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生在秦皇朝的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大暴政，但人们通常将这一事件简单地归结于秦始皇的专制和残暴，却不曾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仔细梳理。笔者经过深入研究，结合秦始皇28年东巡时在琅邪石碑上所刊刻的十一位随行大臣名字，揭示出这样一个史实：六国平定后，秦宗室及其世袭贵族和客秦客卿之间的争权夺利，是禁书、焚书坑儒的最大诱因。
　　关键词：琅邪碑文 焚书坑儒 宫廷权利之争
　　
　　一
　　秦始皇34-35年（前213－前212年）间的焚书坑儒事件，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残暴的政治文化事件。这并非无因之果，它其实是秦宫廷中一场激烈的权利之争的血腥后果，失败一方付出的代价是460余位儒生被拉到咸阳城外集体坑杀。
　　这场权利之争的双方，属于秦宫廷中两大不同的政治势力阵营。一方是秦王室宗族及其世袭贵族集团代表，另一方是从其它诸侯国来客秦的游说策士所代表的外来政治势力以及在秦统一全国过程中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宗室成员要求秦始皇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来治理国家，在任用官吏方面遵守古制，反对过分信任外来客卿，并要求限制客卿担任宫廷和地方要员。客卿与新兴的士民势力集团则强烈要求分享新统一的庞大帝国的政治经济权利。
　　在这次交锋中，客卿一方集体失势，秦国宫廷内部的权利之争暂时平静了下来。与此同时，秦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征伐，短短十余年，秦国军队相继灭掉六国并统一了全国。
　　二
　　客卿虽然对秦统一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秦始皇也采纳了李斯废除封建制采用郡县制的提议，但对战利品的分配，秦朝廷却没有向客秦谋士和功臣一方倾斜，结果导致秦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政治势力间的争斗进一步加剧。
　　秦始皇28年东巡时留下的琅邪石刻碑文，出自时任廷尉卿的客卿李斯之手。虽然现存的这块功德碑的碑文在不同史籍上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其中十一个参与了在渤海湾召开的“海上定策大会”的大臣名字，表明当时客卿的地位依然受到宗室大臣的诸多制约。秦始皇29年在琅邪碣石刊石纪成的碑文上记载道：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髃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笔者曾考查过秦吞并六国率将士攻城掠地的主要将帅名姓，见于《史记》的有昌平君、桓齮、内史胜、王翦、杨端和、羌瘣、李信、王贲、辛胜、蒙恬、蒙武、蒙毅等。随秦始皇东巡于商海上而勒石留名的十一位大臣中，却只有王贲一人是曾亲冒矢石的大臣和将军。当然，有些战功赫赫的老将，譬如王翦等这时已去世，而深受秦始皇宠信的武将蒙恬、蒙毅等蒙氏兄弟，这时还太年轻，还不足以在朝廷中担任丞相或三公九卿之类的高级官员。但通过这两份名单的对比，可以看出，当时为秦国攻城掠地的武将和出谋划策的客卿文吏在秦宫廷中势力并不很强大，占据权位的多是皇亲国戚和世袭贵族。琅邪石刻上所记载的那些旨在成功传后世的人，他们才是当时真正享受胜利果实的群体。这一切并非因为他们在文治武功上有特别贡献而受到朝廷重用，他们只是帝国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亲国戚与世袭贵族成员，有坐地分赃资格的代表而已。
　　秦始皇毕竟是个有谋略的帝王，不会因为丞相李斯一份奏折就下令执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秦始皇和宗室的关系历来就不很融洽，宗室一直对秦始皇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存在质疑和反抗。《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记载了两次宗室大臣反叛朝廷的史实，可以说宗室大臣的反叛才是秦始皇采纳郡县制、废除封建制的真正原因。《秦始皇本纪》云：
　　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煵反，戮其尸。
　　秦始皇的弟弟长安君成蟜，趁朝廷委任他为大将率军征讨赵国时率部反叛。当时还很年轻、即位才八年的秦始皇派军队镇压了叛军，参与反叛的士兵全部被斩首，连已经战死的叛军将军也不放过，平叛大军用乱刀将其尸体砍成数块，甚至叛军驻扎过或者经过之处的居民，也被集体流放迁徙到数千里之外的陇西荒僻之所。《秦始皇本纪》云：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史书对昌平君的生平事迹记载不是很详尽。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九年，昌平君、昌文君为秦丞相，曾奉旨征讨作乱的宦者嫪毐。昌平君和昌文君与秦始皇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在楚国灭亡之际，楚国大将项燕立做过秦国丞相的昌平君为楚王以抗秦，表明秦宗室大臣们对嬴政成为秦国国君并不心悦诚服，更不是死心塌地效忠于他。
　　由于有宗室大臣和王弟反叛的这两次前车之鉴，秦始皇对宗室封建心存芥蒂。所以，当秦国军队平定六国、统一天下后议定治理天下的大政方针时，秦始皇对丞相王绾等分封子弟去治理边远地区的提议会心存犹豫。廷尉卿李斯的一番言论，令秦始皇彻底打消了分封的想法，进而果断采纳了实行郡县制的提议。
　　三
　　李斯提出的体制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却是有意剥夺势力仍十分强大的宗室和姻亲集团的利益，这一举措使秦始皇在宗室内部渐失人心。为了维护其统治，秦始皇只得进一步强化其高压政策，使秦王朝又大失民心。为了便于监管那些不安于事的民众，秦始皇29年东巡回咸阳后不久，便下令征集民夫戍边并修筑万里长城、阿房宫等耗资巨大的工程。而这些工程的开工修建，反过来又加重了对士民的剥削和压迫，并最终激化了朝廷与士民之间的矛盾。例如：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貋、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但是，秦廷内部的权利之争并没有因此终止，两股政治势力一直在较量。在秦始皇34年的一次廷宴上，两股势力再次正面交锋，拉开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暴政和文明浩劫的帷幕。宫中群臣酒酣面赤之际，仆射周青臣等不甘寂寞的七十位博士职官上前为始皇祝寿，希望得到秦始皇的青睐和朝廷宠任。周青臣跨前一步进颂道：“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丞相李斯在奏折中说：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髃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奏折表面上看是针对淳于越等朝廷内部的儒生博士，矛头并未直指宗室和三十多位皇子公主，这封奏折却彻底说服了秦始皇，在李斯的奏折上批了个“可”字。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可”字，加上第二年坑杀的460多位儒生方士，秦始皇给自己弄了个千古骂名，也成了断送秦国江山社稷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
　　其实，秦始皇34年颁布的禁书令，只禁止被称为黔首的下层士民阅读《诗》、《书》等百家语，并未禁止秦宫廷中的诸公子、宗室成员、高层官吏以及朝廷博士职官等阅读或称引诗书。胡亥即位后，当年亲自起草禁书令并监督实施的丞相李斯就劝谏二世要多读《诗》、《书》，这证明秦始皇的禁书之令并没有完全禁绝书籍。而且，即使在秦二世时，朝廷中仍有博士职官数十人。由此可见，秦朝并没有真正放弃利用儒生和儒术来协助治理国家。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本人在秦时就是以文学为朝廷所征聘，而叔孙通被征为秦博士职官之时，应该就是在秦推行禁书令之际。《史记·叔孙通传》云：
　　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
　　另外，《秦始皇本纪》又说：
　　始皇闻（卢生、侯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谣言以乱黔首。”
　　这段记载说明，秦始皇同意了丞相李斯关于禁书的奏议之后，还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聘著名的文学、方士和儒生。在这一时期，秦始皇对儒生方士和文学之士还是非常重视的，并无灭绝文明之意。征聘入宫的方士卢生、侯生向秦始皇提的种种苛刻要求，秦始皇都曾一一应承。与此同时，朝廷依然任用了大批的儒生作为高级官吏。[1]
　　秦始皇所信任的方士卢生、侯生耗费了其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为了早日练成仙药，秦始皇甚至自去尊号，不称“朕”，自谓“真人”，但最终卢生、侯生因练不出仙药而逃之夭夭，秦始皇发觉后便大发雷霆。《秦始皇本纪》云：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本来，秦国自孝公用商鞅之策在国家实施变革以来，占国家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直介于儒、法之间，可谓并取二家之长。在很多问题上，秦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儒、法并存的，只是到秦始皇时代变得重法轻儒了。这与秦始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有关，因为童年时代的磨难经历在其心理上留下了某些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他成年后更倾向于独裁和集权的专制统治。
　　作为一位君主，也许秦始皇的过错在于自作聪明，或者可以说有些自负，不肯倚重臣下，使得众多臣下无所用心，只知媚上求荣，导致其晚年更加宠任狱吏，深文苛法，以刑杀为威，一班大臣则专受成事，倚辨于上，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朝廷虽有博士七十人，但仅备员而不用，卢生、侯生这两个道士的私下逃走，最终激发了秦始皇内心的暴虐之气。结果460余位从各地征聘来咸阳的文学、儒生、方士，一不小心便做了他们的替死鬼。连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因向父皇进言说诸生皆颂法孔子，当以礼治而不当以重法绳之，秦始皇一怒之下便让扶苏到北方去监视大将蒙恬抵御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去了。[2]
　　从秦始皇28年东巡时琅邪石刻上记载十一位朝廷大臣名字，到秦始皇35年坑杀460余位儒生方士，前后相距只不过七年，这是朝廷两大政治势力集团争权夺利、生死搏斗的七年。作为取得胜利的客卿一方代表，李斯从廷尉卿升任丞相，并且与秦始皇结成儿女亲家，门庭若市的场景，令秦始皇都十分吃惊。[3]
　　秦宗室贵族和客秦谋士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暂时获得胜利的一方是以李斯为代表的客卿谋士以及众多平定六国有功劳的将士集团。当博士淳于越代表宗室姻亲与王子王孙提出要重树封建时，李斯借机上奏对这帮儒生文士进行了一番惩罚。之后发生的方士卢生、侯生逃匿事件，只是李斯无限扩大以打击政敌的借口。结果，代表宗室和众王子利益的儒生方士460余人被集体坑杀。可以这样认为，秦宫廷内部的权利之争是导致焚书坑儒暴政的真正原因。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秦始皇让扶苏到北方去监视蒙恬，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对长子扶苏进行惩罚，把这事也当成秦始皇残暴之君的理由之一。但笔者认为，这是秦始皇有意对扶苏进行栽培，让他到自己最宠信的年轻将军蒙恬的军营去历练一番，免得将来继位后太过优柔寡断；另外，也是为了让他跟掌握着秦国重兵的将军蒙恬弄好关系，一旦朝廷有事，扶苏大可以依靠蒙恬乃至整个蒙氏家族之力，来稳定国家局势。经历了前后数次刺客行刺事件之后，秦始皇不得不考虑自己接班人的问题。一旦不测，长子扶苏便可以在蒙恬的协助下迅速回师咸阳来控制局面。
　　[3]史载秦始皇曾下令诛杀所有知悉他行止的近侍宫女的事件，是因有人把秦始皇见到丞相李斯车马盛况时的不满告诉了李斯，结果李斯奢华盛况便稍稍有所收敛。秦始皇发现李斯有所收敛反而极为震怒，他觉得丞相李斯居然在他身边安插了耳目，他却一无所知，因此便下令将所有知悉他行止的人全部给杀掉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王一军 浙江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分院 323000）

• 王一军： 琅邪碑文与秦宫廷血腥权利之争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
• 王一军： 左徒即左司徒考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