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受到人的思潮的重大影响，为人生的文学批评都带着改造社会的热切希望，也都十分注重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强调文学在人生之中所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重建文学与重建生活成为人生派的初衷，也成为人生派走向文学和走向生活的双重目标。同为人生派成员的周作人和茅盾，在思想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因为个性不同，思考人生的方式不同，接触的社会运动不同，他们的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差异。本文试从谈人的问题、谈人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谈科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三个方面来说明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茅盾 周作人 人的问题 人生与文学 科学与文学
　　
　　“五四”时期，崇拜个性、崇拜自我的思潮开始形成并弥漫在时代氛围之中，反映在文学界里，就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意识和个性的独立自由。在“五四”时期，不论作家的创作个性呈现什么样的特色，是激烈也罢，是深刻也罢，是温和也罢，是以解剖社会为主也罢，是以歌唱爱情为主也罢，是属于浪漫派也罢，是属于人生派也罢，都免不了要对人的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大都围绕着对于人的肯定而展开。所以，“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人的讨论为中心，以人为何物为基本内容的人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一时代大潮中，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周作人和茅盾，在思想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周作人以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参与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提出了人的文学和人生的文学等口号，即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茅盾同样强调文学要与大多数相结合，要有人类性，可见茅盾也接受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同时，茅盾的表现人生和指导人生，与周作人对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解释也是有其相通之处的。但是，人生派的内部又是有着思想分歧的，周作人与茅盾因为各自的个性不同，思考人生的方式不同，接触的社会运动不同，他们的思想有着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谈人的问题
　　同是谈人，周作人立足于个人，即以个人为本位，把个人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他讲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出发的带有阶级性的人类之爱。在他看来，不论是同情平民的还是同情贵族的，只要情感是真挚的、普遍的，都是平民的文学，都是真的文学、好的文学；而茅盾立足于平民，探讨的是平民的解放。他讲人道主义，是从平民出发的，在平民的范围之中来界定人道主义的内涵。在茅盾看来，平民与贵族是不能相容的，他对平民文学的阐释，有着很强烈的阶级色彩，他坚决反对贵族文学与贵族精神：“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谟克拉西充满在文学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下一个字是为人类呼吁的，不是供贵族阶级赏玩的；是‘血’和‘泪’写成的，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是人类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1]茅盾把人道主义只给了平民文学，“惟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2]。
　　茅盾和周作人的结论很不相同：周作人从人出发，完成了超阶级的人类之爱的营构；茅盾从人出发，归结到人类应当划分出阶级。周作人谈人是一个人性论者；茅盾谈人则是一个阶级论者。尽管这一特点在早期茅盾的思想中还没有后来那样明确和坚定，可已经相当突出，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谈人生与文学的关系
　　1.谈人生的问题
　　同是谈人生，周作人所谈限于文学对于人生的解释，文学影响于人生，为了防止文以载道，他及时地提出了文学的无功利说，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加以限制。茅盾则强调了文学表现人生和指导人生的功能，惟其强调了“指导”，要求作家应当具备指导人生的能力。茅盾强调“新文学家却非研究过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不办”[3]，就已经显露出了他对理性思维在创作中作用的重视。茅盾在早年也曾批判过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但对自己赋予新文学以新的宣传功能未作任何反省。他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对文学的功利提出过补充意见，以防文学功利过重而失去文学本性。
　　2.谈为人生的文学
　　谈为人生的文学，周作人一开始就担心它会成为一种唯一的文学思想失去文学的多元性，所以，他虽主张过排斥其它流派，但同时也认为文艺不能过于统一，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文艺上的思想宽容。他曾告诫人们不要单依自己的成见骂倒与主义相反的文学，应该平等看待各个流派。茅盾在强调文学的为人生上远比周作人坚定，他从来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对于为人生的文学观作更进一步的限制，而是把它作为文学的多元选择之中的一种来看待。茅盾选择了为人生派，就对它一往情深，全力加以爱护，在分析新文学的创作时，就很着重地分析过一些人对于文学功利的攻击，他的论文《文学与政治社会》就是这样的代表作，他说：“功利的艺术观，诚然不对；要把带些政治意味与社会色彩的作品都屏出艺术的门外，恐亦未为全对。”这与周作人担心文学功利过重的思路正好相反。周作人是在为文学推卸功利，而茅盾则是在为文学争取功利。尽管茅盾在讨论一些具体的创作实例时，也是一个很重视艺术性的批评家，但不能否认，他的着重点是在文学的思想方面的，与周作人的重艺术的着重点是不同的。
　　3.谈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周作人强调科学的作用，他认为，“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情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古代以为个人与人类对立，现在以为个人与人类统一，这都是因为受到科学影响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只是周作人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有所不同。“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4]基于这一估计，他反对完全用科学来解释文学，认为传奇、神话、传说与怪异和荒诞无稽有关，施之以科学的分析，是无用的。“研究文学的人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能够分析文学的成分，探讨时代的背景，个人的生活与心理的动因，成为极精密的研究，唯在文艺本体的赏鉴，还不得不求诸一己的心，便是受过科学洗礼而仍无束缚的情感，不是科学知识自己。”[5]从周作人的论述看，他是说科学不能解决情感的问题，而文学总是与情感相关的。所以，周作人也就自然地认为科学不能成为解释文学的完满手段。总的看来，周作人只是承认了科学对人生和文学的影响，但科学不能彻底改变人生和文学，尤其是文学，依然存在着非科学的内容。所以，尽管他强调科学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但又没有陷入唯科学是从的认识误区之中。就此而言，他确实是深刻的。
　　茅盾则不像周作人那样将文学与科学联系起来加以论证，又将文学与科学区别开来加以说明，他已是一个以科学精神建构自己文学观的典型代表，科学精神成为他的文学观的又一块基石。诚如茅盾所言：“然而我终觉得我们的时代充满了科学的精神，人人都带点先天的科学迷……”[6]“文学当这潮流，焉能不望风而靡呢。”[7]茅盾把文学看作是科学的一部分，至少已经把科学方法移置于文学之中加以运用，认为“文学像科学一样地进行活动：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有它研究的工具，便是诗、剧本、小说”[8]。与周作人相比较，茅盾谈科学与文学的关系更深入，深入到了要用科学原理做文学的思想主脑，用科学的眼光去看人生，用科学的方法去写作。但是，深入也许就是单一，就是片面。茅盾没有讨论科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文学这一根本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讨论科学和文学到底有没有区别这一涉及文学本质的根本问题，这就必然使其言论不那么精当和准确。
　　三、结语
　　从为人生的文学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发展来看，如果说近代只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至周作人才开始在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那么到了茅盾已经将这一命题发展到了极限，使为人生的文学思潮不仅成熟了，而且具备了发生蜕变的条件。所以，在文学研究会中，唯有茅盾才顺乎自然地成为日后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家之一，周作人则注定了要与无产阶级文学格格不入。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周作人和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研究、继承和发展。
　　
　　注释：
　　[1][3]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4]周作人：《文艺上的异物》，《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5]周作人：《神话与传说》，《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6]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7]雁冰：《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1920年，第七卷，第九期。
　　[8]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文学批评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何佳乐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116081）

• 何佳乐： 从为人生的文学看周作人与茅盾批评思想的差异性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