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宦海浮沉，经受过许多不幸和打击。面对冷漠残酷的现实世界，他并未被世俗的祸福喜乐所拘牵。为了坚守自己的人格尊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处处表现出超然物外、放旷达观的文化性格。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浅论苏轼文化性格的形成。
　　一、寄情山水
　　苏轼内心的苦闷孤寂是可以想见的，但他是个旷达乐观、随缘自适的人。他的朋友不理睬他，他可以寄情山水，从大自然中获得无穷乐趣，以此来求得心境的安适。苏轼把杭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出任通判时写下了大量赞美杭州西湖的好诗。较为著名的有《饮湖上初情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作者完全陶醉在西湖秀丽的山水中。同时，杭州的自然山水和独特风景也引发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和萌动的诗意。“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铿敲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笔者认为，作者能够寄情山水，从中寻求解脱，源于他对自然山水的独到见解。“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生，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共适。”（《前赤壁赋》）在作者看来，只有拥抱山水，投身自然之中，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同时大自然又像一个温柔的母亲，舒展开她的臂膀，熨平他痛苦的心灵。作者在诗歌中，经常表现出对淳朴自然、悠闲自在生活的向往。在《新城道中二首》里有这样的诗句：“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作者在黄州数年，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常常在大自然中寻找寄托，以闲者自居，并以此自慰乃至自傲。《记承天夜游》中的“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便是这种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吾作乐事也。”（《与子由弟书》）
　　二、向禅宗寻找解脱
　　“乌台诗案”有如晴天霹雳，使苏轼感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和理想的破灭。在苏轼寄情山水的同时，他的信仰也从儒家思想向释道思想转变，寻找精神安慰和感情寄托。“早年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至过陈绝粮》），苏轼在早年读书求仕时读到《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此书，得我心矣”。可见虽然他早年受严格的儒家教育，但天性中还有一份向往自由、渴望摆脱束缚的愿望，这或多或少影响苏轼中老年时的思想。随着仕途的不顺利，老庄思想逐渐占据了他的心灵，并且越来越深。在“乌台诗案”后，因早年家中的奉佛气氛和在杭州交识名僧等原因，他心中的禅宗思想日益滋长，自称居士以表示对佛门的倾心皈依。所以说，苏轼在人生道路上能以超然放旷的态度泰然处之，又与他从佛老思想中吸取精神养料密不可分。
　　在被贬黄州后，他的佛老思想急剧膨胀，认为人生的生死、穷达、进退相辅相依，以老庄的“齐生死、一毁誉”以及佛家的“万物皆幻、四大皆空”来解脱自己。《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中写道：“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他认为，不能把自身看得太重，不能被名利等欲望所羁绊。他在《过居》一诗中写道：“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灭等蚊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生有灭的，万物的生存也跟蚊蚋的呼吸一样毫无区别，那么一个人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想，也就没什么感叹悲伤的了。
　　在苏轼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词中，似乎始终贯穿着“人生如梦”这个主题。苏轼是个哲人，他似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时间与人事的关系，“人生如梦”、“世事如电”的诗词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百步洪二首》：“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作者从水的流逝抒写人生感慨，认为比起人生的短暂迅捷，百步洪的洪流更显得从容。“我坐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只要你心无杂念，物我皆忘，那么时光急流，岁月急逝，洪涛险恶，又奈我何？在《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中也表现出对往事如烟、物是人非的感慨，“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这是苏轼被逐黄州后寻春出郊，重游旧地时所作。黄州可谓是作者的痛苦之地，当作者要离开时，却抒发了对久居四年黄州的依恋之情。“桑下岂无三宿恋，尊前聊与一身归”，“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到故人非”（《别黄州》）。笔者认为，苏轼把黄州作为自己的福地，甚至打算将来回来居住的主要原因是佛老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即使是在作者改任汝州，“尤向君王得敝帐”之时，佛老思想依旧告诫他人生如梦、万事皆空，要清心寡欲，方能如脱钩之鱼，达到超尘拔俗的人生境界。
　　三、学佛老的目的：静与达
　　苏轼通过“寄情山水”、“从禅宗寻找解脱”，本可以真正泯灭烦恼和痛苦，按照佛老思想“物我皆忘，身心皆空”。但在苏词中，“人生如梦”的主题常伴随着深沉的慨叹，在禅宗思想那里并未找到真正的归宿。他谈禅而不佞佛，好道而不厌弃人生，在给朋友毕仲举的信中述说了自己信佛的目的，“佛书旧亦常看，但闭塞不能通其妙”（《答毕仲举书》）。由此可见，苏轼对于佛老思想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态度，体现了一种新的人生追求，即求“静”、求“达”，这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他虽然感慨“人生如梦”、“世事如电”，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始终未脱根尘，这也是苏轼的可爱之处。正是这种“静”、“达”，超世俗、超功利的人生追求，使作者即使面对瞬息万变的仕途，不可预料的风风雨雨，始终能保持泰然处之的旷达气度。这方面的代表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手拄竹杖，脚穿芒鞋，这是苏轼遇雨时的形象，面对渐将降下的大雨，作者毫无惧色，“谁怕”是对眼前风雨的藐视。自然界风雨阴晴启示他，任何风雨都有止息之时，正如人生有祸福喜乐，悲欢离合一样，作者既不以风雨为忧也不以晚晴为喜。他认为只要自己有“一蓑风雨任平生”的胸襟和修养，那么外界的一切变化对他来说，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无差别境界。苏轼中晚年的遭遇使他更加体会到宦海沉浮和人生多舛。他明白功名利禄、穷达祸福都是身外之物，不可豪夺，不能强求，来不喜去不悲。“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他甚至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他要回归大自然，被天地同化，与万物合一。苏轼的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放旷的人生追求，也体现在他“尽人事，知天命”的独到见解上，在《墨妙亭记》中写道，“以为知天命，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在这里，苏轼把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道家“超然物外，顺其自然”、佛家“物我皆忘，身心皆空”的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得到精神的超脱和对现实的超越，融儒道释于一炉。这时，他终于找到了理想与现实、出世与入世的契合点。他在儒家思想中获得了政治生命的动力和勇气，又在佛老思想中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形成了超乎寻常的文化性格。
　　
　　
　　
　　（高诗翔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212200）

• 高诗翔： 浅论苏轼文化性格的形成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