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研究大陆散文相比，对台湾散文研究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一是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台湾和大陆长期隔断，影响了我们对台湾文学，包括散文的了解。尤其散文是抒情写志的文体，在文学作品类型中，它是比较敏感的文体，特定的时空环境，决定了台湾散文变化的快速和纷繁；二是台湾出版体制的民营化，使出版环境比较宽松。笔者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时，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她）送给笔者十多本散文著作，可笔者却是第一次听说他（她）的名字，这就给我们研究者带来了鉴别的难度；三是台湾相对开放，许多编辑、选家和研究家，根据他们各自的水平和癖好，选编各种类型的选本，让人眼花缭乱，难识其庐山真面目，若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很可能误入歧途。可以想象，研究台湾散文，尤其是台湾散文的艺术流变，不仅要阅读大量的散文，还要细致鉴别，把各种散文类型的代表作剥离出来，从变化上勾勒出它们的轨迹，这是何等艰难的工程！著有《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史》的两位青年学者张清芳和陈爱强却知难而上，其学术精神可嘉。
　　《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史》采用年代的划分来勾勒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的历程，把它分为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至今三个时期来加以论述，并把笔墨重点放在七十年代之后，这样的安排，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各个时期所选择的一些散文艺术类型，是经过作者们的精心研读，鉴别出来的。在论述过程中，他们的创新意识十分强烈，如对台湾五六十年代的怀乡散文的艺术评论，作者推出他们的结论：怀乡散文诗意地建构“真实的中国历史”。虽是一家之言，却能自圆其说。又如对台湾散文评论家郑明娳对琦君的《髻》的结尾的评论之评论，都显示了作者既不想嚼别人嚼过的馍，也不愿四平八稳，而是持一种积极求新的心态。或许这样的创新会出现一些偏颇，但是，只有如此，学术研究才会在创新中不断前进。
　　散文艺术流变是一种生动的复杂的文学现象。“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变”与“不变”构筑了一部台湾散文艺术流变史。论著着眼在“变”上，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台湾散文艺术流变史呈现出动态的流变。诚然，“变”是复杂的，俗话说，千变万化，就是这个道理。“变”的因素，变的形态如何从渐变到突变，以及变的后果，都是生动而复杂的。就以对台湾散文艺术流变产生深远影响的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来说，作者写这篇文章有许多主客观原因。在笔者看来，作者余光中是仓促上阵，因为作品基本上是移植一些作者自身的诗歌经验，这就决定了它的影响的特别——既有积极的，又有某些消极的影响。然而就专著《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史》来看，总体而言，无论从纵的线上还是横的面上来看，该书都经过精心布局，形成了一定的谱系。不过，在对一些个体散文家进行论述时，有些作家的笔墨还应该强化，如简嫃，在笔者看来，她是台湾散文艺术蜕变中的代表人物，她的散文创作，前后判若两人，后期她成功运用现代派的色彩意象创作散文，成就赫然，在台湾散文艺术蜕变史上实在应该有她重重的一笔。
　　笔者长期从事散文史的研究工作，深知这种长线研究的艰辛。对张清芳和陈爱强两位作者的努力笔者十分理解。笔者真诚地表示祝贺，为他们的成果鼓掌，希望他们能继续前进。台湾散文是一座富矿，值得研究者们持之以恒地去开采，我们期待着他们的新成果面世。
　　
　　（范培松 江苏苏州大学 215021）

• 范培松： 在学术创新中不断前进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