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渭家族为文学世家，其本人在当时也有一定影响。他在江南期间相继参与了浙东、浙西等一系列诗歌联唱活动，这对于帮助后人了解中唐诗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情况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中唐 吕渭 文学活动
　　
　　吕渭，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生，天宝十四年（公元754年）进士及第，曾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贞元中三典贡举，贞元十六年卒于潭州刺史任上。两《唐书》有传。
　　吕渭一门为文学世家，《唐语林·文学》云：
　　吕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后嗣，儆文学之荒坠”。[1]
　　吕渭在当时虽非著名文人，流传作品也不多，但他曾参与江南诗歌联唱，并三典贡举，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关注他是很有必要的。
　　中晚唐时期幕府唱和的风气很盛，吕渭在大历年间先后入浙东、浙西幕府，并参与了当时的诗歌联唱。我们来看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据《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总集类著录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可知大历年间浙东地区曾有一次规模较大的联唱活动。浙东联唱能够形成，离不开两个关键人物，《文苑英华》卷八九六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载：
　　天宝中，……（鲍防）举进士高第，调太子正字。……为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将薛兼训授专征之命于越，辍公介之。……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以公故也。[2]
　　从《碑》中看，鲍防实为浙东幕府主事之人。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众多的文人就投奔于他，这样形成诗歌联唱活动也就比较自然了。
　　这次活动存在的时间大致应与薛兼训在浙东的时间相对应。据郁贤皓《唐刺史考》，薛兼训在浙东的时间是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至大历五年（公元770年）[3]，浙东联唱存在的时间大致就是在这期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宝应二年到大历五年间吕渭的行踪。
　　据吕温撰《吕府君（渭）墓志铭并序》载：
　　是岁（按即上元元年，760年）越州府君（按指吕延之）捐馆旧部，公以继太夫人在堂，而归路阻寇，从权寓殡，违难安亲，辗转江淮间数岁。兵部尚书薛义（按义误，当为兼）训平山越□浙东，又辟公为节度巡官，假婺州永康令。[4]
　　吕延之卒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冬，那么吕渭丁忧要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或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我们已经知道薛兼训开府是在广德元年四月以后，从墓志铭序的文字看，吕渭应该是在丁忧满后不久于当年入薛兼训幕的。
　　至于他何时离开，同文载：
　　俄以薛氏政乱，解印济江。杭州刺史相里造业文求友，……以团练判官为公淹留之名。居岁余，御史大夫李公涵领浙江西道，表授公大理评事，充观察支使。
　　考《旧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二月甲寅，以兵部侍郎李涵为苏州剌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观察使。”[5]但《旧唐书》卷一二六《李涵传》载：“大历六年正月，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差距甚大，又据《全唐文》卷三九○独孤及《唐故睢阳太守赠秘书监李公（少康）神道碑铭并序》载：“元子曰涵，大历七年夏五月，由尚书兵部侍郎为御史大夫、苏州刺史。”[6]故以七年为准。但一为二月，一为五月，仍不同。这里假设李涵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五月镇浙西，其辟吕渭入府可能还要迁延一段时间。已知薛兼训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七月入朝，吕渭离开必在此之前，这样即便吕渭六月离开薛府，与其在相里造处“居岁余”已不相合，故此处以本纪所载为准，即李涵大约在七年二月镇浙东。这样，吕渭离开薛兼训府的时间应当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二月至七月间。
　　可以看到，在联唱存在的宝应二年到大历五年，吕渭基本上都在薛兼训府中，他是有充分的时间参与到联唱中的。
　　除了时间上的吻合，我们还发现了相关的文字记载。《嘉泰会稽志》卷十云：“兰亭古池在（会稽）县西南二十五里，王右军修禊处。唐大历中鲍防、严维、吕渭列次三十七人联句于此，云：‘曲水追欢处，遗芳尚宛然。名从右军出，山在古人前。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同前卷十八云：“松花坛在云门，唐大历中严维、吕渭茶宴于此，联句云：‘几岁松花下，今来草色平。绕坛烟树老，入殿雨花轻。’”[7]又有葛立方《韵语阳秋》：“唐裴勉与□渭等《鑑湖联句》，有‘兴里还寻戴，东山更问东。’”[8]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有《徵镜湖故事》，联唱者有严维、吕渭、裴晃等多人，上引二句诗即出其中。又有明章潢撰《图书编》卷六四[东山]条载：“按谢安本传，初，安石居会稽，与王羲之、许询、支遁游处，被召不起，遂棲迟东土。唐裴晃与吕渭等《鑑湖联句》有云：‘兴里还寻戴，东山更问安（当为东）’，此会稽之东山也。”[9]可知《韵语阳秋》中“□渭”即是吕渭，“裴勉”为裴晃之误。从这几处记载看我们可以确知吕渭是当时联唱活动中的一员。
　　当浙东联唱逐渐消歇之后，到了大历八年，在浙西湖州，以刺史颜真卿为中心，又慢慢形成了一个新的联唱群体——浙西诗人群。浙西联唱真正活跃起来是在大历八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以后，而其消歇大概在大历十二年颜真卿入朝以后。浙西联唱最后结为《吴兴集》十卷。
　　吕渭参与到此次活动之中最直接的证据是颜真卿的《湖州乌程县杼山县妙喜寺碑铭并序》：
　　……大历壬子岁，真卿叨刺於湖。公务之隙，乃与金陵沙门法海（下17人略）……以季夏於州学及放生池日相讨论。……来年春，遂终其事。前是颜浑（下9人略）亦尝同修，未毕，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书郎蒋志、评事吕渭（下22人略）往来登历。时杼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达、灵煜味於禅诵，相与言曰：“昔庐山东林，谢客有遗民之会；襄阳南岘，羊公流润甫之词。况乎兹山深邃，群士响集，若无记述，何以示将来？”乃左顾以来蒙，俾记词而蒇事。[10]
　　另外《全唐文》卷九一九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传》载：
　　昼（按即皎然）生常与韦应物、卢幼平……吕渭、杨逵，或簪组，或布衣，与之交结，必高吟乐道，道其同者，则然始定交哉。
　　其中涉及皎然与吕渭交结事，从二人事迹看，只能发生在大历年间，故亦可作为吕渭参与浙西联唱的证据之一。
　　在文学研究中，对作家群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群体的倾向总是比个人的活动更能说明某一时期的风气。浙东、浙西联唱“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至大历中士大夫的心理变化，并在诗歌形式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对于盛、中唐诗风的转变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1]。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于其中诗人——包括吕渭在内——参与这些活动的具体情况，应该有所发现和了解。
　　除此之外，吕渭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活动。独孤及《毗陵集》[12]卷三有《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诗，刘长卿《刘随州文集》[13]卷七有《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诗，李大夫即李涵，吕评事即吕渭。据《吕府君（渭）墓志铭并序》知李涵大历十年曾使河北，吕渭从之，故与二人有唱和之作。《无锡县志》卷四有吕渭《奉同丘院长题惠山寺湛长史旧居》[14]，同时收入的还有于頔、韦夏卿、李益等人的同题之作。丘院长，即丘丹，同前同卷有丘丹《惠山寺宋司徒右长史湛茂之旧居志并诗》，其《志》云“贞元六年”。是年吕渭丁母忧，曾赴越中启父吕延之墓，归葬洛阳，故有无锡之行，得以与诸人唱和。
　　通过以上的勾勒，可见吕渭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文士，他积极参与诗歌联唱，与众多诗人都有交往，因此，了解了他个人的活动就等于对当时诗人群体的活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不过本文对其还只是一个浅层次的勾勒，仍需要做更深入的挖掘。可以说，研究吕渭以及相关的诗人群体，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唐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很帮助的。
　　
　　注释：
　　[1][宋]王谠：《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宋]李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
　　[3]郁贤皓：《唐刺史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吕温撰：《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后晋]刘昫：《旧唐书·吕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6][清]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四库全书本。
　　[8][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9][明]章潢：《图书编》，四库全书本。
　　[10]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11]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唐]独孤及：《毗陵集》，四部丛刊本。
　　[13][唐]刘长卿：《刘随州文集》，四部丛刊本。
　　[14]参见《无锡县志》，四库全书本。
　　
　　（董超 陕西西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中文系 7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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