的“我”……而这些“零余者”最后都选择了自杀、自虐的死亡，神经失常的疯狂或者是万念俱灰的皈依佛门。而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虽然写于他近四十岁的时候，记述的却是他小时候到二十出头的事情，所以“零余者”的“零余”感要轻弱得多，但是抑郁感伤如常，人格分裂如常。
　　（一）孤寂软弱
　　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曾经说过：“鲁迅的韧，闻一多的风，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鲁迅有篇小说叫《孤独者》，开头和结尾两次出现了魏连殳的“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而郁达夫笔下的“孤独者”只会发出那种“毫无力气，毫无勇毅，哀哀切切”的悲鸣。在这九篇自传体散文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老家富阳、杭州嘉兴还是远渡重洋到日本，“我”无一例外都在“圈外”，孤独抑郁，自艾自怜。
　　1896年，郁达夫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1]，出生后的郁达夫羸弱多病，三岁时父亲病故，这样的出生仿佛注定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自从呱呱落地，他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孤儿寡母的人家，总要时不时受邻居亲戚的欺凌，家里的田产被盗卖，租谷被偷去，祖坟山上的树被砍。祖母除了烧香不管其它事，母亲除了流泪似乎也没有办法。“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子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地只沉默着在看远处。”这样的姿势似乎是郁达夫童年的常态，形影相吊，孤苦伶仃。
　　《我的青春，我的梦》写了一个被隔离的小孩与一个普通的小孩的交往。郁达夫把仅仅大他一岁的阿千看成了英雄，他之于阿千，就是胆怯之于勇敢，忧郁之于乐观，细腻之于粗条，孤僻之于世俗。普通的阿千之于他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孩来说却是“高人”了，阿千可以像个大人一样大声说笑，自由出入大人出入的地方，能够一个人到山上去砍柴，懂得许多大自然的知识。
　　上学了，“其中的最奇之处，是我一个人，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而后来“因为我的平均成绩，超过了八十分以上”“升入了高两年的级里”，这样他在学堂里显然又是一个格格不入之人了。升学时想买一双皮鞋，但因为没有钱而遭受冷嘲热讽，他和母亲除了抱头痛哭似乎没有其它办法。
　　在情窦初开之时，他喜欢上了一个赵姓少女，但“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任凭那个赵家的少女恼乱了他整整两年的童心。
　　后来他考上了杭州府中学，却因为学费不够转到嘉兴府，读了半年又转回杭州，“因为是中途插班进去的学生，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学生们，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不得已，我只好把热情收敛，转向了内，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大风圈外》一文写出，作者绝望于当时的教育，回老家自修，再一次地把自己孤绝于“大风圈外”。
　　到了日本，原本的孤僻软弱加上作为弱国子民所受的侮辱和欺凌，郁达夫更加地敏感、悲愤：“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2]他感觉最深切也最难忍受的性的问题，也只能依赖于醉酒和狎妓了。
　　郁达夫孤独的成因似乎是偶然的，其实却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必然。天性的感伤，幼年的丧父，家庭的贫穷，书香门第的家族使命，是他一辈子都挣脱不了的定数，种种的这些都种下了孤独的种子，在他的命运里开花生根，更盘根错节地形成了多重人格。
　　（二）二重人格
　　“零余者”作为文学形象 ，是善恶与美丑、圣洁与鄙俗、自尊与自卑的二重组合。二重人格在郁达夫的小说形象中表现更为明显些，忧郁与旷达 ，卑微与豪爽，他们既有向善的焦燥，也有贪恶的苦闷，既寻求感官刺激和精神麻痹而又自我谴责，他们有强烈的欲望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毅力和行动。沉重的现实是触动他们愁绪的因子，而在“零余者”哀哀切切的悲鸣中又透着渴求、夹着热望，忧郁自卑和变态心理的后面又期待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和真挚的爱。在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中，除了《雪夜》之外，以上这些特征都表现不典型，最明显地是他少年时期自卑与自尊的对立统一，既与人群隔离又渴望温暖的矛盾心理。
　　在《书塾与学堂》里提到，作者在县立小学堂跳过一班要升入高两年的级里，向寡母提出了一个“非分”要求，要她买一双皮鞋，因为“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这是他因年小贫穷孤僻怕受欺负，极端自卑之中生出的极端自尊的心理需求，不料因贫穷在买皮鞋的过程中倍受屈辱，母子两个在街面上相抱大哭。从此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他当时只有十一二岁，但这种成年人的架势和怪癖人的性格，至死也未曾改变过。他后来又在《孤独者》中写道：“在学校里既然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时间与精力，当然只有钻向书本子去的一条出路。”书本是他排解孤独的一条出路，更是他能够立于人前的一条出路。自卑与自尊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卑源自于自尊的需要，自尊因为自卑而更加强烈。
　　孤僻是郁达夫的外在表现，而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渴求亲人的怀抱和朋友的友谊，郁达夫当然也是如此。童年的郁达夫，两个兄长外出求生，寡母为了维持生计女做男事常常不在家，“将我抱入怀里，时用柔和的话来慰抚我”的只有使女翠花。《悲剧的出生》中用一种忧伤而温暖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了这“相差十岁左右，看去又象姐弟又象主仆的两个人”的情谊故事。《我的梦，我的青春》以一人一事的简单结构刻画了几乎是郁达夫唯一童年伙伴阿千的故事。《水样的春愁》写的则是郁达夫的初恋，同样是忧伤的幸福，幸福的忧伤。
　　这种矛盾的性格于郁达夫是最完整的统一，而这种性格的矛盾性在《雪夜》中体现地应该算是极致了。在这篇自传中，作者毫无顾忌地坦露在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的东京，他这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的左右彷徨，因二十岁的青春在体内发育、伸张，而又懦弱于正常恋爱。在既爱又不敢爱的痛苦之中，他在一个雪夜乘车到一个小站的妓院嫖妓，既表现出“痴乱的狂态”，又大呼“太不值得了”。在痛苦忏悔之后，却又自慰自怜“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短文一篇，九曲回肠，充满了冲动、挣扎、自责、自慰、自嘲。
　　还有一点必须补充，郁达夫的矛盾个性之中还包括忧郁与慷慨并存，在几篇自传体散文中虽不明显，但在《孤独者》和《大风圈外》中也有表现。他孤僻但并不是只读圣贤书，他关心时局，参加学潮，也希望去前线冲锋陷阵，为国效力，但事实上他又基本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滴几滴悲壮的泪而已。而他这个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特别爱国的文弱书生，最后死在日本宪兵的棍棒之下，被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之中，真可以看作是他那悲剧命运最强烈的注解。
　　二、“零余者”形象的表现手段
　　郁达夫说过类似“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的自叙传”的话，而散文更应该是作家的一种自叙了。郁达夫的率真与坦白是出了名的，他是长于抒发感伤情怀、表现“自我”的作家，是有所不幸、有所苦闷就大大发作的性情中人，所以自传体散文中“零余者”形象的“零余”感基本都是通过内心独白来传达的。
　　“母亲哭了，我是当然也只有哭，……恨死了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时间是不饶人的，盛衰起灭也绝对地无常的：阿千之死，同时也带去了我的梦，我的青春！”“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起，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不出咽不下……”“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大家都说我长成得像一个大人了。”“老去的颓唐之感，也着实可以催落我几滴自伤的眼泪。”“平时老喜欢读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既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心里一阵悔恨，眼睛里就更是一阵热泪。”
　　从以上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的种种“零余”感都是通过内心独白揭示出来的，他最多的一个外在动作，从小到大，一直到老，就是“哭”。
　　但是，只有真诚、大胆毕竟是不够的，文章感人，还必须在艺术表现上有成功的追求。除了内心独白，在九篇自传中有一个地方是例外，《悲剧的出生》第二部分用的是第三人称，作者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冷眼旁观。“这小孩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午饭吃后，祖母仍在念她的经，翠花在厨下收拾食器……这座三开间的大楼和大楼外的大院子里，静得同坟墓里一样……那小孩只静悄悄地在一张铺着被的藤榻上坐着，翻看几本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作者在第三部分开始说：“这是我所记得的儿时生活”。他把现在的“我”看作是“我”，把儿时的“我”看作是“他”，这一种隔裂，笼罩着一层孤独寂寞凄凉的情调。为这孤独寂寞的悲剧出生做点缀的，是老祖母的念经和母亲去收租谷运柴米的奔忙，这种衬托更增添了作品孤独悲凉的气氛。
　　另外，郁达夫是写景的高手，在其自传体散文中，孤独的“零余者”面对的大多是故乡的山水。“景由心生”，这些景自然也带着忧伤笔调，是“零余者”排遣寂寞的寄托，所以我们在读到“零余者”的孤独悲凉、分裂矛盾之余，也能感受到类似于《故都的秋》之类的散文中的清丽与脱俗。那富春江上的风帆、那盘龙山上的薇蕨、那赵家柳影里的月光……是“零余者”不离不弃的陪伴者，但就是这一点，又增添了读者心头的悲凉感。
　　郁达夫在《北国的微音》中，对他的好友郭沫若、成仿吾作如下倾诉：“沫若，我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努力于艺术，献身于艺术，也不须有特别的表现。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便是绝好最美的‘创造’。”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而在九篇自传体散文中，他也正是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地玩味，使其成了绝好的“创造”。
　　
　　注释：
　　[1]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2]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参考文献：
　　[1]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2]罗以民.天涯孤舟：郁达夫传[M].杭州出版社，2004.
　　[3]桑逢康.郁达夫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郭惠芬 江苏省无锡高等师范学校 214037）

• 郭惠芬： 漂泊的“孤独者”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
• 郭惠芬： 痛并快乐着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10期
• 郭惠芬： 悲哀的“向日葵”　/　文学教育 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