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川作家洼西的小说《1901年的三个冬日》以人的欲望为叙述核心，展现了1901年冬天由“乡城民兵统领”布根登真之死所引起的喧哗与骚动。小说借鉴了戏剧的手法，把叙事的时间长度限定在三天之内，让各种欲望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里粉墨登场，显得情节集中、结构紧凑，而叙事则在对欲望的追逐与阻滞之间穿梭往返，构成了一种张力。
　　关键词：《1901年的三个冬日》 欲望叙事 张力
　　
　　2010年第5期的《西藏文学》，以专辑的形式，吹响了四川作家的集结号，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次集中展示。逐篇细读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比如，洼西的小说《1901年的三个冬日》。
　　《1901年的三个冬日》以人的欲望为叙述核心，展现了1901年冬天由“乡城民兵统领”布根登真之死所引起的喧哗与骚动。小说借鉴了戏剧的手法，把叙事的时间长度限定在三天之内，让各种欲望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里粉墨登场，显得情节集中、结构紧凑，而叙事则在对于欲望的追逐与阻滞之间穿梭往返，构成了一种张力。
　　布根登真天赋异禀，勇武过人，在历次剿匪的战事中脱颖而出，受到乡城僧俗的拥戴，并被清军守备李朝福封为“乡城民兵统领”。这个封号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使得三十六寨的头人们垂涎欲滴，但他们都尚有自知之明，“不得不龟缩于角落”，等待布根登真的时代过去。然而，权力的魅惑不可阻挡，它总是诱引着一些人跃跃欲试，比如色尔寨头人沙雅平措。美国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将人的“需要”由高到低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沙雅平措身为色尔寨头人，取代布根登真的企图，实质上是建立在自我实现需要的基础上的一种权力欲望，正如后来他被中追莫莫指出是杀人凶手，主动坦白罪行时的慷慨陈词：“我想取代他的位置，为三十六寨的百姓做点我想做的事。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会让你们知道，除了布根登真，咱乡城还有我沙雅平措这样一个英雄好汉。”
　　就这样，在欲望的折磨、驱使下，沙雅平措筹划了对布根登真的谋杀行动。他先是假情人卓嘎之手，使布根登真失去了英雄神和金刚神的守护，然后安排枪手放倒了布根登真。这个时候，兴奋的不止沙雅平措一人。在三十六寨大大小小的头人们“刻意做出的悲痛表情”的背后，欲望以无意识的方式，让他们都“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乡城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没有了主角，他们将有机会一试身手。
　　接下来，沙雅平措以极具天赋的表演排除了自己成为嫌疑人的可能，加之其平时积累的威望，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乡城的临时头领。
　　然而，这马上就要达成的欲望却受到了阻滞。
　　先是流浪艺人桑珠鬼魅一般的行为，使刚刚成为临时头领的沙雅平措隐隐不安；卓嘎的自焚，让他几乎失控；而在果园里，不祥的预兆随着突如其来的劲风向沙雅平措袭来，那被风吹落的帽子，预示着可能真正致命的问题——随时可能到来的社会秩序的惩罚，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即布根家族的复仇。
　　“复仇乃一种原始的公道。”[1]在乡城百姓看来，布根登真不仅仅是一个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名字，他更切切实实地给他们带来了稳定的生活，因此为英雄报仇理所当然，布根家族作如是想。所以头人们聚在一起，在商量为布根登真报仇雪恨的会议上，中追莫莫说：“冤有头，债有主，此仇不报，我们布根家族就没有脸面在乡城立足了。”他将复仇及复仇的成功与否，都与家族的荣辱关联起来。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以‘善’之名进行的复仇下，任何偏激的复仇手段和复仇的方式都是能够被接受并被允许的。”[2]有鉴于此，当中追莫莫竭尽全力查出真正的凶手就是沙雅平措时，便无所不用其极。他“兵”分两路，一是去血洗色尔寨，二是要重惩沙雅平措。然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受到了阻滞或者反抗。
　　先看第一路，杀手们在色尔寨的沙雅平措家大开杀戒，沙雅平措的妻儿老小、仆役杂使或被枪杀，或被吊死，无一幸免。此外，杀手们还试图“放火烧掉碉楼”，将圈于其中的牲畜也赶尽杀绝。这些异常残暴的行为激起了色尔寨百姓们的愤怒，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他们一拥而上，赶走了杀手。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的本真和善良阻拒了这种假“善”之名所实施的残暴，人性在这里散射出感人的力量。
　　另外一路由中追莫莫亲自率领，押着沙雅平措赶往桑披寺。他们要逼迫沙雅平措认罪忏悔，然后把他缝在新剥下的牛皮里，“丢在夏日的阳光下暴晒，晒到牛皮变硬变紧”，直到“窒息而死”。这种刑罚，通过对死亡过程的拉长，来深化、延长人对于极端痛苦的感知，从而借助肉体来摧毁一个活着的人的最后一点可怜的尊严。然而，在尚未到达桑披寺之前，沙雅平措自杀了——他连人带马跳下了悬崖。与其说这是对将要到来的极刑的恐惧，毋宁说是沙雅平措对于惩罚的反抗。事实也正是如此，跳崖为他赢得了最后的尊严。乡城百姓以朴素、可敬的包容心宽恕了沙雅平措，并将他看成是与布根登真“齐名的好汉”。
　　以上我们重点分析了两种精神欲望类型：权力欲望和复仇欲望。除此以外，还有卓嘎和沙雅平措的爱情欲望等等。事实上，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是几种欲望联合作用的结果，如沙雅平措对于布根登真的谋杀，既有他渴望权力的因子，同时还因为他想“彻底完全地拥有一份令人心旌摇曳的爱情”。
　　权力、复仇这两种精神欲望作为内在的驱动力，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推动了叙事的发展。无论是沙雅平措，还是中追莫莫，他们对欲望的追逐与张扬都会在一定阶段受到某种力量的阻滞，对于小说而言，在脉络清晰的前提下，叙事便显得摇曳多姿、跌宕有致。在欲望的追逐与阻滞之间，小说的叙事变得极具张力。
　　需要指出的是，欲望一直是现当代文学关注的主题。甚至在有的作家那里，它是重要的书写对象。然而不知自何时起，欲望的丰富内涵被瘪化为肉欲、物欲的代名词，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然而，“人的欲望远不同于动物的欲望，它是由物质欲望（包括肉欲、本能等）与精神欲望共同构成的。或者说，精神欲望是人的欲望的重要组成部分。”[3]我们看到，《1901年的三个冬日》的欲望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于肉欲叙事和物欲叙事的矫正与反拨，重新赋予欲望宽广、丰饶的内涵。
　　
　　注释：
　　[1]培根：《论复仇》，《培根随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秦文静：《快意恩仇，理情同存——论<基督山伯爵>与<天龙八部>复仇形态的异同》，文教资料，2010年，第18期。
　　[3]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引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马传江 陕西咸阳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712082）

• 马传江： 欲望叙事:追逐与阻滞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