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江淹与刘峻均为南朝文苑的饱学之士，他们的辞赋、骈文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关于他们的身世、生平思想、文学创作等其他方面，还缺乏较为细致的比较研究。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作家个性及作品内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从而使人们对南朝文坛动态有更为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江淹 刘峻 人生际遇 创作 比较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高度评价南朝的江淹（444—505）、刘峻（462—521）两位文士：“梁文之有江淹、刘峻，犹宋文之有鲍照，皆俯视一代。”[1]文中将他们相提并论，极为恰当。江淹的《恨赋》、《别赋》在六朝人的抒情小赋中相当有名，有着浓厚的伤感情调，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而刘峻的《辩命论》（《艺文类聚》、《梁书》作《辨命论》）、《广绝交论》亦为《文选》收录，属于辞赋化的“文”，持论析理，感染力强，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两人的作品，后人均作了汇集校注，李长路、赵威二先生的《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和罗国威先生的《刘孝标集校注》（学苑出版社，2003）都是较好的本子，这为研究江淹、刘峻的生平及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南朝这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江淹与刘峻的生活经历有某些共同之处，其思想及创作亦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
　　一、大致相同的身世，迥然相异的仕途
　　从身世来看，江淹与刘峻一样，均生于北土，尽管祖上都曾为官，但都官阶甚微。二人均早年失怙，生活艰辛。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南史·江淹传》载：“初，淹年十三，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禅一具，将鬻以供养。”江淹在《待罪江南思北归赋》中也曾自称：“况北州之贱士，为炎土之流人”[2]，又在《诣建平王上书》中称：“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3]，并不讳言自己早年的贫困。《南史》中交代江淹的父亲叫康之，曾任南沙令，《文选·别赋》李善注引刘璠《梁典》说到江淹祖父江躭，官丹阳令，均非煊赫清显之职。而刘峻的曾祖刘植为平原郡太守，属五品地方官；祖父刘昶，从慕容德渡河，家于北海都昌县为北海太守，也为五品地方官；及至父亲刘珽为内史之职，也同太守（按，杨勇先生引钱大昕《晋书考异》云：“晋时郡置太守，王国置内史，行太守事，然名称率相乱。如陆云称清河内史，亦称太守。王承称东海太守，亦称内史。”[4]）。《梁书·刘峻传》云：“刘峻字孝标，平原人。父珽，宋始兴内史。峻生期月，母携还乡里。”刘峻父亲去世更早，早年生活更为艰辛。从史书记载来看，刘峻与江淹的身世是大致相同的。
　　不过，后来的人生道路，江淹较刘峻要顺利许多，他逐渐以文辞置身高位。《梁书·江淹传》载江淹事迹：“（齐）明帝即位，为车骑临海王长史，俄除廷尉卿，加给事中，迁冠军长史，加辅国将军，出为宣城太守，将军如故。在郡四年，还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入梁以后，江淹更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梁书》和《南史》的《校勘记》，“侯”应为“伯”之误），于是江淹自称：“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其志得意满之情，毫无掩饰。后人评价他“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姚鼐《珍抱轩笔记》卷八），对时位移人造成的“江淹才尽”一说给予了合理的解释。与江淹相比，刘峻却非常不幸。尽管在南归（486年2月）以后他也有过多次入仕的机会，可惜都错过了。一是求为萧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刘峻愤而不就南海侍郎之职。二是齐郁林王隆昌元年（齐海陵王延兴元年或齐明帝建武元年，即494年），三十三岁的刘峻为萧遥欣豫州府刑狱。《梁书》本传：“至明帝时，萧遥欣为豫州，为府刑狱，礼遇甚厚。”刘峻的才华和文名日显，但仍旧没有重要任职。三是梁天监初年，召入西省，典校秘书，却不慎因“策锦被事”触怒武帝。据《南史·刘峻传》的记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四是他受到安成王秀的嘉许和推重，任安成王秀户曹参军，编纂《类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完成就称病归隐，从此绝意仕途。
　　从存世较多的江淹的作品中，我们没有看到与刘峻有关的文字。大概因为江淹与刘峻年岁相差较大（18岁），且声誉早隆，与他交往的多为豪门势要或文名早显者，如沈约、任昉等，入梁后，江淹也一直地位显赫，而刘峻“贫悴冗散”，与之已有等级界限。而且刘峻个性傲岸，“负才矜地”，不愿攀附权贵，在其存世不多的文字中，亦未曾提及江淹。还有一个原因，大概他们彼此忙于公务，缘悭一遇，刘峻入西省典校秘书不久，江淹就已辞世。从交往来看，江淹与刘峻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综观他们的文学创作又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是值得关注的。
　　二、创作比较
　　1.素材与风格
　　刘峻在《自序》[5]一文中提及冯敬通，列举其与冯的“三同四异”，让人倍感凄凉。无独有偶，江淹也有《自序》（按，校勘记云：“《艺文类聚》卷五、《梁书》题作《自序传》”），他在书中明确表明自己的仕途愿望，“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后来江淹的官职一升再升，远远超过了“二千石”的希求，在《自序》中谦称：“安能精意刻苦，求身后之名哉！故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刘峻亦于《答刘之遴借类苑书》中说：“故鸠集斯文，盖自缀其漏耳。岂冀藏山之石，播于士大夫哉！”二者的口吻极其相似。江淹有《伤爱子赋》一文，表达了对爱子江艽的悯悼，刘峻亦于《自序》中吐露“祸同伯道”、“永无血胤”的苦痛。
　　在刘峻流寓北地期间，江淹就已文藻秀出，蜚声南朝文坛。宋顺帝瑄明三年（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刘峻十八岁时，江淹三十六岁，补记室参军，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寻迁中书侍郎，参掌诏册，并典国史，后在萧子良府邸任职。刘峻亦曾因人求为萧子良国职，齐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刘峻二十六岁时，萧子良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萧子良传》）在萧子良所筵西邸文士中，饱学之士江淹亦在其中。
　　江淹早年的创作，《恨赋》、《别赋》可为代表。其文“秀揽江南，春华敷采；健驱邺下，秋实含滋”[6]，从思想方面说，《恨赋》所写的主要是人生短促、有志难伸的痛苦，《别赋》是离别情绪和背井离乡的悲伤。在感情基调上，刘峻的作品酷似江淹，其《自序》中透露出的生如秋草之悲凉与《恨赋》、《别赋》不谋而合。在《恨赋》中，江淹对笔下的一系列人物一洒同情之泪，如写冯敬通的片段：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右顾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7]
　　这完全是身世坎坷者的牢骚，而刘峻亦曾在《自序》中对冯敬通表达英雄相惜之感，对其遭际报以深深同情。在《辩命论》[8]中，刘峻又将江淹的悲愤思想更进一步，以“命”为话题，历数古今的抑郁之士，“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命意逼似江淹的《恨赋》。隋末王通在《文中子中说·事君篇》中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的评语，用在刘峻的身上其实也很合适，他的《辩命论》、《广绝交论》、《自序》都体现“急以怨”的特点，其实也正是由于“急以怨”，《辩命论》才招致广泛的批评。如秣陵令刘沼作书难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旧唐书》卷六十三载，新安郡王萧瑀“常观刘峻《辩命论》，恶其伤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辩命论》以释之，大旨以为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祸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于命，其弊已甚……”。《新唐书》卷一百一亦载：“瑀爱经术，善属文，性鲠急，鄙浮华。尝以刘峻《辩命论》诡悖不经，乃著论非之，以为人禀天地而生，而谓之命，至吉凶祸福则系诸人，今一于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就“急以怨”的创作风格来看，刘峻与江淹高度一致。
　　2.“天命论”与“止足”、归隐思想
　　江淹一生有较多的拟古作品，其中论及“天命”的不少，如《效阮公诗十五首》[9]中贯串着“天命”无常、祸福难保的思想。诗中提及“天命谁能见”、“天命有定理”、“天道好盈缺”，表现的是祸福难测的忧生之嗟。江淹所说的“命”，指的是“天命”，与先贤鲍照《拟行路难》中“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所言之“命”旨意相同。刘峻在《辩命论》中也有关于“命”的论述，因其终生未能显达，其中流露的绝望情绪更浓。例如：“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命也者，自天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治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总的来说，刘峻论及的“命”，尽管内涵较江淹的更为丰富，但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包括自然灾祸和人为灾祸两个方面。
　　关于“止足”思想，魏鱼豢立“止足传”首开先例，谢灵运《晋书·止足传》踵其事，羊欣、王微《宋书·止足传》均为其流亚。晋宋时期，高门世族视政治特权为自家当然之物，一旦受到损害，就愤愤不平。延及梁代，世易时移，“家本甲族”者也只能收敛锋芒，如《梁书·处士传》称何胤“胤虽贵显，常怀止足”。门第卑微者，更以身跃龙门为意外的幸运，《梁书·江淹传》载江淹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已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江淹的“止足”思想在梁代很具代表性，士人们大都认为，张良式的退居要优于乐毅、范蠡的出走，汉代薛广德及二疏（疏广、疏受叔侄二人）见机也受到较为普遍的称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顿然淡化、消解，使得士人对现实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愤而遁世”[10]，而选择委运随化。刘峻的《山栖志》就是对以上“止足”思想的发展，他除了在文首表明自己“性其然”、“每思濯清濑，息椒丘，寤寐永怀，其来尚矣”，在文末更是营造出一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十式心灵雍乐的画卷渴求平淡宁静的“止足”思想昭然可见。“晚食当肉，无事为贵”、“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浩荡天地之间，心无怵惕之警”、“岂与嵇生齿剑、扬子坠阁，较其优劣”……而这些都是外在的，更有深意的应该是在文中作者真正以审美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用大量篇幅津津于山林、鸟兽、原隰、流霞等自然景物的铺写。
　　魏晋南北朝之际，隐逸逐渐成为社会的风气。江淹在仕途上的失意，使他产生过归隐的思想，《无为论》、《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都渗透着这种意识，有着非常世俗的一面。而刘峻生活在文坛风气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在《山栖志》里，作者无心阐发玄理，而是全力模山范水，热情赞美自然，表达了颐养身心、随遇而安、明哲保身的思想，显得保守了许多。但在当时，刘峻急于摆脱案牍劳形的生活，彻底忘却宦海与俗世的烦恼，欲在明山秀水中寻找一份内心的宁静。这样，较之那些蝇营狗苟之辈，无疑是进步了许多。
　　所要指出的是，尽管刘峻在现实中境遇坎坷，遭遇过众多的打击，但在《山栖志》一文中并没有表现出与现实政治剑拔弩张的关系。在《自序》中还称给他带来厄运的梁武帝萧衍为“命世英主”，在《辩命论》中也将自己遭遇的一切不公归于“命”，能够平静地接受眼前的一切，用“止足”思想慰藉自己疲惫的心灵。总的看来，《山栖志》属于“治世之音”中的“和谐音符”，因为只有在“治世之音”中隐逸文学才能得以流行。物质条件的相对丰厚，精神氛围的相对自由，对于隐逸都必不可少。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梁朝政局相对稳定，这就为刘峻这样的士人的隐遁提供了条件。“隐遁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固然很空灵超脱，但也常常包含了特定的政治理想的成分，这一点已经在许多山林文学、田园文学中得到验证了。”[11]与江淹相比，刘峻的境遇更为坎坷，他晚年隐居东阳，筑室讲学，体现的是更为绝意仕途的实际举动。
　　3.创作用语
　　在创作用语上，刘作与江作有很多相同处，如“敬通”、“交河”、“关西”、“金石”、“宇宙”、“自然”、“王孙”、“绸缪”、“丹墀”、“行藏”、“周流”、“轻尘”、“云锦”、“浊醪”、“青紫”、“耕织”、“金闺”、“雄才”、“豹变”、“异物”、“坎坷”、“天命”、“鬼神”、“祸福”、“絪緼”、“班荆”、“朱霞”、“亹亹”、“檐前”、“哲人”、“驰骛”、“江海”、“青春”、“琴瑟”、“金张”、“许史”、“巑岏”、“隐嶙”、“南楚”、“伯鸾”、“紫茎”、“红华”、“南中”、“青鸟”、“自少迄长”（江淹《自序》中为“自少及长”） ……，以上所列词语，是从刘峻存世不多的作品中找出并与江淹作品进行过比较的。据不完全统计，多达四十余处，从这些词语中，可以窥见他们在思想及创作上的相同之处。
　　三、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知，江淹与刘峻身世相近，早年失怙，生活都较为艰辛。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个性差异之故，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分野，江淹官运亨通，而刘峻潦倒终生。他们生活在南朝“贵族文学”争奇斗艳的时代，诗歌、骈文创作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刘峻更有考订详审、博大精深的《世说新语注》，为后来注疏之圭臬；他们都有《自序》文传世，自叹身世，感时嗟卑，都曾对冯敬通之流的抑郁之士寄予深深的同情；他们在创作中都论及“天命”这一复杂的文学主题，且观点颇为相近；他们作品的感情基调与行文风格都可归于“急以怨”之列；他们都有强烈的儒家济世情怀，亦在历尽世事之后产生过归隐的思想；他们甚至在创作用语上表现出较多的相同之处……江淹、刘峻是南朝文苑的杰出代表，他们出色的文学才华是南朝文苑兴盛的见证。
　　南朝的文坛盛行摹拟之风，江淹是首推的“摹拟大家”、“江淹拟古享大名”[12]。他作有《杂体诗》三十首、《效阮公诗十五首》，拟古酷似前人，而在摹拟中又有所创新。而刘峻的《辩命论》、《广绝交论》等作品也可视为“摹拟”之作，《辩命论》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学一贯谈命主题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摹拟魏李康（萧远）《运命论》的基础上，对社会的黑暗与人情的丑恶作出辛辣的嘲讽。《广绝交论》的着眼点也是“感俗浇薄，慕尚敦笃”，为推演东汉朱穆的《绝交论》而作。两人均能在摹拟的同时进行创新，实属难能可贵。
　　
　　注释：
　　[1]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6页。
　　[2][3][6][7][9]李长路，赵威：《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页，第327页，第3页，第9页，第121-127页。
　　[4]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1-32页。
　　[5][8]罗国威：《刘孝标集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8页，第49-79页。
　　[10]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与影响》，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11]覃召文，刘晟：《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2]周勋初：《周勋初文集（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403页。
　　
　　
　　（张洛 连云港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财经分院 222003）

• 张洛： 江淹、刘峻人生际遇及创作之比较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